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國公圖書印”考

去年我在故宮參加“千里江山與青綠山水學術研討會”講的是《千里江山圖》的收藏過程與定名考。今天我想從上次談的問題開始，然后談自己在研究這樣一個早期美術史問題中的一些思考和困惑。

因為我在畫院工作，我曾與我們畫院一些畫家老師進行探討，他們談了很多青綠山水的技法。研究很久之后我也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突破，我當時覺得《千里江山圖》在技法上不如《江山秋色圖》成熟。最后我想從文獻上做一些突破， 2013年我曾研究傳為北宋李成的《晴巒蕭寺圖》的定名與作者考，當時發現很多古畫的定名和作者的確定都是比較晚。于是，我由此出發對《千里江山圖》進行了研究。

從去年6月份一直到8月底，我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最后提交論文并到故宮參加了研討會。

我首先研究了《千里江山圖》的收藏過程，畫上有很多收藏印。這些收藏印的印主大多是可以斷定的，比如梁清標、乾隆、宣統皇帝、溥光等。我把重點放在畫心一方“壽國公圖書印”上，這方印在卷尾畫心邊上靠近蔡京跋的地方。這方印已經很模糊了，但可以進行釋讀。 “壽國公圖書印”在范仲淹的《道服贊》上也出現過，我做了一個重合度的實驗，發現它們幾乎可以重合，尺寸也是一樣的。略微有一點不同，因為《道服贊》是紙本，《千里江山圖》是絹本，絹在裱的時候會有拉伸和變形，略微有一點不一樣。 “壽國公”是誰？需要去考察。我找了很久，被封為“壽國公”的人很多，金朝有很多位，這個問題一直得不到解答，我求教臺北故宮博物院的王耀庭老師，我使用的是大家常用的可以檢索的《四庫全書》，王老師用了他們的檢索版的《四庫全書》，他幫我找出元代學者王惲的《秋澗集》中的幾條記載：

《題郎官石柱記后》︰”梁崔氏贈余，與平陽曹氏所藏壽國公故物，同出一石?！?《秋澗集》卷72頁6)

壽國公姓什么？后邊跋：《跋郎官石柱記后》︰”蓋丞相壽國髙公故家物也?！?卷71，頁2—3)

《跋荊公墨跡》︰”予嘗觀壽國髙公所藏心畫水鏡，知此為臨川所書無疑?！?卷71，頁7。)

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這個人滿足三個條件，姓高、封為壽國公、做過丞相。

歷史研究有所謂“孤證不立”，還有沒有其他證據呢？前不久趙華先生告訴我，《道服贊》還有一方印“高氏圖書之印”。最近我去故宮看張伯駒收藏展，這次展覽很多是復制品，可以看出來“壽國公圖書印”和“高氏圖書印”印泥的顏色非常接近，而且蓋的方式也是很接近的，說明是一個人的印章。

有了剛才的三個條件，再去查壽國公，可以非常確切地推斷出“壽國公圖書印”是高汝礪的印，《金史》中有他的傳記，文章非常長，主要講的是他的政績，我們可以概括一下：

金朝大臣，字巖夫，應州金城人（山西），登大定十九年(1179)進士第，……(興定)四年(1220)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進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正大元年(1224)三月薨，年七十一。

從這一點來看，他鈐蓋這方的印的印章不早于1220年。去年，因為我錯誤的信任了《石渠寶笈》對“緝熙殿寶”的識讀，剛好又查到1234年金朝在南宋和蒙古軍隊夾擊之下滅亡，我認為金滅亡后，該畫進入南宋宮廷，并鈐蓋了“緝熙殿寶”印。

昨天余輝先生談到這個印可能不是“緝熙殿寶”。他認為是吳皇后的印，昨天我也問余先生：如果“壽康殿寶”，是吳皇后的印，那么皇家的藏畫怎么會到金國？這種解釋或者是推斷是很難落實，可能性是比較小的。趙華先生對于“嘉禧殿寶”的推斷，會為該畫建立起一個從北宋到壽國公、溥光、元仁宗這樣一個流傳過程，可能相對更符合邏輯一點。

對這個問題在之前我也曾經跟趙華先生討論過，我還請教過南京藝術學院的黃惇先生，他對印論有很深入的研究，他覺得從現在殘存痕跡來說，“康壽殿寶”的可能性小一點，“嘉禧殿寶”可能性更大一點，當然他覺得印風比較像南宋的官印，跟元代的官印上風格上有所差異，需要進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千里江山圖》流傳的經過，這個畫在繪制之后不久被宋徽宗賜給了蔡京，北宋滅亡之后流入金國。由丞相高汝礪收藏，元初由溥光收藏，因為我們不能確定“嘉禧殿寶”還是“緝熙殿寶”，所以只能說溥光收藏之后遞藏經過不明。直到清初由大收藏家梁清標收藏。乾隆時入內府，我們也不知道是乾隆朝還是康熙朝入內府。梁清標收藏之后到乾隆之間沒有任何著錄，雖然有一些收藏家在談論這個事情，如果用比較嚴謹的科學態度來說，只能說“收藏不明?！鼻r候被著錄，并被收入《石渠寶笈·初編·御書房》。

民國年間，由宣統將其賜出宮，從而得以留在大陸，現由故宮博物院收藏。這就是整個收藏過程。

作者及定名考

這個問題很多老師反反復復談到過，而且我們所用的材料都是一樣的，我想每個人對于相同的材料會有不同的解答、識讀去闡釋。首先發現并最早談論這幅畫和著錄是楊新先生1979年寫的《關于<千里江山圖]>》的文章。宋犖是在梁清標家里看到這一卷《千里江山圖》而寫下上面的詩句和附注的。他也認識到：但梁氏、宋氏去北宋已六百余年，從何得知希孟姓王，又何知“未幾死，年二十余”。最后楊新先生下結論說：“因目前我們還沒有找到第二條線索，暫時尊崇梁清標和宋犖的說法，有關希孟的生平資料，這里暫時從梁、宋說法?！?/p>

去年參加研討會之前，我請教過故宮的老師和朋友，因為我也很想抱著一種僥幸，有人幫我拍點兒題簽、包袱皮、木匣子之類的，他們說沒有，布展的時候他們跟我說畫上的題簽可能不是梁清標所寫，昨天余輝老師說到那個題簽，他通過比對說是梁清標所書，我覺得這個可能性還是很大的。這個地方是做一個修正。

我們再來看清代人的著錄，可以看一下，到底宋犖、顧復，他們有沒有見過這張畫。

首先看一下宋犖《論畫絕句二十六首》，前面是一首詩，后邊有一個詩注。

他這首詩對王希孟描述“希孟天姿髙妙，得徽宗秘傳，經年作設色山水一巻?！碑敃r沒有說這幅畫是千里江山圖，即使梁清標說了，定名了，但沒有說《千里江山圖》，這個時候宋犖還不知道畫名，只是稱作“設色山水”，我當時注意到對于蔡京的跋和畫上蔡京的跋是有出入的。

顧復的《平生壯觀》可以看到王濟之的描述，這個長跋也是韋賓老師今天上午的演講所提到的，而且韋賓老師的補充，很多借用的是宋犖和顧復《平生壯觀》的實句。我比較傾向于楊頻老師說的，這個跋也許不是跋，就是一個題記，它的完整性，后面那些傳說王希孟二十歲死或者是怎么的哀悼，這些詞從哪兒來的，我們的確是不得而知。

總之，現在看梁清標之前已經定名“王希孟”，我當時推斷定名在《石渠寶笈》，現在看來站不住腳，因為有題簽。通過這些研究，在我去年提交的論文里邊對比了《千里江山圖》和《江山秋色圖》在技法上各方面的一個對比，由于時間關系不想在這里再說。

我們在研究早期美術史中所面臨的一些困境：

1.古代文獻的大量散佚、缺失與誤傳

我從1995年開始讀碩士時開始從事美術史研究，到現在，我發現很多人在用文獻的時候都喜歡“二手材料”，而二手材料里有很多錯誤；還有不重視版本，大家用材料的時候不注意把文獻的前后順序進行一個梳理，這也會造成一些誤讀；

2.古畫流傳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改裝、重裱、補色等現象

昨天李松老師拍的圖片很明確地可以看到這張畫在重裱之后曾經有一些補色，我當初在看那張高清圖的時候也注意到有很多顏色非常莫名其妙，其實從這個圖可以看出的確是有補色的情況；

3.普通研究者無法近距離接觸原作，即使有高清圖，但存在偏色和像素不夠引起誤判的情況

去年《千里江山圖》展出時，因為展廳光線非常暗，打光的方式也很特別，光線上面打下之后，看到這張畫滿卷褶子，感覺品相非常不好，色彩也是很暗的，不如網上流傳的高清圖鮮艷漂亮。看原作會覺得色彩是很透很薄的。我跟我們畫院畫工筆青綠山水老師在聊的時候，他也是覺得畫工筆畫需要每一層畫顏色特別透明，要用很多次慢慢地去上顏色，當時他覺得王希孟上色太快，上色的遍數不夠，所以有些地方過于厚而剝落?？丛鳎杏X色彩好于高清圖，很透明，當然的確有一些地方是比較厚的，那些“厚”的色彩不合理，可能是補過的，當然我也覺得他在畫的過程中有反復調整，有改的情況，所以有覆蓋。

說到這里，我還是有一個呼吁，我呼吁故宮能不能更多的開放研究資料，特別是對于研究者，比如邀請我們去參加故宮的研討會，能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研究的條件，這樣會對于早期美術史的研究起到一個推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