嗓子疼了一天，有微微發熱的跡象。家里又沒有抗原，我一下就想到周阿姨，給她發了信息：周阿姨，您那有沒有抗原？我感覺不舒服。

周阿姨一直沒回，我想她可能在午睡吧。結果沒過一會兒就聽到敲門，“小章小章，我給你拿抗原來了。”

我打開了門上的紗窗，只見周阿姨站在外面。“小章，我給你掛門上了啊。別擔心，我們樓有好多了。你們年輕人陽得多，家里又不愛備東西，有什么需要就跟我們說啊。”說罷，就匆匆下樓了。

拿起那袋抗原，心中泛起一陣感動。周阿姨與我非親非故，甚至都沒說過幾次話，但她是我們這棟樓的“樓委會干部”，她全心全意地履行她的職責，而我在這個小區也最信她。

第一次見她，是幾年前她來協調小區改造。改造需要樓上樓下幾戶一起，她作為協調人走家串戶。我說“我要上班，我可盯不了啊”，她說“你盡管上班，我給你盯著”。

我心想現在還有這么閑的人嗎？我其實也信不過，就裝了一個攝像頭。沒想到在鏡頭里，周阿姨幾乎每隔半小時就進來一趟，不時和工人交代兩句。她真的很認真地在“盯”著，雖然我們只見過一面，我只是這棟樓里近200戶鄰居之一。

影視劇里常見一種熱心的北方鄰居大媽，比如“閑人馬大姐”，她們忙前忙后，以超乎想象的熱情和精力，為鄰居排憂解難。這種形象，直到見到周阿姨，我才相信她們真的存在。

在之后的日子里，這樣的事情發生過很多。比如小區封控的時候我家冰箱壞了，買了新冰箱又不知道送不送得進來，她知道了，很快給我送來了兩張通行證；居家隔離的時候社區安排送菜，結果人手不夠，都是她給街坊鄰居送，聽到她的聲音一層樓一層樓地傳上來。一位快七十歲的老人家，忙前忙后的總是她。

我總覺得，我們樓里的年輕人，反倒是被老年人照顧著。大家對周阿姨的稱呼，也不知從何時起變成了“周書記”，似乎這個只有這個名，才和她熱心腸的形象匹配。

其實曾經的我，對這種非功利的社區互助有些懷疑。我總覺得在這個金錢購買服務的年代，還有什么是需要社區互助呢？衣食住行，都是市場解決的；真有什么問題，找物業就是。我小時候也有很多熱心的鄰居，但今天他們還有多大的舞臺呢？

但最近這些年，卻一下顛覆了我的想象，我才發現那種復古的、純粹的原來這么可貴，這么“有用”。當身邊有了完全可以信得過的鄰居，生活可以變得安心很多。就像疫情期間，當看到周阿姨在群里開始組織互助的時候，我就知道，身邊至少還有一層保障。而當我沒有抗原的時候，我也第一時間想到了她，總覺得她有辦法，她也不會拒絕我的求助。相比于一直早就沒貨的網購平臺，打不通的各種電話，周阿姨卻一定會在微信的那頭給我回復。

我其實并不太了解周阿姨的生平，但她們那一輩人卻似乎總有一點樸素的公共精神。她們真誠地相信，哪怕大家住的是商品房，哪怕人們搬走遷出非常頻繁，但還是需要一種穩固共同體意識，要營造一種“組織感”。

以前看到過一個說法，說是“哈佛大學經過長期的調查研究，發現與配偶、子女、家人、朋友、同事、鄰居等人際關系好的人，幸福感最強”。雖然我不知道準不準，但我想這或許有一定道理。周阿姨她們努力營造一種良好的關系，追求一種古典的社區模式，或許也是她們抵達幸福的一種方式。在自己的晚年，雖然很“閑”，但她們仍然努力追求舒適的鄰里關系，也讓自己獲得被需要的價值。

這兩天，周阿姨又開始忙碌了：2樓的水管凍壞了，她又開始張羅幾戶一起維修了。我們這一棟樓，大概真是離不開她。而一個社會，又何嘗離得開這種簡單而淳樸的熱心腸呢？在那些契約關系抵達不到的地方，人發自本能的善意，真正支撐起了我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