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吳卓穎 新青年電影夜航船 

不得體、不得已：誤闖聚光燈的邊緣人

——紀錄片《夢與路：小鎮青年 雙面人生》

作者丨吳卓穎

《夢與路：小鎮青年 雙面人生》海報 （圖片來自互聯網）

這部紀錄片的選題很有社會意義，三個故事，龐麥郎、殺馬特、范雨素。他們有著不同的名字，身上帶著各自不同的故事，但是制作方給了他們一個共同的稱謂：小鎮青年。

一、龐麥郎 | 以“不得體”的姿態向上爬

「這是一個披著喜劇皮的悲劇」

在大多數人看來，龐麥郎是個小丑。他自稱是個創作歌手，但事實上大家看到的卻只是一個為人浮夸、滿口謊言、毫無音準與技巧的“草根”，完全不登大雅之堂的《我的滑板鞋》是他唯一能說有傳播度的作品。2015年，《人物》雜志采訪了他，發表了引爆輿論的《驚惶龐麥郎》。有人說他是“想紅想瘋了”、“太土了”。他自從出現在公眾面前，就非常“不得體”。回顧他的成名經歷，從迅速躥紅到黯淡離場，最后被送進精神病院，這個故事，在荒誕之外，其實也有一分悲涼。

《夢與路：小鎮青年 雙面人生》截圖 （圖片來自互聯網）

龐麥郎是底層中最“激進”那批人的代表，他們出身低微、毫無背景，甚至無技能傍身，除了一顆什么都不怕、什么敢做的心，可以說沒別的什么資本了。而營銷公司可能也是看中他敢想敢拼的勁頭，投入百萬資金包裝《我的滑板鞋》，確實達到了效果。在名聲即將變現之時，他選擇了逃避，他把押寶在他身上的營銷公司害了，他資質不足以支撐這份名氣，他的能力也真的配不上蜂擁而至的關注，聚光燈沒有讓他變得星光熠熠，媒體事無巨細的報道和關注反而完全暴露出了他的局促和不堪，正如他自己所說，媒體和記者“用筆做刀，將我最后一點尊嚴刺穿”。

他的故事讓我想到一個問題：底層人可不可能以“體面”的方式“博出位”？

只要社會中還存在階級，那么寒門出身的人想要實現階級跨越，就必然要付出更多，或是時間、或是健康、或是尊嚴。龐麥郎就是一個太想實現階級跨越的底層人，但是他既不是天賦異稟、又沒能勤能補拙。渾身上下，除了滿腔膽氣和執著，可以說一無所有。他不值得喜歡，以他的能力更不可能給華語樂壇留下任何痕跡，大多數人關注他也只是為了看熱鬧。他的故事，與其說是一個唱作人的出道故事，不如說是一種社會議題。

嘲笑他很容易，但理解他卻很艱難。龐麥郎出身農村，也沒讀過幾年書，常年在各地打零工，還總是入不敷出，遭過冷眼也挨過欺負。他的內心沉淀著深深的自卑和怯懦。單薄的教育背景和狹隘的視野，很大程度上確定了他人生的天花板，但是他又極其不認命，極度的自卑激起了他極度的自我表現欲，他執著于成名、執著于光鮮亮麗。他一面拼命想要向前跑，一面無意識地向后退，這種激烈的反差和沖突一直在磋磨他的內心，最終讓他走上了精神分裂的道路。可以說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但更多的可能是“無知者無畏”，但他又極其脆弱，受到一點傷害就立馬縮回自己的殼里。

底層人可不可能敲鑼打鼓、輕輕松松地成功？其實真的很難。生來不帶金湯匙，按部就班的人生就是庸庸碌碌，如果想要突破階級局限，總得做點“出格”的事。龐麥郎可以看做其中的一種極端。正如吳克群為他寫的那首歌：“如果我沒那個命，做不一樣的煙火，能不能讓我用骨頭，懟著地表摩擦”。他的夢很高、心很遠，但是才華實在太少、本領實在欠缺，連作為一種草根文化符號存在的能力都不夠，洪流之中，只得被巨浪吞沒。

二、殺馬特 | 邊緣的生命、無依的靈魂

「時代之風，有時是春風，有時是颶風」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持續推進，思潮百態、人心思變，可以說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時代。政局基本穩定、兩次工業革命的后發紅利疊加，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城鄉兩極分化日益加劇，一群農村青年來到城市，成為漂泊的“新工人”，他們為工業化、城市化付出了汗水甚至生命，一代代工人來到城市，成為新中國的瓦礫與磚石。他們看到的是繁華的都市、先進的技術，自己擁有的卻是貧窮的生活、荒蕪的人生，這在進城務工青年的心中形成了巨大的分裂，強大沖擊下，“殺馬特”文化誕生，并像病毒一般迅速蔓延。

《夢與路：小鎮青年 雙面人生》海報 （圖片來自互聯網）

在外人看來，他們叛逆異端、不知所謂，但是扒開他們刺猬一樣的皮，在那些丑陋、低俗、腦殘的標簽之外，看到的還有辛酸和悲哀。“殺馬特”群體中確實存在一批仗勢欺人的“街溜子”、“小混混”，他們打架斗毆，抽煙喝酒，讓人唯恐避之不及。他們從小輟學、沒見過市面、毫無文化知識、被迫進廠成為機器上的螺絲釘、被人鄙視、容易被騙、孤立無援……“這幫孩子，除了頭發，其實什么都沒有，連和鍵盤俠對罵都不是對手。”他們掌握不了自己的人生、掌握不了自己的勞動，很難融入主流城市人群的社交圈，成為“殺馬特”，是他們給自己披上的保護色，像一群迷茫的青春期青年找尋認同感，在寒冷都市中抱團取暖。

他們是被改革開放之風“吹飛”的那批人，家庭關系的轉變、城鄉的發展變遷、社會結構的調整，這些變化來得太快，他們毫無防備地、毫無準備地被卷入到時代的浪潮之中，渾渾噩噩加入城市工廠，心里的迷茫和無助得到了放大。人在沒有方向的時候會更加渴望信仰，“殺馬特”救不了社會邊緣的青年們，他們需要的是教育、是知識、是發展空間，但當這些都遙不可及，選擇自我麻痹，也只是一種迫不得已的反抗。但是我個人對“殺馬特”文化依然持否定態度。從情感上，他們的劣勢地位值得關注和同情，但同時他們以拉幫結派、恃強凌弱的方式造成了新的“惡”，不能簡單的以旁觀者的視角高高在上指責，但也不能聽之任之選擇放縱，社會真正該有的態度是溝通，是破除刻板印象。

問題不會因為被忽略而消失。“殺馬特”一族的出現有其社會背景，互聯網的信息平權并沒有消除認知差異帶來的群體隔閡，反而讓每個人更加渴望尋求歸屬感。短視頻自媒體近年來迅速發展，在快手上我們又看到了一批批新時代的“殺馬特”們，他們沒有資本、沒有背景，在網絡上展示自己是他們生活中難得的調劑。內容分發機制的革命，算法成為內容推薦的主要依據，底層群體的主體表達權得以實現。

審美的背后是權力，道德的基礎是經濟，正如《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所說，“每當你想批評別人的時候,要記住,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擁有的那些優勢”。隨著互聯網的進一步發展，大數據和個性化推薦將網民劃分為各個圈層，不同平臺的用戶畫像也完全不同，大家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信息繭房之中，被自己喜歡看到的信息所包圍，不同圈層之間的人們越來越難以看到彼此，更別說彼此理解的橋梁，我們習慣于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還以為那就是全世界。“殺馬特”是時代的特殊產物，或許也能稱之為一種“發展的陣痛”。但是無論社會發展到何種程度，“他者”都依然存在。如同一部分被稱為“低俗內容”的快手短視頻，網紅時代的獵奇審美再次提醒人們，這群人依然存在。時代是有齒鋒的，總會有人被時代劃傷，奔騰不息的歷史大潮裹挾了這個世界，沒有人愿意停下來安慰他們。

“殺馬特”其實是中國農民工歷史的一部分。妥善解決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以及進城務工人員的生活保障問題，這是真正實現和諧社會和社會的應有之義，也是從根本上引導“殺馬特”人群走向正道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初期，強調的是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所以我們現在就不應該簡單地將底層人身不由己的“不得體”標簽化為“審丑”、“土味”、“城鄉非主流”，不應該將他們妖魔化。

工業化大生產不只是簡單幾個字，更不是幾家機床、幾臺器械，它背后是無數農民工、青年工人的汗水和青春。“工農”，是主流敘事里的國家主人，但確實也是市場經濟下大工廠生產的犧牲品，這群人用血汗付出換來了國家的現代化。時至當下，或者說在更早的時候，我們就應該重新思考工人和農民的位置，讓失聲的群體發聲、讓更多邊緣人被看到。“殺馬特”反映的是中國部分青少年的畸形價值取向，更說明我國的國民素質和學齡教育水平依然有待提高，這不僅僅是人民自己的事情，也不是只靠自救就能實現的目標，需要國家和全社會的關注和重視，更需要切實的投入和措施。

三、范雨素 | 階級、夢想與文學

「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

范雨素是與自己相處的典范。同樣是被卷入城市的底層人，有些人背水一戰，把自己放成了煙花，比如龐麥郎；有些人對外應激，把自己變成了刺猬，比如殺馬特；但是也有人選擇與心靈對話，把自己活成了文學，比如范雨素。

《夢與路：小鎮青年 雙面人生》海報 （圖片來自互聯網）

和前兩個故事主人公一樣，范雨素也是一個缺乏原始資本的底層人，孤身一人來到大城市闖蕩，生活不曾善待她，正如《我是范雨素》開篇所說“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生活不易，范雨素選擇以詩意和浪漫來表達苦難。出名前她當過育兒嫂，這是一個需要在兩個世界中來回切換的工作，在雇主家里，她有機會接觸到上層有錢人家的生活方式，范雨素說自己在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看待“人世間的繁華和苦難”，然而這本質上依然是一種逃避，或許有人說，這只是一種“精神勝利法”，她希望建構一個屬于自己的、美好的世界，閱讀和寫作是她自我療愈的方式，成名后，她拒絕了出書的邀請、拒絕了編輯的工作，選擇繼續避開這場“偶遇的沙塵暴”，繼續自己普通的體力勞動生活。

范雨素的文字是“新工人文學”的一部分，是勞動個體對群體苦難生活經驗的自我體認和書寫，也是新工人對活理想生活的設想和想象。她不太寫反抗和傷害，在文風和主題上反而帶著釋然和輕盈，在媒體敘事中，她迥異于傳統民工的形象，似乎是一種平淡從容的精神符號。但是童話和詩意之外，依然是沉甸甸的現實和苦難，她文字中展現出的有農民土地維權問題、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教育問題、家庭暴力問題……她的靈魂和思想或許能短暫的超越階級，但是她的肉身現實卻依然在社會的邊緣。

龐麥郎、殺馬特、范雨素，其實本質上是一個故事：底層人的呼告。城市中產對這三個故事的態度卻并不相同，他們大多鄙視龐麥郎、排斥殺馬特，但卻愿意選擇接納和擁抱范雨素，范雨素的表達更加溫和、是社會化之后的文字。

文學和藝術從來有階級性，穆勒在《論自由》中說，“一國的道德必是大部分發自優勢階級的階級利益和階級優越感”。工業社會使所有工人被迫隱身，底層群體被壓縮在狹隘的社會縫隙中，他們的聲音很難被聽到，即使偶爾被聽到了，也很難有人重視，反而在大多數時候，底層都是被“污名化”的存在。范雨素的文字被聽到、被傳播，打破了社會文化區隔，給了不同群體一個溝通的可能。或許這就是書籍的意義，每個人都有學習能力，這或許是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公平，即使生活亂七八糟，總還有書籍和文學作為避風港，讓漂泊的心靈短暫停留。“除了窮，一切都好”，經歷了生活磨難后的范雨素，反而活得通透淡然，這種境界值得敬佩。

“弱小和無知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才是。”

這部紀錄片讓我們看到了更多的“人”，也給了我們一個看待生命的視角，人本身，就足夠重要；活著這件事，已經足夠珍貴。沒有什么東西比個體的人更值得關注，所有宏大敘事都應以個體為基礎，所有強盛都是以渺小為根基，社會是個龐大的空間，每個人都應該清醒地認識自己，認識生活。改革開放重塑了中國社會，短暫的機會窗口期稍縱即逝，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碰撞，產生了各種現象，滋生了各種不同的階層，也奠定了中國幾十年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雛形，在這個潮流中形成的社會基本格局已經影響、并會在很長的未來繼續影響整個中國。近兩年，新冠疫情延續，經濟遇冷、生產受創，讓很多本就苦難的人變得更加苦難，也讓更多的苦難以各種方式被暴露出來。底層勞動者負擔了這個社會中最臟最累的體力勞動，獲得最低廉的報酬，卻還總受到最多的歧視和污名，而伴隨著工業化的深入推進，我們必須看到被迫“沉默”的廣大勞動者。工人文學是真正有力量的文學，因為這是生活和苦難的饋贈，無論是龐麥郎偏激的自我標榜、殺馬特一族的以自大掩飾自卑、還是范雨素獨特而詩意的文學，實際上都是一種反抗，對現實生活的反抗，這種反抗因其無望，更顯英勇。他們的反抗本來是在社會邊緣，而互聯網將世界變得更平面，讓他們被暴露在聚光燈下，成為了大眾新的談資，也被貼上了各種標簽。

作為一個其實還未涉足社會的青年人，一方面，我為自己的生活而焦慮，因未來的不可預知而恐懼，世界太大，而我還沒真正找到自己；另一方面，我又為自己的生活而羞愧，因為我看到了更多的普通人，他們只是為了活著就已經付出了太多，而我總感到“曾不事農桑”的愧疚。現代社會的節奏太快，每個人都像是在被推著向前走，每一個無依的靈魂都渴望一片棲息之地，有些人找到了上帝、有些人找到了音樂、有些人找到了殺馬特、也有人找到了文學。這些寄托改善不了生活、也解決不了每個人在生活中面臨的困難，但是它們會讓人心得以休憩，讓每個人更好地看待生活、看待自我，從而愿意繼續走完人生這趟旅程。

楊絳先生說過一句話，我很喜歡：“無論人生上到哪個臺階，階下有人在仰望你，階上亦有人在俯視你，你抬頭自卑，低頭自得，唯有平視才能看見最真實的自己。”每個人都想要得體的生活，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得已，無論我們身處哪種境遇，當命運把我們摁在地上時，愿我們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寄托、能夠在逆境中不偏激，學著平視自己、與自己和解，讓自己保有積極的心態和同理心，畢竟，真正的英雄都是認清了生活的本質之后，依然熱愛生活。

(本文為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本科必修課《專題片及紀錄片創作》2022年度期末作業，獲得“新青年電影夜航船2022年優秀影視評論”）

原標題：《紀錄片批評 | 吳卓穎：《夢與路：小鎮青年 雙面人生》：誤闖聚光燈的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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