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圍內，因熱愛音樂而影響自身寫作的文學家比比皆是，從契訶夫到托爾斯泰，從羅曼·羅蘭到托馬斯·曼，從弗吉尼亞·伍爾夫到威廉·福克納，從村上春樹到米蘭·昆德拉……尤其是昆德拉——一位有著深厚音樂修養的重量級作家和評論家——對文學與音樂的關系有著深刻的洞察力，他在《被背叛的遺囑》中寫道：“十九世紀創造了小說結構的藝術，而我們的二十世紀則為這門藝術帶來了音樂性。”于是，我們看到20世紀的世界文學史尤其是小說史上，音樂性（或曰音樂思維）全面滲透到現代小說的創作之中，如伍爾夫的《到燈塔去》對經典奏鳴曲式的模仿，村上春樹的小說對巴赫《平均律鋼琴曲集》曲式的借鑒，余華提及的霍桑的《紅字》對肖斯塔科維奇《第七交響曲》敘事結構的追隨，托馬斯?曼的《魔山》對敘事交響性的追求，E.M.福斯特提出的“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s）與音樂中“主題動機”或“固定樂思”的對應等等。而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上，深受音樂影響的知名作家并不多見，除了余華（曾專門寫了一本隨筆《音樂影響了我的寫作》），應該首推湘西才子沈從文。

沈從文

美的宗教

西洋音樂文化于晚清加速傳入中國，并在五四時期得到進一步廣泛傳播。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各大城市里的音樂演出活動日益活躍，青年沈從文逐漸接觸到西方古典音樂。1930年，沈從文在信中希望好友王際真學提琴和鋼琴，因為他自己“頂喜歡提琴”；次年，他在青島聽到鋼琴音樂，“和我生命結合，我簡直完全變了一個人”；1934年，他“與馬思聰、梁宗岱三人同聽音樂”，“三個人聽了七小時的悲多汶（貝多芬）等全套曲子”，“影響到此后的一些工作，特別是幾本書，一些短篇，其中即充滿樂曲中的節奏過程，也近于樂曲轉譯成為形象的一些試驗。”此時，西方古典音樂已經征服了沈從文，他成為了音樂這一“美的宗教”的信徒，并致力于在文學中表現音樂。

就這樣，西方古典音樂加深了沈從文對美學和生命哲學的體驗和思考，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審美觀念和信仰。宇宙的目的在人類的思索觀念之外，而音樂啟示他找到生命的皈依之所：“試想憑一種莫扎克（莫扎特）樂曲或可得到救助，將生命從得失哀樂中拉開上升。上升到一個超越利害、是非、愛怨境界中，惟與某種造型所賦‘意象’同在并存。”這便是美的宗教。音樂美所引發的宗教體驗，沈從文稱之為“抽象”，它超越各種限制，“如中毒，如受電，當之者必喑啞萎悴，動彈不得，失其所信所守。”人類的情緒、幻想等種種原始、野性的心理過程和能力，只有音樂而非文學才能充分加以表現：“人在其間形成的情緒，不易用語言解釋，惟音樂可以透入綜合重新給它一個具體的說明”。

同時，音樂還有著廣泛的“療愈”作用。面對文明人感性機能的退化，沈從文憂心忡忡：“人這一萬年以來……把對付自然的嗅覺、聽覺和不能理解的一些鳥獸蟲魚的敏感慢慢地全失去了。或許還可以用種什么意外方法，使一部分潛伏在人本能以內的長處恢復過來。”沈從文的潛意識中，這種意外方法不是別的什么，而正是音樂。超強的聯覺能力是作為自然之子的沈從文感性生命的突出特征，他能從音樂中看到各異的風景，嗅到不同的氣味，體驗種種的情緒，音樂在他那里具有一種更新生命的神奇力量。現代科學證明，音樂通過聯覺（通感）作用，能促使各種感覺彼此打通，確能治療這種感性機能的退化。1949年，各方的批判和攻擊使沈從文一度精神失常，正是依靠音樂的幫助才渡過了這一劫難，長詩《從悲多汶樂曲所得》和一些家書記錄了這次音樂治療過程。尤其是前者，他一再感念地吟嘆音樂的作用，仿佛從一個長長的樂曲中獲得了新生：

它分解了我又重鑄我，

已得到一個完全新生！

于是，西方古典音樂引導和啟示沈從文產生了一種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史上罕見的偉大宗教情懷，進入一種超越小我、走向大我的超凡入圣的境界：“一切好音樂都能把我引帶走向過去，走向未來，而認識當前，樂意于將全生命為當前平凡人生卑微哀樂而服務。筆在手上已工作二十六年，總似乎為一種召喚而永遠向前，任何挫折均無法阻止……”正如貝多芬在《第九交響曲》末樂章“歡樂頌”中所極力表達的理想，音樂將使人類社會的種種隔閡與沖突趨于消融，并以超越語言限制的奇妙力量將全人類緊緊地聯結起來，這也是沈從文從西方古典音樂中體驗到的宗教凈化力和皈依感，他甚至計劃靠音樂來拯救社會與人心。顯然，有人認為這是癡人說夢，但當我們看到如下這樣的新聞報道時，心頭或許也會掠過一絲肅然起敬的頓悟之感：

英國倫敦的不少地鐵車站近日開始播放莫扎特的音樂作為背景音樂，旨在減少犯罪率。1997年開始車站站長Nexus就在個別站臺播放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樂。這些音樂能夠使人平靜，遵守規章制度，繼而減低地鐵犯罪率。

新西蘭第二大城基督城鬧區商家發現，去年開始用擴音器播放撫慰人心的古典音樂后，犯罪事件劇減。這種“莫扎特效應”已成當地政府打擊犯罪的秘密武器。

音樂性寫作

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中，讓音樂思維全面滲透乃至主導小說創作的作家可謂少之又少，沈從文無疑是其中的卓越代表。對于自己的創作，他在與張兆和的通信集中和盤托出：“十余年來我即和你提到音樂對我施行的教育極離奇……文字受繪畫中顏色影響過大，受音樂中組織影響過深，且似乎對于一個樂章過程有相當了解，因此大部分故事，總是當成一個曲子去寫的，是從一個音樂的組成上，得到啟示來完成的。”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沈從文的小說、散文和詩歌乃是一種音樂性寫作的實驗。他尤其注重對古典音樂曲式的借鑒：“故事中的排比設計與樂曲相會通處。尤其是關于重疊、連續、交錯，湍流奔赴與一泓靜止。”

比如說，重復手法是音樂的最基本特征，后來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羅伯特·扎榮茨（Robert Zajonc）將這一心理現象稱為“純粹接觸效應”（Single contact effect），即人們在第二次或第三次接觸到某種東西的時候，會更加喜歡它們，即使他們完全不記得之前見過或聽過這些東西。可以說，沈從文就是善用重復手法的大師，他的早期經典短篇《柏子》（1928）就是重復藝術的代表作，開頭兩段的句式和刻意的重復令人印象深刻：

把船停頓到岸邊，岸是辰州的河岸。

于是客人可以上岸了，從一塊跳板走過去。跳板一端固定在碼頭石級上，一端搭在船舷，一個人從跳板走過時，搖搖蕩蕩不可免。凡要上岸的全是那么搖搖蕩蕩上岸了。

核心意象“上岸”不斷地重復，就像一段樂曲的主題，之后的敘事全部是這一主題的發展和變奏，于是在第二段出現了歡快的節奏性旋律“從跳板走過”、“搖搖蕩蕩上岸”，一如樂曲的呈示部，直到中前段的變化再現“小心小心的走過跳板到岸邊了”，可以視為樂曲的發展部，直到中后段和尾段（“因此柏子從跳板上搖搖蕩蕩上過兩次岸，船就開了。”）再次出現。從頭到尾，“搖搖蕩蕩”的感覺被多次強化，產生一種水上人所習慣的晃蕩感，柏子這種心醉神迷的愛欲渴望和體驗也定下了小說的基調，小說始終回蕩著這一基本節奏。“上岸”這一基本意象，象征著上岸后的愛欲滿足成了柏子們身心迷狂的天堂，露水之緣中性的迷醉、情的信托。

人近中年之際，沈從文開始探索復調藝術在小說中的實驗，其著名中篇《燈》（1942）便是復調小說的一大成果。它有兩條獨立的結構線：大的、套在外面的一條是燈的主人“×男子”向一個“穿青衣服的女人”講述一個“老司務長”和“我”的感人故事，小的、嵌在內里的一條是作為老兵的司務長因“我父親”的緣故，到大城市來伺候“我”，并在“我”身上做著關于“將軍”夢的荒唐而又平實的故事。里外兩條線索鑲嵌復合，如同音樂的兩條旋律線，既相對獨立，又有機結合，彼此構成和聲關系，展開成一個多聲部的整體。更精彩的是，小說結尾又巧妙地編織敘事的圈套：“×男子”在俘獲“青衣女人”的心后，又暗示“老兵的故事”可能是一個謊言，從而形成一條更宏大的結構線。正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復調效果進一步放大。

難能可貴的是，沈從文并非只迷西洋古典音樂，而是熱愛一切美好的音響。要知道，他是在湘西的民間器樂、民歌和戲曲中長大的。他曾建議專攻音樂的青年學生要致力于古典音樂的中國化，鼓勵他們綜合中西方音樂，努力超越貝多芬和莫扎特。事實上，他本人也在文學領域有這樣的嘗試和探索。晚年，他在創作舊體詩時，一方面借鑒西方古典音樂的作曲方法，另一方面注意利用中國傳統的樂器和音樂資源。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沈從文聽聞之后有感于“創造力量的驚人成就”而揮筆寫就古體長詩《紅衛星上天》，其中自覺借鑒古典奏鳴曲的曲式發展方法：“照組織說有肖邦第一鋼琴協奏曲的啟發”。若作成樂曲，沈從文希望利用傳統樂器和音樂素材：“得用中國樂器來編排”，“也許用各種不同有名曲牌湊拼改組，會容易見功！”

悲愴奏鳴曲

對于古典音樂家，沈從文尤其喜愛貝多芬和莫扎特。據說他去世時，放的并不是尋常的哀樂，而是生前最為鐘愛的貝多芬“悲愴”奏鳴曲，足見他對音樂一生的熱愛。如果將沈從文的一生分為前后兩個時期的話，1948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從1948年12月31日在一張條幅上寫下“封筆試紙”四字到1988年去世，在長達四十年的漫長歲月里，沈從文經歷了常人難以忍受的孤獨與苦悶。“從生活表面看來，我可以說‘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說不上，因為如和舊日同行比較，不僅過去老友如丁玲，簡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鄭振鐸、巴金、老舍，都正是聲名赫赫，十分活躍，出國飛來飛去，當成大賓，當時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門，在北新橋上買個烤白薯暖手，坐電車到天安門時，門還不開，即坐下來看天空星月，開了門再進去。晚上回家，有時大雨，即披個破麻袋。”正所謂“人生如樂，樂如人生”，沈從文的后半生，何嘗不是一首“悲愴”奏鳴曲？

可以說，音樂就是沈從文蕭條、黯淡乃至災難性的后半生最大的精神慰藉。1953年，沈從文接到開明書店通知：其作品因內容已過時，凡已印和未印的作品均代為焚毀。正是在同一時期，沈從文將更多的思想和精神寄托放在了音樂上，他甚至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了一臺唱片機，專門聽西方古典音樂，仿佛音樂是對人生最好的療愈。對此，其子沈龍朱先生說：“爸爸并不會成套地給你說音樂反映了什么問題，他說不出來。他覺得好，就是好。爸爸會在唱片當中的紙片上面用毛筆寫上字。英文他看不懂，告訴他是莫扎特的第二協奏曲，他就用中文寫上：‘莫扎特協奏曲，好！’打一個驚嘆號。他認為好的，他會在上頭寫一點字，反復聽。”如果說前半生音樂對于他是進行文學實驗的某種理想和目標，那么后半生的音樂則完全浸潤到他那暗淡的人生與孤寂的靈魂之中。

更令人驚奇的是，沈從文晚年甚至一度想改行作曲。1972年2月，沈從文因病重從湖北咸寧干校回到北京。同年8月，他在給小兒子沈虎雛的信中寫道：“如社會再變，還有第四次改業機會，或許將試學‘作曲子’，倒真是異想天開……若活到七十六歲還有機會接近什么樂舞團，那些年青女孩子會激起我的想象力，寫得出十分好聽的民族曲子。成就肯定將不下于我寫的小故事！”要知道，此時的沈從文已值古稀之年。他從一個舊軍人轉成大作家，又轉成文物研究專家，在干校無法工作時，他還轉而開始寫五言古詩。現在，他突然起念要改業“作曲子”。令人莞爾的是，他說自己“不懂音樂”，他的表侄黃永玉也說他“七個音符組合的常識”也不清楚，連簡譜可能“也讀不清”。

同年4月，沈從文在給學音樂的友人竇達因（九如巷張家好友）回信時提及：“我一生最喜歡的是‘繪畫’和音樂（加上數學），以為真有意思。因為比‘文學’受的限制小，而可以充分發揮想象，充分抒情，自由解釋，不必受‘論’拘束。”在這封信里，沈從文還談及，他受邀為音樂家楊蔭瀏創辦音樂研究所收集大量古代音樂舞蹈史料的情況，后來這些資料編輯成冊，并制成國禮送給友好國家。聯想到上個世紀40年代中期，沈從文還參與編寫過一套三卷本的《中學音樂教材》（1946年8月出版），沈老一輩子與音樂的淵源不可謂不深。

沈從文參編的《中學音樂教材》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因心臟病猝發，在家中病逝，享年86歲。作為20世紀中國最優秀的文學家之一，沈從文曾兩度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他的作品《邊城》《湘西》等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可以說，他前半生叱咤文壇震八方，后半生卻青燈黃卷任浮沉。然而，無論是輝煌還是沉寂，音樂始終是沈從文最鐘愛的精神慰藉，不僅給予他文學創作上的豐厚滋養和啟迪，也一次次將他從苦難的深淵中超拔出來，將他帶至人類精神所能達到的極境。值得一提的是，沈從文的墓碑上刻著兩句他十分得意的名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如果不能深刻理解沈老縈繞一生的音樂情結，便不能洞燭幽微地照見那個“我”，也就談不上能理解和認識“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