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7日，著名報告文學作家李鳴生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8歲。

為表達緬懷之情，今天我們特別推出李鳴生先生寫于兩年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七十周年之際的文章《我與人文社，素交三十年》。從《飛向太空港》《澳星風險發射》《走出地球村》到《敢為天下先》，人文社與李鳴生先生長達幾十年的交往已超越友誼。如今斯人已去，再次回顧那些記憶中的點點滴滴，不覺生命倏忽。愿來世我們以另一種形式久別重逢，再續前緣。

我與人文社，素交三十年

李鳴生

三十年來我與人文的交往，不過就是一種“素交”罷了。所謂素交，在我理解中就是一種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尊重，淡然相處，素似花骨，淡如春風。

一轉眼，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七十年了。而我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交往，屈指算來，也整整三十年矣。

三十年不算短，想說的話似乎很多，卻又不知說啥是好。我知道，作家們寫人文社的好文章多了去了，我若再寫一篇，也就湊個數而已。既如此，那就簡單說說我與人文社三十年來的交往情況吧。

我與人文社第一次交往，是1990年。我之所以與人文社交往，緣于人文社主辦的大型文學雜志《當代》。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當代》，乃全國響當當的名刊，盡管那時的我還在一個原始的大山溝——西昌衛星發射場——當兵，但《當代》每期發表的報告文學，都是我的必讀之作。正因此，我記住了《當代》，也記住了《當代》一位編輯的名字，她叫劉茵。

而我親眼見到劉茵老師本人，則是十年之后了。1989年，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第二年初夏的一天，軍藝文學系與《當代》雜志舉辦座談會，那天劉茵老師就坐在我的對面，當我第一眼從座位牌上看到“劉茵”二字時，我喜出望外，甚至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當代》發表報告文學，是我多年來的一個夢想，也是我追求的最高目標，而劉茵老師就是《當代》專門負責報告文學的編輯。于是會后我找到劉茵老師，把我當時正著手創作的一部長篇報告文學的構思和她簡單聊了聊，懇請得到她的指導（當時在場的還有《當代》的年輕編輯楊新嵐）。劉茵老師聽完我的構想后，說，題材很新鮮，主題也很有新意。這樣，你先不要考慮別的，就按照你的這個想法寫完，然后先給我看，我看后再與你聯系。聽了這話，我好似吃下一粒定心丸；劉茵老師的隨和、親切與真誠，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個月后，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二十五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飛向太空港》，當即復印一份，寄給了劉茵老師。這是我第一次給《當代》這樣的名刊投稿，有信心卻無把握。但十天后，我便接到了劉茵老師的電話：稿子看了，不錯，題材新，觀念新，思維方式也很新，我們初步考慮刊用。但書稿太長，不能全文發，你最好能來出版社招待所住兩天，把書稿再壓一壓。我放下電話，興奮不已。但軍藝有規定，學員不能在外過夜，我只好利用周六偷偷溜了出去，然后在劉茵老師的安排下住進了人文社招待所。

人文社的招待所位于人文社的后樓，狹小簡陋，寂寂無聞，若與北京的豪華大酒店相比，最多算個火柴盒。但后來我才得知，中國不少重量級作家都在這個“火柴盒”里改過稿，并由此登上文壇，揚名天下。我在這個“火柴盒”住了兩天，昏天黑地，晝夜不分，頓頓方便面，沒出過一次門。改完稿那天，已是凌晨5點，我站在朝內大街166號的門前，望著初升的太陽，像熬過了整整一個夏天。

大約一周后，我接到一封發自首都機場的來信，打開一看，是《當代》副主編何啟治老師的親筆，大意說，他現在在首都機場，馬上準備登機，但書稿還沒看完，不能及時回復，等出差回來后，盡快復我，不要著急。來信雖短短幾行字，卻令我感動。當時，《當代》的主編是秦兆陽，執行主編是朱盛昌，稿子經何啟治、朱盛昌二位老師終審后，很快決定發表。不過后來我聽劉茵老師說，稿子決定發表前，編輯部也是有過顧慮的。一是此稿題材重大，內容敏感；二是思維超前，打破了某些寫作“禁區”；三是稿子只有保密部門的意見，其他部門還在審查中，結果未卜。發表此稿，是要承擔一定風險的。但是，1991年《當代》第1期，還是用頭條隆重推出了我的長篇報告文學《飛向太空港》（責任編輯是劉茵和楊新嵐）。接著，人民出版社主辦的《新華文摘》等全國上百家報刊先后選發連載了此稿，在社會上引起不小反響。可有關部門的某些人很快找上門來，要追究責任。幸而《當代》挺身而出，為我遮風擋雨，其回答很樸實卻有力：“《當代》編輯部有嚴格的三審制，只要作品沒有泄密問題，其他問題由我們負責?！边@才為我解了后顧之憂。

《飛向太空港》 李鳴生著

隨后，人民文學出版社和《當代》雜志又聯合舉辦了《飛向太空港》作品研討會，會議由社長陳早春先生主持，老前輩屠岸先生及評論家馮立三、雷達、白燁、李炳銀、朱向前等二十多位專家也到場力挺。這是人文社為我舉辦的第一次作品研討會，對我這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作者來說，其鼓舞之大可想而知。1992年，《飛向太空港》獲1990—1991年度全優秀報告文學獎，它既是我的長篇處女作，也是我的成名作。

我與人文社的第二次交往，是1993年。這年2月，我寫完航天系列第二部《澳星風險發射》后，毫不猶豫地又給了《當代》。此稿寫的是中國發射連連失敗的問題，而失敗問題是個很敏感的選題，何況用一部長篇來寫失敗，國內尚無先例。但《當代》經認真商討后，認為此稿雖然寫的是失敗問題，切入角度卻很巧，于是還是在1993年第2期頭條推出了此稿（責任編輯是劉茵和楊新嵐，副主編是朱盛昌、何啟治、胡德培）；接著，人文社主辦的《中華文學選刊》于1993年第2期頭條選發了此稿；再接著，《當代》和《中華文學選刊》在北京聯合舉辦了《澳星風險發射》作品研討會,會議由朱盛昌老師主持。這是人文社為我舉辦的第二次作品研討會。此稿后來獲1992—1993年505杯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首屆《中華文學選刊》獎、《當代》“大科技杯”征文獎、1985—199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炎黃杯”《當代》文學獎、中國改革開放30年優秀報告文學獎、第三屆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

我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第三次交往，是1995年。這年5月，我完成了我的航天系列第三部《走出地球村》。在人文社出書，和當初我希望在《當代》發表作品一樣，是我多年的一個心愿。但我知道，人文社對書稿要求很高，而我的水平有限，于是當此稿還在構思階段——大概是1991年下半年時，我便與人文社編輯部主任李昕先生取得聯系，在他辦公室談了我的基本構想。李昕主任聽罷我的構想后，對其題材和構想都給了充分的肯定，不光提出建設性意見，還對書稿寄予厚望，并一再強調，書稿寫完后一定先給他看！而且在此后幾年時間里，李昕主任也一直關注著這部書稿的寫作進程，每次見面都會問問書稿的進展情況，不光給予我寫作的動力，還為寫好此書增添了信心。所以書稿剛寫完，我便送到李昕主任和劉茵老師的手上。但此稿涉及特殊的歷史時期，涉及復雜的政治背景和中國科技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正如李昕主任后來在此書的序中所寫的那樣：“《走出地球村》真正要寫的已不再是‘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的‘新聞’。作家可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真實用意是以我國第一顆衛星研制的線索為經，以冷戰環境下的國際對抗和競爭為緯，以一批堪稱‘中國的脊梁’的杰出知識分子及其社會活動為中心，對中國的當代社會史進行一次痛切而深沉的整體剖析和全面反思?！币虼耍藭某霭骐y度可想而知。但后經李昕主任和責任編輯龔玉大姐的用心把控，傾力打造，此書還是于1995年12月得以順利出版，而且李昕主任還特意為此書作序，給予我很大的鼓勵：“我認為《走出地球村》不僅是李鳴生個人創作上的一個突破，而且在我國當前乃至整個當代報告文學創作中，它也是獨具價值、獨具地位、獨具光彩的佳作?！?/p>

而與此同時，《當代》也于1995年第4期隆重推出此稿（責任編輯是劉茵和楊新嵐，主編是朱盛昌，副主編是胡德培、常振家、汪兆騫）；接著，《中華文學選刊》于1995年第5期頭條選發了此稿；再接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北京舉辦了《走出地球村》的作品研討會。這是人文社為我召開的第三次作品研討會。1998年，《走出地球村》獲首屆魯迅文學獎。

我與人文社的第四次交往，是1999年。這年《當代》第2期發表了我的報告文學《國家大事》，責任編輯是副主編汪兆騫。兆騫老師既是資深的編輯，又是知名的學者、作家，眼光獨到，思想敏銳，我后來看到他力薦《國家大事》而寫下的編審意見，可謂言簡意賅，深刻精準，一針見血。此稿發表后，被《中篇小說選刊》在1999年第4期選發，后獲中國報告文學首屆“正泰杯”大獎。

我與人文社的第五次交往，是2003年。這一年，中國宇航員楊利偉上天，我的航天系列第五部《風雨長征號》恰好寫完，我便將此稿交到了剛剛出任副社長的潘凱雄手上。凱雄副社長是我的老朋友了，當年人文社舉辦《飛向太空港》研討會時，他就代表《文藝報》到會捧場；后來他在經濟日報出版社擔任總編輯時，還出過我的一部長篇。他到人文社后我們便說好，我的下部書稿交由他出。此稿后經胡玉萍編審和陶良華主任精心編輯，于2003年10月順利出版。本來，此書人文社也是準備要開個研討會的，因當時我正在外地忙于一部電影故事片和電影紀錄片的創作，本已籌備好的研討會只好作罷。此書后來入圍第三屆魯迅文學獎。

我與人文社的第六次交往，也是2003年。這年年底，人文社出版了我的《毛澤東和他的隨行攝影記者》（組稿是副社長潘凱雄，責任編輯是資深編輯龔玉大姐）。此稿屬重大題材，加之照片繁多，送審、編輯、排版等工作都頗費周折。但經凱雄副社長精心策劃、龔玉大姐認真編輯，此書不僅出版順利，且品相甚好。

我與人文社的第七次交往，是2010年。這一年，我完成了我航天系列的第七部《發射將軍》。由于此書很可能是我“航天七部曲”的最后一部，我自己比較看重，經慎重考慮，便同時交到了編輯室主任腳印和《當代》編委楊新嵐的手上。腳印和楊新嵐都是多年的老朋友，又是我很看重、信任的編輯，所以多年前我就有給她倆一部稿子的打算。兩位女將思想敏銳，眼光獨到，看稿速度極快，短短一周左右，便分別給我打來電話。楊新嵐說，稿子不錯，留用了。但考慮到有些內容涉及審稿問題，不能全文發，只能從中選發幾章。腳印說，書稿看了，也送給潘凱雄社長看了，感覺很好。但有一個問題，此稿屬重大題材，按規定，必須走一下送審程序……

聽到“送審”二字，我心跳頓時加快。二十年來，由于我寫的題材幾乎都屬“重大”，書稿總是一次次地送審，而每次送審，我的心里都會經歷一個戰戰兢兢的過程；尤其是第一部書稿被審了一年多，最后還無疾而終，此后似乎便落下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后遺癥，所以有時寧可書不出，也不愿送審。但我也非常清楚，人文社隸屬新聞總署，此稿是必須要走送審程序的。于是我猶豫再三，只有對腳印如實相告：這樣，給我一周時間，我給別的出版社看看，如果別的社可以不送審，那請原諒我的自私；如果別的社也要送審，我再拿回來請你出。

結果，很遺憾，全書最終未能在人文社出版。盡管善解人意的腳印寬容大量，并不介意，我卻感到愧對腳印。而《當代》這邊，由于楊新嵐摘選的五六萬字無須送審，所以《發射將軍》有幸在《當代》2010年第3期得以發表（責任編輯是楊新嵐，二審是編委周昌義，三審是主編洪清波）。此稿后獲“《當代》文學拉力賽”2010年第三站冠軍。

我與人文社的第八次交往，是2017年。這年8月的一天，接到腳印的電話，說希望出版我的《飛向太空港》。此稿27年前發表于《當代》，27年后居然又成了所謂的“經典”，當時多家出版社和文化公司都希望出版此書。而我想保證此書的質量，不希望版本出得太多，所以謝絕了多家文化公司和出版社的好意。接到腳印的電話，我毫不猶豫便答應了，甚至連合同都不用看。此書出版后（責任編輯是腳印和王蔚），三年時間，再版11次，如今總印數已累計三十多萬。

《敢為天下先》 李鳴生著

我與人文社的第九次交往，是2019年。這一年，我完成長篇紀實文學《敢為天下先》后，很自然地便想到了腳印，我總覺得欠她一部稿似的。雖然此書也屬重大題材，但由于此前相關部門有過審查，再經腳印和張夢瑤兩位責任編輯做些技術性處理后，很快得以順利出版。接著，人文社又為此書舉辦了作品研討會，社長臧永清先生主持會議，并在開場白中這樣說道：“李鳴生是人文社的老朋友了。這么多年，非常感謝李鳴生先生對人文社的信任和支持。《敢為天下先》是人文社近期推出的李鳴生的最新力作，也是當代紀實文學又一新的高度。李鳴生是一位有社會擔當、有歷史使命感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滿史詩風范和崇高品格，我想這也是各位專家學者匯聚于此的原因。讓我們懷著對李鳴生先生的敬意和欽佩，來共同探討他的這部最新作品吧?！边@是人文社為我舉辦的第四次作品研討會。

以上，便是我與人文社三十年來九次交往的基本情況。我之所以記錄于此，意在證明，在我三十年的創作路上，人文社的確給過我很大的支持、幫助與鼓勵；甚至說，沒有當年《當代》發表我的第一部長篇，就沒有我的今天。因此，我對人文社一直心存感激！

然而，捫心自問，我的這種感激僅停留在心理層面，而并無什么實際行動，所以總有一種內疚感。比如說，三十年來，記憶中我好像還從未請人文社的編輯們喝過一杯酒，吃過一次飯，每次去到他們簡陋的辦公室，坐在搖晃不定的沙發上，一杯清茶，幾句寒暄，除了談稿還是談稿。盡管其間我也多次想過請他們聚一聚，可不知何故，每次想到要飯桌相見，便躊躇不前。老實說，這還真不是摳門，而是擔心會不會一不小心褻瀆了那份多年來自然生成的純粹？于是便想，對人文社編輯們的最好感激，也許就是盡可能交出兩部像樣的書稿吧。再比如說，幾位曾經給予我很大支持、幫助與鼓勵的編輯老師——陳早春、屠岸、高賢均、陶良華、劉茵、朱盛昌，我本該在他們生前給予應有的關心和照顧，可我還沒顧得上好好關心、感激他們，他們便匆匆駕鶴西去。每當想起這事，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而尤其讓我深感內疚的，是劉茵和朱盛昌兩位老師。劉茵老師是2015年2月28日逝世的，在她去世的兩天前，我還給她打過電話，說等抽空去看望她，不料兩天后，她竟不辭而別。噩耗傳來，我悲痛不已，后悔莫及。劉茵老師是我文學路上的伯樂和恩人，中國不少驚世駭俗、影響深遠的報告文學均經由她手，故在文學界享有“中國報告文學的保姆”的美譽。她高貴的品德、善良的心靈、無私的敬業精神以及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為我樹立了人格的榜樣?？稍谒耐砟?，我卻沒能好好地關心她、照顧她，沒有盡到一個作者對編輯應盡的責任和義務，這事至今我都無法原諒自己。因為在我看來，作者與編輯的關系，不該只是單純的作品的關系，除了作品，還有人情，還有善良，甚至還有悲憫與日常。為表達我對她的追思與懷念，在她的追悼會上，我為她敬獻的挽聯是：

當保姆育作家 嘔心瀝血兩袖清風

做好人愛朋友 良知不滅隱忍一生

朱盛昌老師是2019年1月17日逝世的，本來，好幾年前我就有過計劃，等退休后一定去拜望他。可惜我一次次錯失機會，最終留下遺憾。為表達我對他的追思與懷念，在他的追悼會上，我為他敬獻的挽聯是：

一生寂默大編輯

兩袖書卷真文人

總而言之，三十年來我與人文社的交往，不過就是一種“素交”罷了。所謂素交，在我理解中就是一種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尊重，淡然相處，素似花骨，淡如春風；未見時默想著對方，見面時執手相望，無所不聊；即便彼此天涯海角，非但毫不生疏，反而倍感親近，不為功利，只為懂得與相惜。誠如錢鍾書先生所言：“在我一知半解的幾國語言里，沒有比中國古語所謂‘素交’更能表出友誼的骨髓。一個‘素’字，把純潔真樸的交情的本體，形容盡致?！彼?，在五花八門的人際交往中，我樂意素交。

最后，我想說的是，身為一個寫作者，能與人民文學出版社交往三十年，是我的幸運！而我之所以愿意與人文社交往，一是人文社藏龍臥虎，群賢畢至，既有優良的編輯傳統，又有深厚的人文底蘊；二是編輯隊伍具有較高的人文素質、編輯水平和鑒賞眼光；三是恪守職業操守，善待作家與作品，講道義，重友情，守承諾，有信譽。簡而言之一句話：值得信任。故此，倘若今后還有機會， 我仍愿與之交往。當然了，君子之交，素交為上，我最樂意并享受的，恐怕還是只有素交了。

2020年12月3日匆匆記于北京

李鳴生

四川簡陽人。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著有長篇紀實文學《飛向太空港》《走出地球村》《中國863》《全球尋找“北京人”》《震中在人心》《后地震時代》《德能無量》及“航天七部曲”等二十八部，出版《李鳴生文集》（十六部）。作品曾獲魯迅文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徐遲報告文學獎、全軍文學作品特等獎等。

稿件初審：周 貝

稿件復審：王 薇

稿件終審：王秋玲

原標題：《李鳴生：我與人文社，素交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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