劉昭瑞：《蝶變：澳門博彩業田野敘事》，商務印書館2017年10月出版，763頁，138.00元

倘若不是因為賭場，澳門在大多數國人的眼中只不過是一個小城。在經歷了星爺、發哥和華仔等眾多香港影星的輪番銀幕轟炸后，澳門賭場上的各類賭王、老千、幕后老板和古惑仔成為國人認知澳門的重要影像參照。但真實的澳門博彩業，卻甚少在中國大陸媒體中曝光。以至于很多人提及港澳地區，想到最多的就是以賭場為中心的黑社會。2011年6月，當我告知父親即將要去香港中文大學訪學兩個月之時，他非但沒有替我高興，還憂心忡忡地跟我說：“香港和澳門那些地方的人都是好賭的，你去了之后要萬般小心，切不可染上賭癮！”

殊不知，當我還在香港中文大學交流之時，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劉昭瑞教授就已經開啟了前后持續四年多的澳門博彩業田野調查，后于2017年10月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蝶變：澳門博彩業田野敘事》（上、下卷）一書。劉教授主要的研究領域側重于考古和宗教人類學。向來較為低調沉穩的他，居然做了博彩業的研究，令國內不少人類學圈子的朋友感到驚艷。而這本書另一位神秘的作者霍志釗，是劉昭瑞的博士生，但我們對他所知甚少，網絡上找到他的公開身份是“中山大學澳門校友會會長”，曾任“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常務理事”等職務。

在此理念的影響下，這本七百六十三頁的大書，主要依據數年田野調查積累的材料，分十三章呈現，力圖為世人介紹“底層”視角下澳門博彩業的真實狀況。上冊包括第一至第七章，下冊則是第八至第十三章。作者開篇介紹澳門的基本歷史與現狀，隨即在第一章介紹了澳門賭場的四個不同類型：本土資本賭場、美資賭場、混合資本經營的賭場和港資賭場。從中我們不僅得知澳門“博彩”一詞肇始于1982年澳門立法會通過的《澳門新博彩法》，更明白各類資本進入澳門賭場，是2002年賭權開放之后的事情。不同資本類型進入澳門之后，發展路向各具特色，不僅促使澳門博彩業發展成為澳門當地的支柱產業，同時也將澳門博彩業納入到世界博彩市場體系中。

在第二章中，作者主要介紹了在世界各地博彩業都取得發展的過程中，盡管澳門仍處于領先地位，但要面臨遠東地區賭場、俄羅斯及中亞賭場、南亞次大陸諸國賭場、印支半島各國賭場和東南亞各國賭場的嚴峻挑戰。在此情況下，得益于澳門政府的支持及其獨特的地理環境，澳門的博彩業在2013年達到頂峰，當年營收三千零六十七億元，創了歷史紀錄。但隨后不久，澳門博彩業進入低潮，自2014年以來持續走低。進入第三章后，作者將視線放到賭場周邊，為我們呈現了與賭場相關的各類“社團”、當押業、色情業等不同寄生行業的狀況。以賭場為中心構成的復雜社會生態，對澳門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基于前述“整體觀”的學術訴求，作者不僅關注賭場周邊人群生態狀況，同時對各種相對“隱性”的要素進行介紹。作者在第四章指出，賭場作為一個資本與利益角逐之地，賭場會通過各種各樣“軟”環境的營建來達到利己的目的。無論是賭場中基于視覺和味覺而開展的氛圍營造，還是針對各類“風水”而開展的空間布局，都是為了促進賭場盈利。

盡管如此，澳門博彩業畢竟是政府正式批準的行業，其行業規范是長久發展的根基。因此，作者在第五章介紹了澳門政府如何通過各種手段監管賭場，而賭場內部又如何借助高科技等各種手段來實現內部自控。就政府層面而言，2001年通過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是一個基本的法律約束。在此基礎上，還于2004年通過實施《娛樂場博彩或投注信貸法律制度》，力圖加強與博彩相關的金融市場之經營與管理。

澳門賭場

由于博彩業是一個集高風險和高回報于一體的行業，大量流動人口的涌入，加大了賭場管理的難度，各類違規、違法案件層出不窮。常見的手段有：利用高科技手段作弊、利用假的兌換碼來參與賭博等。這種狀況的持續，不僅促使澳門博彩業管理部門在從業人員準入、法律法規的完善、監管力度的加大等幾個方面進一步規范對博彩業的管理，同時也迫使賭場內部由場區經理、工務、荷官、巡場、監場等不同職位人員構成較為嚴密的管理與監察系統，以維護賭場和賭客的基本權益。其中，澳博系統的揀牌部和監洗部構成賭場監察系統的核心，而經驗豐富的檢察員及更為精確的電子監控系統，成為賭場監察的重要保障。

而與上述作弊手段相關，作者在第七章介紹了賭客的各種“賭戲”和“謀略”。所謂“賭戲”，指的是“賭場與賭客、賭客與賭客之間互動的各種賭法”，作者在形式上將“賭戲”分為紙牌類賭戲、非紙牌類賭戲和電子賭戲三大類。紙牌類有21點、德州撲克、加勒比撲克、賭場之戰等幾種玩法。在介紹非紙牌類的賭戲時，作者還介紹了“番攤”、“牌九”等較具歷史傳統的賭戲，而花旗骰和輪盤則是西式賭戲的代表。此外，賭場盛行的還有“百家樂”和各類博彩機。

在這幾大類賭戲里游走，作者在下冊重點描述了與賭場行業生態最為緊密的幾類人：荷官、賭客、中介人以及扒仔。作為“代賭場坐莊”的人，荷官在賭場盈利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作者在第八章介紹說，荷官身份隨著博彩業的發展而發生比較大的變化，老一代荷官主要在家長式管理下發展，雖然有任人唯親的現象，但是很多人的企業歸屬感較強；新一代荷官不少都由外地人擔任，必須經過正規的面試和十八天左右嚴苛訓練才能上崗。由于資深荷官收入頗豐，故近年報名培訓荷官的人非常多，其中很多都是三十五歲以上月薪八千以下者。賭場通過工作表現、客戶服務和考勤來對荷官進行考核，其中最基本的要求是準確分牌、能用心算快速算出賭客賠付和所得數、能快速解決賭客提出的問題等。此外，荷官除了提供優質服務外，最重要的就是確保賭場盈利。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要求荷官有很強的洞察力，能遏制運勢特別好的賭客，所以每個賭場都有一些“手硬”的荷官壓陣。

此外，作為一個規范的行業，博彩業的發展也推動了大學教育里的博彩專業的發展。然而，與老一代荷官的企業忠誠度較高不同，新一代的荷官雖然有很強的業務能力，但在市場的驅動下，對企業的忠誠度“幾乎為零”。

除了工作在一線的大量荷官，賭場中的主角當然是各類賭客。作者在第九章介紹了活動在賭場上的各類人群。一類是寄生群體，以游走各個莊臺為生，另一類是來自不同地方的賭客。按地域分，賭客人數最多的分別是內地賭客、香港賭客和澳門本地賭客。其中，內地賭客還分早期赴澳賭博的廣東豪賭客和后期不斷涌入澳門的北方豪賭客。不同地區來的賭客之賭博心態不同，大部分是非職業賭徒，但也有一部分職業賭徒。與影視作品中虛構的各類賭場高手不同，澳門賭場中的職業賭徒很少有非常厲害的高手。澳門當地報紙曾經分析了世界頂尖職業賭徒的三個主要類型：“第一類是IQ特高，受過專業統計及數學教育的高才生；第二類多來自一些IQ特高，曾在各類棋賽、牌賽上脫穎而出的高手；最后一類則是自己與賭分割不開，經歷失敗后，在自我控制方面忽然頓悟的高手”，并認為“港澳臺和大陸的華人職賭者只是勉強見于第三類之中。”

既然大家都不是“IQ特高”的那一類，大多數賭客基本上都在通過心理暗示給自己的賭博行為尋找合理性依據。部分賭客會根據自己的運氣好壞來評判賭局的變化，但還有一些賭客則從風水、五行、禁忌和吉祥物等方面給予自己更多心理安慰。

《賭神2》邱淑貞經典劇照

而與賭客的心理不同，與賭場相關的“中介人”、“合作人”、“扒仔”是基于生計的角度來從事也博彩業相關的職業，“中介人”（賭廳廳主）、“沓碼仔”和“扒仔”構成了賭場生態的一個系統。澳門《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對“中介人”有明確定義：“在娛樂場推介幸運博彩者，其工作系給予博彩者各種便利，尤其是有關交通運輸、住宿、餐飲及消遣等，收取由一承批公司支付之傭金或其他報酬。”

“中介人”、“合作人”是澳門博彩行業的重要角色，其中，“中介人”多為各個賭場中賭廳的“廳主”，做得最大的可以做到上市公司；而“合作人”又稱為“沓碼仔”（junket operator），是賭場經紀人，以介紹賭客獲取傭金，這個約一萬人的從業群體，據稱一年曾為澳門帶來兩千四百億直接收益。與前兩種被確認為合法的職業不同，“扒仔”作為專門向賭客推銷高利貸的人員，被視為一種灰色職業。由于個體的身份可以不斷轉變，因此三種群體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沓碼仔”作為合法的職業群體，其行業規則也異常復雜；“扒仔”與賭客之間存在密切利益關系，因此在引誘賭客方面無所不用其極。

總體而言，博彩業作為澳門經濟的支柱產業，其影響力已經深入社會的各個領域。伴隨其中的“新移民”問題、違法犯罪問題和賭客心理問題等，都成為澳門特區政府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因此，作者在最后一章探討了澳門的“控賭之路”。作者首先在學理層面介紹了社交賭博（social gambling）和病態賭博（pathological gambling）之區別，并指出有百分之三十的參賭者有可能成為病態賭博。而以賭為題材的影視劇、網上的賭博交流區和博彩廣告則成為催生賭徒的重要大眾媒介。

鑒于因賭博而出現的種種問題，澳門特區政府于2007年推出“負責任博彩”（Responsible Gambling）概念，而澳門六大博企自2009年7月起不定期參加類似“負責任博彩推廣周”的活動。盡管特區政府一直想在“控賭”方面有所作為，但從實際效果看，并沒有實質性進展，“控賭”之路遙遙無期。

總體而言，作為一本七百六十三頁的厚書，盡管作者文筆很流暢，但因篇幅很長，加上要穿插大量的田野調查和文獻資料，本書的整體敘述較為細碎，可讀性并不算特別強。由于是“田野敘事”，作者在兼顧全面的基礎上，主要是強調資料的豐富性，并在資料梳理基礎上完成了本書的撰寫工作。盡管作者力圖結合歷史與當代，運用田野調查資料和各類文章資料展開敘述，但仍留下些許遺憾。

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作者早就意識到經濟學、管理學等不同學科對博彩業研究的貢獻與局限，但是在行文過程中，卻未對本研究的核心貢獻做太多闡明，甚至也沒有與其他學科領域研究展開對話，而且書的末段亦未做整體性的論述，故這讓本書的學術對話色彩減弱。

另一方面，作者強調研究策略的“整體性”和研究視角的“底層性”，我們雖然看到了圍繞澳門博彩業而形成的各類業態，并對澳門博彩業的從業人員、行業形態和發展過程有了進一步認知，但是并未看到太多澳門民眾對博彩業的看法，也未能聽到管理者太多的聲音。如此一來，盡管我們了解了大量具體信息，可是澳門博彩業在澳門社會體系中扮演的具體角色及其社會反饋，仍未能凸顯，在此意義上講，“整體觀”只是針對博彩業的一個整體，而非基于澳門社會的整體。

當然，出現這些狀況，并不能全都歸咎于作者，畢竟他們在書中已經清楚說明，在真正開展田野過程中，很多管理層是無法接觸到的，因此，作為中文世界首部基于系統田野調查而寫就的著作，這本書全方位展現了澳門博彩業的基本狀況及其走勢。這不僅為我們更加深入的了解澳門社會提供了參照，為我們理解當代博彩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一手材料，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人類學等不同學科在博彩業研究中的諸多可能性。于此而言，這本具有開創意義的作品，會載入博彩業研究的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