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8日下午，“‘鑄以代刻：中國近代印刷術的變革’暨《鑄以代刻：十九世紀中文印刷變局》新書發(fā)布會”在復旦大學歷史系舉行，會議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新聞出版博物館和中華書局聯(lián)合主辦，由復旦大學歷史系高晞教授主持。《鑄以代刻》是蘇精先生的著作，近期由中華書局出版了簡體中文本。在發(fā)布會上，蘇精先生以“19世紀中文印刷變局”為題發(fā)表了近一個小時的演講，向聽眾介紹了寫作此書的緣起、研究經歷和《鑄以代刻》一書的主要內容。演講后，復旦大學歷史系鄒振環(huán)教授、張仲民教授，宗教學系李天綱教授和上海圖書館張偉研究員等學者就相關問題與蘇精先生進行了交流。

從愛書到寫書

在這次會議上，鄒振環(huán)、李天綱、高晞等幾位學者在談到與蘇精先生的結識時，都提到了他之前的兩本著作——《近代藏書三十家》與《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這是蘇精先生讀博之前，還在圖書館工作時寫作的兩本書，用蘇先生自己的話說，這是業(yè)余的。但這看似主題相關度不高的兩本書開啟了蘇先生作為專業(yè)歷史研究者的學術之路。

“我為什么會寫《鑄以代刻》？最簡單的一句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主題很有意義。三十多年前我出版了一本《近代藏書三十家》，也出版了一本《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都是業(yè)余的作品。就我個人而言，近二十多年來，在我撰寫了藏書家以后，深深了解到自己知識的淺薄，對藏書的內容和思想一點都沒有辦法進一步體會和琢磨。我在自慚形穢、深感挫折之余就想另謀出路。我自己愛書，我本科會念圖書館系也是愛書的緣故，在這種情形下，我想到既然自己無法深入古書的天地當中，那么近代的新書和自己的時代比較接近，總會容易下手一些吧。這是一個投機取巧的念頭，不過我當時的確是這么想的，也開始閱讀了一些相關的文獻，結果我發(fā)現(xiàn)無論是要研究近代圖書的哪個環(huán)節(jié)，寫作也好，印刷出版也好，出版?zhèn)鞑セ蛘叩洳乩靡埠茫總€環(huán)節(jié)都會有一個避免不了的關鍵問題，那就是中國的書如何從傳統(tǒng)的內容和面貌轉變成近現(xiàn)代圖書的內容和面貌呢？要回答這個問題，當然就牽涉到了基督教的傳教士在其中的作用。好在我對傳教士并不是完全的陌生，因為同文館里面就有傳教士擔任教習，有很多傳教士是英文教習，甚至還有總教習，所以我在撰寫同文館這本書的時候多少和他們打過照面。就這樣，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開始做起傳教士和近代中文印刷出版的研究了。”

1992年，46歲的蘇先生辭去了圖書館的工作，前往英國讀書，開始接觸傳教士的文獻。此后二十多年，他的研究都以傳教士為中心，大部分是關注他們的印刷出版活動，有的時候也寫一點新聞史、醫(yī)療史或者翻譯史方面的文章，所出的書，每本都和印刷出版有一些關系， 2000年出版的《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與《鑄以代刻》關系最為密切，內容主題都是關于傳教士引入西式中文活字取代傳統(tǒng)木刻的過程，以及傳教士創(chuàng)立和經營中文印刷出版機構的經驗。既然兩本書的主題一樣，內容類似，為什么還要撰寫《鑄以代刻》呢？蘇先生在演講中特別就這一點做了說明。

“推動西式中文印刷工作主要是英國倫敦會和美國長老會的傳教士進行的。在《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的那本書當中，我只討論了倫敦會傳教士的工作，并沒有涉及長老會的傳教士。我總覺得這是一個嚴重的不足，所以在《鑄以代刻》這本書當中，我就以大約一半的篇幅討論了美國長老會的中文印刷出版事業(yè)，包含他的開端以及先后在澳門、寧波和上海的情況等，我希望能夠因此補充西式中文活字印刷來華的一幅拼圖。

“至于《鑄以代刻》另一半關于倫敦會和東印度公司中文印刷出版事業(yè)的內容，我在開始寫之前考慮了這個問題，覺得要和馬禮遜中文印刷出版的內容要各有重點，盡量避免重復，例如兩本書當中都有討論到馬禮遜的中文印刷出版，但是在前一本書中主要是對他的活動做全面鳥瞰式的回顧，而在《鑄以代刻》的書中我專門深入的探討他從原來的重視、喜愛木刻轉變成提倡和進行活字印刷的原因、過程和影響；又如在《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和《鑄以代刻》兩本書都提到了東印度公司的澳門印刷所，但是前一本書中我集中在馬禮遜字典印刷的這個課題上，而《鑄以代刻》這本書中全面探討了這個印刷出版機構的創(chuàng)立、經營、工匠、管理等。總之，我自己的期許是希望這本《鑄以代刻》可以和先前的書合二為一，主題一致，內容互補。這樣可以比較清楚的呈現(xiàn)傳教士引介西式中文活字印刷的過程，以及他們創(chuàng)建和經營印刷出版機構的經驗。這樣的課題，過去已經有很多的專書與文章問世了，我自己當然希望這本《鑄以代刻》對中國印刷出版史的研究能夠多少有一些貢獻，而不只是一本可有可無的書。”

大量一手史料的運用

蘇先生有個博客，叫“檔案如是說”。這也是他治學研究的一個特點。鄒振環(huán)老師說，蘇先生是有一分檔案說一分話。蘇先生多年來在史料方面用功很深，積累了大量的一手史料，這一點令與會學者頗為感佩。

要說《鑄以代刻》的特別之處，蘇先生認為是他整理和利用了第一手的史料，在史實的建構和敘述上比較具體和細致。蘇先生在研究中利用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也就是當年傳教士們留下的書信內容，由此嘗試重建比較可靠的史實。在演講中蘇先生介紹說，從1992年開始接觸傳教士的文獻之后，他就著手開始抄錄他們的書信以及史料的內容。從倫敦會的檔案開始，擴大到美部會的檔案，后來又再度擴大到抄錄美國長老傳教會的檔案，抄錄文字已經超過了450萬字。這450多萬字的抄錄檔案除了傳教士的檔案之外，還包括了約17萬字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這些檔案內容也不全都是印刷出版方面的內容，也包含醫(yī)療治病、學校教育、禮拜講道和翻譯活動等內容。這些多年積累的檔案，正是蘇先生撰寫《鑄以代刻》和其他幾本書最主要的史料來源。

當然要做到這些努力并不容易，需要相當?shù)哪托摹Ｔ谘葜v中，蘇先生展示了幾張傳教士的書信，有的文字縱橫交錯，相當難認，蘇先生說他剛開始抄錄這些傳教士書信的時候是吃緊苦頭，舉字維艱。而在倫敦讀書期間他還能就著原件摸索，回到臺灣后就只能看膠卷和膠片，那更是辛苦。

傳教士與十九世紀中文印刷變局

《鑄以代刻》探討了從1807年到1873年的六十六年中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發(fā)展西式中文活字印刷取代傳統(tǒng)木刻的過程，以及傳教士創(chuàng)立和經營中文印刷出版機構的經驗。出于傳教需要，傳教士在口說講道以外，又用了印刷出版、學校教育和醫(yī)療等三種工具輔助傳教，結果他們沒有達成把中國基督教化的目標，而印刷出版、學校教育和醫(yī)療卻在中國產生了極大的作用和影響。蘇先生說，從1807年第一位傳教士來華，到1873年第一家傳教士印刷機構賣給了中國為止，傳教士們嘗試了多種印刷方法，包含了傳統(tǒng)的木刻、逐字雕刻活字、半中半西的活字、鑄版、石印和鑄造的西式活字，最后運用了鑄造的西式活字。這就是《鑄以代刻》的緣起。

十九世紀百年的西式活字在中國的發(fā)展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首先是討論和嘗試時期。從傳教士來華到鴉片戰(zhàn)爭前，大約30多年時間，傳教士們在廣州、澳門和東南亞各地，嘗試以各種方法印刷中文圖書，并比較各種方法的優(yōu)點、缺點和他們的可行性。這些討論與嘗試主要是由最早來華并從事中文出版印刷事業(yè)的倫敦會和美國長老會的傳教士進行的，并且倫敦會的傳教士決定開始鑄造中文活字。美國長老會則決定要購買法國人在巴黎鑄造的拼合活字。但是，無論哪一種鑄造的活字，在這段時期內成果都很有限，不便于實用。

其次是準備與奠基的時期。從鴉片戰(zhàn)爭到同治朝的30多年間，鑄造的中文活字進入實用階段，也堅定了在華傳播的基礎。鑄造的中文活字在技術上已經充分具備和木刻競爭的生產條件了，更重要的是，這種印刷中文的方法，在這個時期內已經引起了迫切需要學習西方長技的中國人的注意，有些官員、士紳和商人都對此感到興趣，他們不但購買活字和印刷機，開始使用了，甚至還買來了傳教士所辦的香港英華書院來經營。

第三階段是發(fā)展和本土化的時期。從同光之際到19世紀結束之前，當時國內外形式快速變化，知識分子渴望獲得即時的信息，并且想發(fā)表自己的高見。但是傳統(tǒng)木刻無論滿足大量快速生產的需求，這就讓鑄造的中文活字獲得了加速發(fā)展的機會。這時也有中國人開始自行鑄造中文活字。以西式活字和機器來打印，在這段時間，還成為了有些中國印刷出版機構業(yè)者標榜的宣傳用語。同時中國人也取代了傳教士，成為西式活字印刷在中國傳播的主要力量。因此，到了19世紀結束的時候，西式活字的印刷已經明顯取代了木刻，成為中文印刷的主要方法。

這種生產技術的轉變又進一步引起了中國圖書文化在出版、傳播、閱讀、利用以及典藏、保存各方面的變化。《鑄以代刻》關注的就是在這三個時期當中以技術發(fā)展為主的第一、第二兩個階段。

《鑄以代刻》內容的又一個重點，是傳教士創(chuàng)立經營的七個西式中文印刷出版機構，包含馬禮遜在澳門的印刷所、麥都思在巴達維亞的印刷所、后來遷移到上海以后的墨海書館、倫敦會在香港的英華書院、美國長老會在澳門的華英校書房、寧波的華花圣經書房，以及上海的美華書館等。對于每個印刷所的討論，書中盡量包含其設立經過、管理與經費、工匠與技術，以及產品與傳播等項，這些管理經營和技術的內容涉及許多數(shù)字，如經費收支的金額、印刷出版的數(shù)量、散發(fā)與銷售的數(shù)量和金額等等。

在以上七個傳教性質的印刷所以外，《鑄以代刻》還有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一章。蘇先生介紹，這個印刷所在西式中文活字印刷術發(fā)展的過程中有一定的角色，它以自行生產的半中半西中文活字印刷馬禮遜字典，而馬禮遜個人也向它訂購一批同樣的活字，運到馬六甲使用，后來馬禮遜又依照這家印刷所的方法生產同樣的活字自行使用，所以這家印刷所除了是英國漢學發(fā)展史上一個重要的印刷出版機構，也在西式中文活字發(fā)展的過程中扮演過渡性的積極角色，非常值得探討。

照相石印與活字印刷

在演講中，蘇先生談到一種說法，即取代傳統(tǒng)木刻的是照相石印，而非鑄造的活字印刷。他覺得這種說法有待商榷。蘇先生說，照相石印在十九世紀末期確實狂飆30年，但同一時期活字印刷在中國各地穩(wěn)扎穩(wěn)打地普遍取代了木刻市場，這是事實。活字印刷并不是像石印那樣集中在上海等幾個大都市，而且進入了20世紀以后，石印首先失去了重要的科舉考試用書的生意，而且整個傳統(tǒng)舊學圖書市場衰退之后，石印的聲勢從狂飆回歸到了正常的情況。但是活字印刷的技術穩(wěn)健地在全國各地蓬勃發(fā)展。所以，蘇先生認為要說石印和活字印刷在十九世紀末共同取代木刻是可以的。但是，若說石印而非活字取代木刻，不免以偏概全，言過其實了。

對于這一點上海圖書館的張偉研究員也做了補充。他也認為石印技術確實狂飆突進了30年，但不贊成過分夸大石印的作用。另外，張偉研究員還提到了他發(fā)現(xiàn)的一個很有趣的現(xiàn)象：“石印這個東西本身是德國人發(fā)明的，差不多十九世紀一二十年代英國人和法國人開始使用，我發(fā)現(xiàn)從現(xiàn)在我們接觸到的印刷物品當中，早期的石印基本上都是外國人，傳教士在用。中國人當時還沒有接觸到，雖然已經有傳教士在用石印做中文的東西了，但是中國人開始使用，甚至大規(guī)模開始使用是在十九世紀中期之后，特別是1870年代之后，而那時傳教士和外國人基本上很少用到石印了。”

另外，對于石印狂飆的30年期間的具體情形，張偉研究員在做研究時發(fā)現(xiàn)，墨海書館就有用石印，但并不是單一完全的用石印，“里面是這樣混合制的印刷，一開始是兩種，后來出現(xiàn)了三種，就是木版加鉛活字加上石印。石印雖然一開始狂飆，但是滅亡也是很快的。所以后來的人，包括搞印刷史的人都很少能看到石印的實物，很早的時候就用鋅皮板代替了。19世紀末就開始了，到了民國就普遍使用了，根本不用石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