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大選帶領其政黨印度人民黨勝選擔任總理以來，莫迪像一陣旋風，在全國范圍內的大小選舉中攻城略地，擴大著其執政基礎，也以“廢鈔令”等爭議極大的措施不斷吸引所有人的眼球。

莫迪有意塑造者經濟領導者、強人領袖的形象，很多分析也采信了這套說辭，以經濟發展、人格魅力來解釋莫迪的成功。但在政治研究學者眼中，莫迪的勝利背后，政黨選舉機器的改革和動員不可或缺。這篇文章提到的最新著作，試圖從這一角度理解莫迪時代的印度政治。

Hawa，在印地語中的意思是風、空氣。這個詞在印度政治中也涵義微妙。如果某個政治人物掌控了“風勢”，他就能順風順水走向勝利。所謂大勢所趨即是如此。

在過去的五年里，一個人、一個黨、一種意識形態掌控著印度這個全球最大民主制國家的全部風勢。莫迪精力充沛，如有神助。如今，這位總理六十七歲，身材不高，但在印度的土地上，他的風勢卷挾著無處不在的藏紅花色旗幟——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的黨旗。而長期被壓抑的印人黨意識形態心臟——“Sangh Parivar”，即以印度教民族主義著稱的“同盟家族”（圍繞著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即“國民志愿服務團”為中心的一系列民族主義右翼政治與社會組織的統稱——譯注），也隨之迸射出能量。

莫迪、印人黨和服務團，在2013年由印人黨勝選組閣之后，收獲頗豐。莫迪崛起前，印人黨已經先后以不同化身，奪取過36次邦一級的政權。它也曾經在首都德里組建過聯合政府。在意識形態上，印人黨是印度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的最強有力挑戰者。國大黨則是圣雄甘地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領導的獨立運動遺產。在印度獨立的1947年以前，服務團就夢想著建立一個強大的印度教國家（rashtra），而不是國大黨想要的從多元性中汲取能量的世俗國家印度。

然而，在莫迪離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一省的最高行政長官），成功當選印人黨總理候選人之前，印人黨甚少在“奶牛帶”之外獲得過大勝。“奶牛帶”指的是印度的菱形地圖上位于中央偏西北部的一塊地域，這里普遍在社會風俗上保守，以印地語使用者為主。

曾幾何時，印度人中的其它少數族群——穆斯林、基督徒、錫克人，乃至其它更敏感的印度教徒，都盡量避開同盟家族。同盟家族很虔誠、認真，這沒錯。但他們也令人害怕——他們是激進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甚至在1948年謀殺了圣雄甘地（刺殺甘地的高德西是國民志愿服務團成員——譯注）。印人黨能一時掀起風浪，但是他們的現實訴求則并不奏效。他們真正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訴求包括了禁止食用牛肉、結束對少數族裔的照顧（在他們口中，這是政客為了拉少數族裔選票而采取的“綏靖政策”）、在羅摩大神的傳說出生地——現在是一座清真寺的廢墟上——建立一座印度教廟宇、對巴基斯坦采取極端強硬政策、反對“西化”，用所謂的“真正的”印度式思想和實踐取而代之——比如鼓勵阿育吠陀醫術、鼓勵“屬于印度的經濟學”，等等。

莫迪改變了這一切。2014年，他帶領印人黨取得大勝。這是印度七十年民主制中最戲劇性的選舉結果之一。印人黨不僅僅是在下院即人民院（Lok Sabha）的543個議席中取得282席，還是三十年來第一次由一個黨無需和其它黨派結盟即取得多數。它還實現了創紀錄的“效率”——在每三個有本黨候選人參與競爭的選區中，它贏得了兩個。印人黨的國會議員數量翻了一倍還多，還羞辱了國大黨，干掉了它五分之四的下院議席，只留給它44席。

更多的政治勝利接踵而至。2014年1月時，印人黨只控制著7個邦。而現在，他們和他們的小黨派盟友總共在19個邦級行政區執政——共計印度三分之二的人口。這一紀錄只在1960年代國大黨最鼎盛時才有過。2017年3月，人民黨獲得了最大一次勝利——擁有2億2千萬人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并且獲得了驚人的四分之三邦議會席位。12月，他們在莫迪的故鄉古吉拉特獲勝——開創了從未有過的第六個任期（盡管國大黨盡一切努力反擊，且運用了印度傳統上最有效的政治斗爭工具——反對當權派）。到了3月，印人黨又獲得了東北邊境多民族地區的三個小邦，證明了他們在印地語核心區之外的政治威力。

這些邦的選舉不止具有本地意義。印度的憲制異常復雜，在聯邦院——印度國會上議院的議員間接選舉中，各邦議員的地位非常重要。這意味著印人黨控制聯邦院只是時間問題。接下來，很多聯邦院議員的六年任期即將到頭，面臨換屆，而更多的地方選舉也將展開，印人黨最終會獲得上院多數。至于印度總統和副總統——并非完全沒有權力的國家名譽元首，也在去年進行了換屆選舉，印人黨熟練運作，換上了兩個自己人，他們已經開始了自己的五年任期。

這兩個人都和莫迪一樣，是曾經國民志愿服務團的成員（pracharak）。國民志愿服務團是印度教民族主義諸團體的母體。換句話說，今天，印度排位最高的三位官員全都做過志愿服務團這個組織的義務兵。而志愿服務團曾經因為懷疑和激進暴力有關而被官方禁止。莫迪選擇的北方邦首席部長也足以說明問題：他，約吉 · 阿迪蒂亞納（Yogi Adityanath）并不像莫迪那樣是前志愿服務團成員，而是一位45歲的印度教僧侶。他自創了一個極右翼青年組織，和民間暴力走得很近。他目前最積極最有力的行動，是把公共建筑、圍墻和國道中央隔離帶刷成明亮而虔誠的橘紅色。

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計劃以其他方式取得著進展，不一定那么快，但是志愿服務團足夠耐心。服務團成立于1925年，如今已經有6000余個分支機構。如今，服務團不會放棄這個絕好的機會，以期將印度變為一個純粹的印度教國家。這個想法銘刻于它草創之初的意識形態，這套意識形態誕生于那個時代對歐洲法西斯主義的仰慕之中。服務團看到，無論是地方還是中央層面，印人黨政府在推動諸如嚴禁牛肉、“改革”學校課程（將印度一千年的穆斯林王朝統治歷史輕描淡寫帶過）的政策時，仍然面對著很大阻力，所以他們轉而將印度教徒的抵抗故事浪漫化，贊美說印度歷史上在哲學、藝術和科學等方面的世界領先地位。莫迪將靈活的政治策略直覺和對服務團“家族”的戰略承諾混合起來，后者對此非常贊許。

當莫迪以和藹的父親形象為運動掙得國內外尊敬的時候，他的政府則將自己的忠誠信徒安插到了國家體制的各個層面——從國有企業的董事會，到國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領導層。莫迪政府還富有成效地馴服了大部分印度主流媒體，讓他們在印人黨面前退避三分。很多人還盛贊莫迪清除了那些國大黨時代留下來的，控制著公共生活的高級官僚。不過，就算是那些2014年歡迎莫迪讓印度“免于國大黨荼毒”口號的人，也開始懷疑，莫迪團隊的真正目標不只是擊敗國大黨，而是徹底摧毀這個曾經主宰一切的政治對手。而且。印人黨也不止步于引導國家，而是要牢牢把國家控制在自己手上。

莫迪和他的手下很高興看到人們把當前的政治形勢總結為印度教傳統的自然而永恒的“回歸”。絕望的反對者則常常將莫迪的成功視為某種不可避免的全球強人民粹主義浪潮的一部分——莫迪煽動選民的怒火、抨擊敵人、他在電視節目上的迷惑性聲音與姿勢，都讓他看起來像美國的特朗普、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和菲律賓的杜特爾特。德里的乏味日常也被和倫敦、紐約僵化的舊政治氣氛相提并論。人們似乎無可奈何地把印度選民的選擇說成是當代的黑格爾式世界精神（zeitgeist）。

不過，在新書《印人黨如何獲勝》（How the BJP Wins: Inside India’s Greatest Election Machine）中，伯勒商德 ? 恰哈（Prashant Jha）以簡潔而有力的研究證明，莫迪現象不能僅僅以強人魅力、印度教精神復興和“風勢”加以解釋。恰哈是一名尼泊爾記者，他為印度的一份英文日報——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報導過許多次印度選舉。他并沒有否認莫迪魔術般的政治魅力，也沒有低估在年輕、向上流動的階層中對印人黨許下的承諾的急不可耐的期待。這些承諾包括掃除那些政治上的老調子——“世俗”、“自由”，也包括用印度教徒替換那些已經快不行了的世界主義者，還包括把尼赫魯－甘地家族掃出歷史。這個家族的建國后第四代傳人仍然掌控著搖搖欲墜的老國大黨。（現在的國大黨主席是拉胡爾 ? 甘地，他繼承的是他母親索尼婭 ? 甘地的位置，索尼婭繼承的是她的丈夫拉吉夫 ? 甘地，拉吉夫繼承她母親英迪拉 ? 甘地，英迪拉繼承其父賈瓦哈拉爾 ? 尼赫魯。尼赫魯的父親也做過兩屆國大黨主席。）

盡管如此，作為一位敏銳而有經驗的印度選舉機器觀察者，恰哈傾向于不以故弄玄虛的方式解釋印人黨的勝利。他認為印人黨勝利的秘訣在于周密的工作，而非運氣。在他的解釋中，印人黨的不斷勝利并不是風勢向好的結果，也不是因為國大黨太虛弱，而是來自印人黨的紀律、集中的領導體制、連貫的信息傳遞、雄厚的資金支持和犀利的戰略出手。恰哈詳細地描繪了莫迪浪潮的細節，讓這個故事不再那么神秘。

比如說，莫迪神話般的個人魅力與其說是來自于作為政治家的遠見卓識，不如說是來自于他的低種姓出身和不帶家庭負擔之類的政治優勢（他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疏遠了妻子，并且沒有子嗣）。與之同樣重要的還有他的表演能力：熟練的姿勢和演講風格、對燈光、色彩和鏡頭語言的老到掌握，以及把握觀眾氣氛和感受的能力——尤其是把握他們的憤怒情緒。在去年的北方邦選舉動員中觀看了一場莫迪的演說之后，恰哈這樣寫道：

“他把自己描述為一個為正義而戰的戰士，站在人民一邊，被壞人污蔑。但當披掛上陣之時，他就當起了領袖，把這一切拋諸腦后，因為他沒有私利，沒有什么可以失去。他也提到了陣痛，但這都比不過他的正直，比不過犧牲、比不過讓人民覺得他們正參與國家的偉大任務，絕不是庸碌無能茍且營生?！?/em>

去年，在北方邦這個又窮又缺乏善治的邦進行大選時，印度人正在政府迅雷不及掩耳又爭議重重的廢除舊版大額鈔票運動中掙扎恢復。莫迪宣稱說來這一招的目的是“良藥苦口”，打擊黑錢和腐敗——盡管沒有足夠的小額貨幣來代替這些大額貨幣流通，而中央銀行的印鈔速度也沒有跟上，結果是，這項政策最終是傷害了那些只有一點點積蓄的計日工人和小商販——也就是窮人。

但莫迪成功運用階級仇視為自己帶來的直接影響開了脫。恰哈注意到，這位總理在演講臺上得意地數落富人們（因為廢鈔）是多么狼狽。在一場集會上莫迪挑釁地說：“他們能把我怎樣？我就是個游方僧，隨時可以打包走人?！彼又殖爸S說，以前富人只會說“錢，錢，錢”（money），現在他們只能說“莫迪，莫迪，莫迪”。

他挑動仇恨的功力，在挑動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群體之間的長期矛盾時，最為潛移默化。印度教徒占人口80%，而穆斯林占15%。印人黨的基層成員會直接使用教派主義的語言和流言刺激人群。恰哈援引一位黨工的話，指出這些行為是讓印度教徒覺得自己是受害者，以團結他們。另一位黨工告訴他：“我們想要的就是反穆斯林，就是極化政治。裝什么裝呢？”而莫迪不同于以往擔任地方官員時的做法，在總理任上，他不再運用過激的恐伊斯蘭情節。取而代之的是，他揮動他標志性的手指，用暗示的方式表達出同樣的效果。

在北方邦進行的巡回演說中，莫迪保證說，任何一個有穆斯林墓地的鎮子都應該建設一個印度教徒火葬場（印度教徒一般不傾向土葬——譯注），任何一個在齋月期間獲得了電力供應的村莊也應該在印度教節慶期間得到電力供應。他不需要提到什么具體方面的不平等。事實上，一般來說，在北方邦，穆斯林的社會處境要差于印度教徒。但是長年以來，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宣傳已經在當地造成了國大黨政府利用給穆斯林“派糖”，取悅他們，以穩固自己“票倉”的印象。針對特定群體分發好處的行為，在印度政黨中毫不稀奇，但是印人黨的持續宣傳，成功地把他們對手塑造成了“偏心”穆斯林的形象。

盡管印人黨中的很多人作為個人對穆斯林沒有敵意，但是黨已經發現，沙文主義更多時候是帶來選票而不是失去選票。印人黨的機會不是出于運氣，而是來自1980年以來對世界范圍內圣戰浪潮的恐懼，來自印度的對手巴基斯坦不斷的敵對化和伊斯蘭化。在一場又一場選舉之后，很大一批印度教徒的確對一些信號格外敏感，比如“愛情圣戰”（love jihad）——一場想象中穆斯林男性通過愛情與婚姻搶奪印度教女性的運動（一些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認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女性結婚是對印度教徒的圣戰，從而他們發起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女性結婚的“圣戰”——譯注）。這種敏感讓他們投票給了印人黨。

在莫迪治下，印人黨采用了更巧妙的吸引印度教徒票倉的戰略。印度教擁有一套復雜的等級制度，因而以前印人黨更吸引那些高種姓印度教徒。而莫迪改變了策略。他不僅僅是利用自己的低種姓身份幫助政黨擴大支持面，甚至還嘗試動員達利特——占據印度人口達17%的賤民階層。正如恰哈所示，印人黨通過挑動窮人富人一起反對中等階級，從而獲得在一些選區中的優勢。

在1980年代，印度北方的很多省份大規模實施了一系列確權政策，這些政策擴大了社會流動性最大的中等種姓的權利。在前后數十年，在農村地區傳統上擁有小產權的群體，比如馬哈拉施特拉邦的馬拉塔人（Marathas）、哈里亞納邦的賈特人（Jats）和北方邦的亞達夫種姓（Yadavs）在邦一級政治中都獲得了極大的權力——就業機會和政治影響力。在恰哈看來，正因為如此，很多種姓——傳統上有權的，或者更邊緣的種姓，就覺得自己的機會被剝奪了。于是，印人黨就可以團結這些種姓，形成同盟，反對中等種姓的宰制（dominant，指某一種姓群體在一定地區內對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主導地位——譯注）。

在印人黨最成功的那些選舉動員中，這種種姓政治的動員非常有效。與之同樣重要的，還有印人黨鼓勵的對“非本土”宗教少數群體的排斥。（印度教民族主義將佛教徒、耆那教徒、錫克教徒和穆斯林、基督教徒對立起來。前三者被認為是印度本土宗教。而盡管后兩種一神教來到次大陸的時間分別是1400年和1900年前，他們仍然被排除在外。）

人們常說，莫迪時代印人黨的選舉機器背后有一顆大腦——阿米德 ? 沙（Amit Shah）。這個厲害的古吉拉特人比他的上司更像是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勞動模范。恰哈認為，總理的這位智囊在2014年就開始布局去年的北方邦大選。他推動了一項大大加強黨組織基本盤的計劃，僅僅四個月就通過主要經由手機短信轟炸的宣傳推廣，將該邦的印人黨成員人數擴展了十倍以上。這為他提供了可以用在選舉動員上的海量人力。沙的黨員登記計劃擴展到全國之后，印人黨的黨員人數超過了一億，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政黨。

黨員人數的飛升不僅僅是有了更多可以上門宣傳的人手。恰哈指出了這一變化帶來的兩個后果。首先是它大幅度改變了黨員的構成，使得原來代表上層種姓的印人黨變得更具有廣泛代表性。其次是，這次擴張也潛移默化地削弱了黨內前任領袖們的權力，新加入的力量更忠誠于莫迪，而非和印人黨在意識形態上同氣連枝。黨內的老人家們很多都視莫迪為危險的暴發戶。曾經的印人黨大佬阿德瓦尼（L.K. Advani）曾經暗諷說，莫迪這個野心勃勃的古吉拉特人是個“杰出的項目經理”。而現在，這些意見都不值一提了。

除去黨員人數激增、沙的天才組織能力，以及莫迪的推動力之外，這臺政治機器還擁有另一項優勢。那就是和服務團的關系變化。之前，擔心被其周圍的極端主義氣氛所影響，印人黨一般都和志愿服務團保持一定的距離。但莫迪并非如此。恰哈告訴我們，在1980年代，在他是服務團這個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的一名古吉拉特邦基層成員的時候，這位未來的印度總理擁有一位他事之如生父的私人導師。而這位導師的孩子，是今天國民志愿服務團的領導人莫漢 ? 帕格瓦德（Mohan Bhagwat）。莫迪和帕格瓦德兩人都生于1950年，前后相差兩天。如今他們將各自的組織更緊密結合在了一起。

恰哈指出，阿米德 ? 沙以下的各級印人黨主要領導人的團隊，都由志愿服務團的“老兵”們為主。在帕格瓦德的管理下，服務團的約五百萬訓練有素的成員可以隨時隨地聽候印人黨的調遣。帕格瓦德近期聲稱他可以在僅僅三天之內動員起他手下所有人，而印度軍方則需要六個月。他的發言人很快解釋說這不是在貶低軍方，而是強調志愿服務團比國家機器更對國家忠心耿耿。

印人黨的強化紀律和層層命令可以解釋近來幾年他們如何在國大黨渾渾噩噩的同時大幅攻城略地。在阿薩姆邦，印人黨聰明地“策反”了一名國大黨青年領袖，順道帶來了一大票選民。去年，在曼尼普爾邦和果阿邦，印人黨實際獲得的席位要少于國大黨，但選舉過后，他們立刻就拉攏其他黨派形成了聯合政府，宣誓成立政府的速度之快，國大黨都還沒反應過來。

在2016年哈里亞納邦一個上院席位的間接選舉中，十數位國大黨邦議員不經意間出賣了自己黨派的候選人——他們用錯了填寫選票的筆。印度選舉委員會規定要用紫色墨水筆，然而國大黨議員用錯了筆，導致印人黨支持的候選人最終勝出。很難說到底是有人把筆掉了包，還是有人說服了這些國大黨成員“不小心”犯了錯。

印度的民主制度涉及種種利益。在所有這些例子中，都很可能有權錢交易存在。印度選舉所采用的簡單多數制意味著僅僅勝出幾張選票就可能大勝對手，而勝利者將獲得不成比例的大量政治資源，這些勝利者往往都是能夠拿人錢，“把事情給辦了”的人。

近些年，印人黨在這場游戲中越卷越深。選舉委員會認為，在11月古吉拉特大選之前的三年內的公司捐款，其中八成都被印人黨納入囊中。米朗 ? 瓦什納（Milan Vaishnav）在他重磅、深度而不失風趣的新書《當犯罪也有報酬》（When Crime Pays）中分析了印度政治的黑暗面。他指出，這樣的獻金差異可以視為某種風水輪流轉。因為，在1960年代，國大黨在企業獻金中收獲的數量是其它政黨的三十倍還要多。

這樣的優勢在一些買票成風的地方起到了決定性效果。瓦什納是卡內基基金會的南亞項目的主管。他跟蹤調查了安得拉邦的一場競選，其中他發現，他的一位朋友——恰好是一位候選人——花了四分之三的競選預算來花錢讓人們投他。關于冬天剛結束選舉的三個印度東北部小邦有一份報告，在報告中，恰哈發現，在那加蘭邦，每一張票都是“買”的。甚至有些選民的選票被不同政黨都花了錢爭奪。印人黨和他們的盟友毫不意外地如此輕松拿下了那加蘭和其他兩個邦。

這筆生意并不便宜。 瓦什納引用了一項研究。研究指出，印度2014年全國大選的總成本大約是50億美元。相比之下，美國在2016年總統和國會選舉中的花費是65億美元，而美國的GDP幾乎是印度的十倍。 瓦什納的候選人朋友在安德拉邦議會競選中花費了近200萬美元。遠超法定上限三十倍以上，但他笑著告訴瓦什納說，其他候選人花得更多。 在一些邦，買票的方式是實物而非現金。 比如在南部的泰米爾納德邦，最受歡迎的買選票手段是廚用家電。 古吉拉特邦是一個官方禁酒的省份，在2012年的邦選舉中，當局緝獲了50萬瓶酒，其中不少不乏拿來賄賂選民的可能。

一些人質疑，印人黨和其他黨派的候選人中，是不是很大比例都是名人之后，或是家族王朝的接班人，他們會不會很富有，或甚至是罪犯。 瓦什納觀察到，在印人黨2014年的285名新任議員中，有三分之一背著刑事案件指控，五分之一的人因涉嫌犯罪而被起訴，其中包括強奸和謀殺。更令人震驚的是，瓦什納制作了一份十年內邦和全國選舉的數據庫，其中顯示，有刑事案件的候選人在選舉中勝出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 這表明他們更擅長買票，更擅長恐嚇選民，或者更擅長說服選民相信自己相比守法的競爭對手更有能力“搞定事情”。

這些人為什么要參與政治呢？ 因為這似乎是一項合理投資。 盡管相比獨立后令人窒息的監管主義“許可證治國”（License Raj）時代，今天的印度經濟相對自由化很多，但其粗糙的官僚主義和陷阱重重的法律，仍然為政治家一類的中間人提供了巨大的機會，這些中間人可以幫助他們的“客戶”確保安全和利潤。 瓦什納引用了一份2013年的研究，其中表明，在經過一個任期后，議員公開數據上的財富，平均增長了222％。

莫迪本人一直保持著非同尋常的清廉記錄，至少在頭幾年里，他的政府相對沒有上一屆國大黨執政聯盟的腐敗氣息。 然而，如果看更基層的情況，那么印人黨和國大黨的腐敗程度其實就幾乎沒有什么區別了。 比如，他們在最新的年度預算中加入了一條不引人注目的款項，該條款旨在豁免之前違反了外國政治獻金限制的行為。 在承諾反腐敗之后，莫迪政府還推動了一項“改革”，旨在方便政治捐款者更容易保持匿名。

直到最近，德里的專家們都幾乎一致認為，2019年春天的下一次全國大選中，莫迪會輕松取勝。鑒于他的印人黨領先太多，而國大黨又如此虛弱，許多人都認為印人黨將再次僅憑自身力量就獲得議會多數席位。 莫迪將繼續掌權，并很可能在2024年完全控制上下兩院。

但印度政治變幻莫測。 腐敗方面的更多爆料會增添更多枝節，而給出的政策承諾也在印度現實中陷入困境，風勢似乎正慢慢減退。 國大黨仍然弱不禁風、站不穩腳跟，但它也在聚集力量，畢竟莫迪的許多批評者開始覺得這個印度的老牌大黨是阻止印人黨巨人的唯一力量。 雖然人們仍然在莫迪身上下注，不過最近的趨勢表明，對他來說也許提前宣布選舉會更加明智，不然的話，他有可能會失去一部分議席，從而得跟其他黨派合作組閣。這種情況萬一出現，至少會讓他不那么從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