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長期以來，全球南方城市都受困于被殖民所導致的結構性問題，以及缺乏高效的經濟增長模式與治理機構等不利情況。嚴峻的條件迫使南方城市走出了屬于自己的城市化道路，互助網絡、自主空間以及城市實踐成為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基礎。然而，在部分政府有意削弱民眾聯盟力量，擴大低收入和工薪階層居民之間的差距的情況下，南方城市的居民又該如何保護民眾互助的寶貴傳統，探尋有價值的生活？本文原載于《波士頓評論》，作者AbdouMaliq Simone是謝菲爾德大學城市研究所高級教授研究員。中譯略有刪減。

近年來，城市研究領域出現了全面的“南方”轉向，這一轉變建立在長期的去殖民主義斗爭、第三世界團結以及對社會現象更加全球化的分析之上。雖然關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本體論問題，以及地理獨特性的重要問題仍然存在；但對于“南方”城市動態的日益關注，放大了城市生活研究中被忽視的維度。

城市化的含義，是通過市場、產業、行政單位和機構的有效交互，努力使土地價值最大化、集中經濟活動和積累利潤，從而產生的特定結構條件。這些方面與廣泛的歷史、情感、定居實踐（settlement practices）以及地理條件交織在一起，產生了獨特的環境。如果說“北方”城市的特點是系統化的法規、治理機構和經濟增長模式，那么“南方”城市的這些條件可謂薄弱（或者說甚至缺乏這些條件）。在這樣的情況下，南方城市讓人們關注它們如何通過其他類型的城市化關系散發活力。它們反映了城市的故事、實驗和決心，城市居民如何找到相互聯系的方法，同時創造自主空間。在這一過程中，南方城市產生了新的想法和實踐。

南方的城市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什么讓人們的生活能夠獨立發展？南方的城市生活面臨著各種形式的掠奪，被當作不成熟的想法和政策的試驗場，并且被剝奪了明智地管理不斷增長的人口所需的物質和制度資源，導致南方的城市生活取決于截然不同的觀察與體驗方式的共存。街道可以是家庭空間、創業空間、閾限空間（liminal space）、節日空間和掠奪的空間。市場可以被改造成非正式的“大學”或表演的排練場所。家庭內部可以成為過路人的中轉站，集體廚房，以及提供特定服務或信息的“專業”中心。售貨亭也可以作為社會交流的神經中心，孩子們做作業的監督場所，小企業家的聚會場所，或者留言處。教堂或清真寺可以吸引來自不同地區和各行各業的人，然后通過工會、婦女團體、儲蓄俱樂部或娛樂中心將他們聯系起來。每個空間都像是一個十字路口，讓來自不同背景和從屬關系的人相遇。

印度欽奈

所羅門·本杰明（Solomon Benjamin）對印度欽奈的里奇街（Ritchie Street）有著如下描繪：在那里，每天下午5點，來訪的商人、服務工程師、宗教教師與世俗教師，跨越了種族和階級，聚集在出售北印度咖喱餅、甜姜茶和甘蔗汁的商店。在集會中，他們不僅會談論貿易和家族聯盟，還會形成新的社會和經濟關系。

事實上，在缺乏結構性援助的情況下，許多人必須找到其他方法來利用漏洞、租約和友誼網絡來補充收入。這些替代方案創造了一個交易基礎，能夠影響政治當局，投資經濟適用房，并改善城市服務。我的工作考察了雅加達龐大的紡織品生產網絡，追蹤大規模工廠生產分散到數百個小單位的過程。每家公司都專門負責服裝生產的一個方面：設計、裁剪、制版、縫制、上扣，但所有工作都垂直整合到幾個大公司結構中。這些單位的低薪工人（通常是女性），通過宗教和婦女協會、臨時的大眾市場、港口的工會以及卡車司機聚集的飲食場所等多重交叉成員身份，形成了一個獨立于公司的、實質性的橫向生產與營銷鏈。

雖然這些努力往往被視作城市居民在面對困難時表現出的韌性，但在經過更準確的分析后，我們會意識到，拼湊 “運營領域”背后蘊藏的勞動。居民并非僅僅依靠韌性打開了獲取資源和機動空間的大門，是系統性的努力帶來了可能性。

這樣的看法，并不是為了弱化許多家庭在維持生計方面所面臨的困難，也不是要減少社區持續受到破壞、包圍和遭受削弱性沖突的情況。從長期被忽視，到生計遭受明顯損害，許多城市人口在確保基本需求時面臨持續且嚴重的困難，因此精疲力竭。長期缺乏社會支持對有孩家庭構成了極為嚴峻的挑戰。那些為創造更好的未來而奮斗的兒童和年輕人，往往必須采取看似絕望的措施來維持生計。

我輾轉了全球南部的許多城市。在這些地方，孩子和年輕人經常聚集在大學校園里尋找食物和乞求施舍；其他人則為交通樞紐和港口做臨時工；還有人在夜生活區拉客，將單身女性作為目標；組織對大型市場的襲擊，劫持汽車，在出租車和公共汽車上劫持乘客，或者把外國勞工作為目標。有些人為受到侮辱和嫉妒的人進行報復，他們表演魔術，搬運貨物，傳遞信息，在停放的汽車或空地上站崗，或在貨幣兌換處為客戶提供臨時安全服務。還有人敲詐店主，或在監獄周圍徘徊，等待家人給親屬送來食物。另一些人侵入墓地的葬禮，從毒梟那里偷東西，或者在當地警察局的盯梢下閑逛。更多的人則會選擇送外賣、裝貨和卸貨、打掃衛生和護理工作，但他們的工資并不比小費高多少。這些孩子通過合法或非法的方式，為更多擁有特權的城市居民付出自己的時間，來維持城市的發展。

這些年輕人的行為揭露了一個事實：城市不過是一個混亂的中斷空間，一個由圍墻、缺口和路線組成的拼湊。它們揭示了建筑環境和基礎設施，以及管理日常交易的監管機構，如何充斥著斷斷續續、反復發生的偷竊。當然，暴力是這些空間中不可分割的一個方面，因為年輕人必須抓住機會、掌握領土。但無論多么暴力、野蠻和具有掠奪性，這些日常活動都將城市放大為一個充斥著斗爭和生存需求的空間。

這些年輕人的行為并沒有被視為過于出格。他們生活在城市中，經常在眾目睽睽之下行事。他們通常在執法范圍之外行動，但可能會在任何時候被警方消滅，而警方不會面對任何上訴。他們之所以能存在，是因為即使沒有固定工作，也總有任務需要人完成，而他們則成為了廉價勞動力的來源；因為這座城市充滿了不可預測的空缺；更是因為盜竊長期以來一直滲透在城市的運作中。所有的居民都曾是被盜竊的對象，盡管道德主義堅持認為盜竊是一種犯罪，但人們默默承認，城市的生存離不開盜竊：城市本身就象征著巨大的盜竊。

但更重要的是，這座城市有著明顯且普遍的破敗：基礎設施年久失修、公務員就業嚴重萎縮、失敗的進口替代物的殘余、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的實踐，為這些幾乎一無所有的年輕人提供了行動的條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城市通過它的破碎來提供資源：它產生了絕對貧困的狀態，但又通過自身運作的邏輯提供了解決方案。與傳統的理解相反，每當政府未能監管好某一個空間時，例如當垃圾收集未能收集到所有垃圾，電力無法到達所有角落，監控攝像頭無法捕捉到每一個活動時，機會就會出現。商店的邊界可以延伸到街道上，家庭和機構的紀律實踐可以延伸到許多集會。

這些延伸反駁了“應該對財產劃清界限或加以保護”的概念；代表了領土和機構的“外溢”并延伸到更大的世界，并在此過程中變為另一種東西。它們揭示了監視、囚禁和分裂如何迫使人們延伸自己的空間和親密感。公寓區延伸為一系列的小攤：摩托車司機的休息空間，舉辦音樂俱樂部和紙牌游戲的“后院小屋”，為等待交通的人提供的臨時住所，蔬菜園和花園，或臨時的洗車行。不同的參與者以不同的借口、通過談判、所有權主張和維護責任創造了這些空間。它們不僅模糊了空間的預期意圖，而且也模糊了權力的問題，即關于“由誰來監督什么”？

城市的延伸也導致城市廣闊的腹地的出現，那里的窮人和工人階級居民日益增多。這些空間將建筑環境：工廠、農田、移民旅館、大型綜合體、購物中心和廉價住房拼湊在一起，讓人不安。這些空間通常沒有明確的聯系，可用于各種用途。在這里，“南方”打破了關于“有價值的生活”的統治計算（ruling calculus），即使邊界仍然頑固且排外，但城市成功地把跨越邊界的活動拼湊在一起。

印度欽奈的交通

在世界各地，城市的經濟價值大多集中在社會經驗的消費：城市的未來在于它能提供多少不同的身份、發起多少事件，以及制造多少趨勢。許多南方城市的新舊“大眾經濟”都通過臨時市場、社區協會和集會來建立聯系。它們是信息交換、規劃和建立社會聯系的工具。此外，他們提倡互助。家庭可能會收留親戚或朋友；鄰居之間或大家庭能一起生產產品或共享資源、收入和材料；臨時設立的商業協會和貿易團體集中資源和影響力，以獲得可負擔的供應，并開辟新市場；宗教機構、地方當局、小企業、護理中心或居民協會聚在一起，互相提供資源。

這些努力反映了一種追求可用性的實際精神，一種以不同方式做事的能力。它們使人們能夠“嘗試”彼此聯系的方式，他們不擔心這些方式是否有效，也不期望它們被強制“延伸”或制度化。

在尼日利亞的拉各斯，面對專橫無情的治安和安全措施，人們把長期磨練出來的、街頭的信息流通稱為“電臺”，人們利用社交媒體來傳播信息。在塞拉利昂的弗里敦，社區之間相互作證，這種溝通方式使當地人最終拼湊出有效措施，以應對埃博拉病毒。在安哥拉羅安達的社區，TikTok內容、音樂剪輯和WhatsApp視頻的傳播，在國家試圖通過分裂城市來集中權力的情況下，營造出一種聯系感。

盡管這些交流方式并不完美，但它們強調了可用性：愿意將信息、圖像、經驗和思想投入到世界上，進行嘗試和重新加工。尼日爾的阿加德茲（一個從西非向地中海移民的關鍵城市），越來越受到歐洲的監視。當地的婦女協會把過往的移民當作自己的孩子，以減少關于歸屬權的沖突。同時，科特迪瓦的阿比讓的年輕人在不同的工作、忙碌和身份中 “尋找”自己的身份，并通過展示特定的品牌或風格，作為標志社會地位和維護自己強烈身份的方式。

除了這些實踐所反映的韌性和創新之外，它們還揭示了計算的形式：結合手邊的材料來創造空間，讓人們可以勉強維持某種生活和歸屬感。這些實踐發生在資源有限，并受制于相互矛盾的需求、忠誠和責任的城市中。這使得城市居民很難確定優先事項：什么是重要的，什么行動方案是最好的，甚至需要對哪些壓力做出回應。在考慮如何將有限的資源用于工作時，有時不確定性是可以接受的；有時，擱置某些事情是有意義的。

當然，社會合作和信息流通的即興網絡可以成為國家和其他機構的資源。他們可以利用自下而上的創造力來擺脫提供社會福利的責任，降低成本。在工業和公共部門的工作崗位消失，非正式創業大量涌現的城市中，國家也經常利用人們對貧窮的恐懼。在一些城市，執政的政治機器煽動著種族和宗教沖突，顛覆當地相互包容的傳統。在其他國家，暴力活動的擴散，以及危險的環境引發了人們對當地資產貶值的擔憂。

在過去幾十年里，工薪階層采取了各種形式的行動主義，讓人們關注他們面臨的挑戰。在南方城市，這些努力和罕見的勝利為更明智的城市生活形式提供了示范。他們通過就地升級、土地共享和工作補償方案，成功地改善了安全狀況。在某些情況下，居民動員起來爭取獲得服務和公民權的具體權利。例如，哥倫比亞卡利的黑人居民抵制了威脅其生計的政府征稅提案；蘇丹喀土穆的居民涌上街頭，要求結束軍事統治；印度德里主要由穆斯林婦女組成的Shaheen Bagh營地創造了一種新的公共領域；#NiUnaMenos女性主義倡議界定了拉丁美洲的性別和社會再生產條款。這些運動（無論是獨立開展，或與專業協會和非政府組織合作）都獲得了氣候正義倡議的補充。

然而，更常見的是，低收入居民發現自己被監視制度、不友好的建筑環境、長時間的通勤和不斷縮小的理想道路所包圍。從印度的廢鈔令，到巴西將黑人定為罪犯，世界各地對窮人發起的新攻擊，威脅著他們在專制政權之外的生存能力。與此同時，政府在低收入和工薪階層居民之間制造出更大的鴻溝，削弱了他們彼此之間的熟悉，破壞了政治聯盟的可能。

低收入和工薪階層居民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工薪階層和中下階層的居民正被擠進所謂的經濟適用房，這些住房都位于大型住宅樓內。在南方的許多城市，這些建筑群正在成為大眾住房的主要形式，這些人唯一的共同點，是拒絕把這些地方視為“家”。在我的第二故鄉雅加，人們對穩定家園的眷戀正在減弱，變得更傾向于流動。

如果我們觀察雅加達的塔樓，就會發現居民和生活方式之間充斥著“無聲”的爭論：伊斯蘭教和LGBTQ青年、年輕的專業人士、勉強達到中產階級的家庭、移民和性工作者為爭奪特定建筑物的樓層控制權而爭吵。然而，如此巨大的差異集中在一起，導致故事、謠言和信息的傳播。與此同時，城市里既有各式各樣、來來去去的人，也有長期地待在這里的人，這使得當地居民的身份永遠無法明確。

雅加達

這些塔樓起到了壓縮的作用，將不同的群體以通用的形式壓縮到一起。雖然存在著不同“壓縮”方式，但我們根本無法清楚地區分它們。這種不透明的形式使居民可以在雷達下進行不同的生活。塔樓像一個缺少定義的場所，一個沒有具體歸屬標準的地方，卻產生了一種和諧感。

這種流動性對年輕一代尤為重要，因為他們愈發覺得自己的故鄉城市受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壞和限制。在那里，公民身份、培訓、遵守規定和公民參與幾乎毫無意義。人們對政府能力日益缺乏信心，臨時社會保障形式的擴大，以及個人在不同地區的高度流動，在這些情況下，如何形成新的社會權威和評估模式？在日益隔離的、碎片化的臨時土地上，允許相互協作的空間又從何開始？又是怎樣的社會“膠水”將不同公共領域的集體行動形式融為一體：從鄰里教會到棚戶區，再到形成封閉社區？這些都是當今關鍵的“城市”問題。

從最受壓迫和看似邊緣的城市地區可以學到很多東西。西巴布亞的查亞普拉堅持著明顯的擴張邏輯和對可利用性。對于城市里的巴布亞居民來說，移民的人數超過了他們，居民們陷入了殘酷的貧困化，他們唯一的資源就是彼此。在這里，集合作為擴展的概念至關重要。這是一種將家庭成員、朋友和同事聚集在一起的方式，以見證他們的共同存在：他們交談、觸摸彼此、吃喝、跳舞、相互開玩笑，并共同祈禱。在這里，等級制度可以通過聚集的無序性而被打破。盡管交易可能會達成，義務也會得到加強，但這種經歷再次證明了聯系的不穩定性。它指向了新的未來，那些未來甚至已經被實踐，并帶來了希望。與其說這些擴展是結構性的、由交換關系編碼的，不如說是技術性的，因為它們在缺乏明確目的地的情況下，不斷推進向前。

城市作為實驗性集會場所的發明（盡管存在障礙，也沒有進步的保證），凸顯了南方對城市知識和生活的持久貢獻。在街道上，無論是善意的還是殘忍的，事件都很容易發生變化，精心制定的計劃和意圖很容易被破壞。然而，居民們仍然有可能互相求助，而不是互相攻擊，以尋求新的想法、達成新的團結。雖然集體行動的影響并非總是可以識別或被衡量的，但它們表明，確實存在無數種共同生活的方式。面對現在和未來的危險時刻，這些可能性變得越來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