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跟我媽視頻，她告訴我，啞嬸走了。

我心中一凜，啞嬸年紀不大啊。我媽說是不大，50出頭吧，比我還小好幾歲，說是糖尿病。

我又一驚：糖尿病不是絕癥，堅持吃藥是能控制住的吧。之前老家有好幾個老人都得了這種病，沒有誰因此早早去世的。我媽說，就是沒堅持吃藥，拖久了，引發了其他病，“她總忙著干活，老忘記吃藥，她家里人又大意得很。”

啞嬸是從山區嫁到我們這的。不知道她的啞，是天生缺陷，還是后天所致。從我記事時起，就有這么一個身影：矮而胖的身材，走路腳重重落地，咚咚響，伴著身體左右搖晃，一年四季穿一件灰不溜秋的外套，肩膀處因為經常挑擔子，磨破了，常有一塊鮮艷補丁。

與這種襤褸形象形成對比的是，她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遇到人，嘴角會綻放出大大的笑容。這種笑如此純真，沒有任何諂媚或虛偽，因為她更愛對著小孩笑。在放學路上，在田間地頭，我無數次迎頭碰上啞嬸的這種笑容。

她也喜歡幫助孩子。有時候，我洗完全家五口人的衣服，力氣不夠，拎不動木桶爬上高高的塘壩，她會來幫一把；放牛時，牛偷吃人家的莊稼，我拉不動繩索，急得跳腳，啞嬸會不動聲色地上前搭把手。我回以感激眼神時，她靦腆地笑著走了。同村小孩里，很多人都受過她的恩惠。

她的笑容和熱心腸，讓我覺得，她與不聾不啞的人不僅沒差別，而且更善良。

在我們農村，去山區討老婆，還找個殘疾人，多數是家境貧寒，個人又有些不足的男子。啞嬸的老公就是這種，人不算壞，但好逸惡勞，喜歡享受，不關心別人。家務活自然是不干的，要出力氣的田里活，他也是能推脫就推脫，能糊弄就糊弄。于是，家里地里，別的女人干的和不干的活，啞嬸都要干。

神奇的是，在無窮無盡的勞動包圍中，啞嬸有種獨特的勞動觀，她不能容忍干活潦草，無論是洗衣服、腌咸菜，還是種水稻、棉花，她的“成品”總是上等。這種嚴格的自我要求，降低了她干活的效率，加重了她的累與苦。

婆婆和老公對啞嬸算不上苛待，多數時候，是在漠不關心、不咸不淡的嫌棄和如外人般的調侃中，來回切換。鄰居間一直傳說啞嬸常年從水缸里舀冷水喝，天寒地凍也不例外。有人好奇，是不是不會說話的人，其他感覺也比較遲鈍？但我認同我媽的說法，“要不是累得渴得沒辦法，要是回到家有口熱水喝，誰會大冷天喝涼水？”

啞嬸生了三個孩子，兩男一女。孩子，大概是她人生中僅有的光亮，也是唯一的盼頭。如野草般頑強長大后，三個孩子都遺傳了母親的勤勞，能吃苦。尤其是大兒子，早早外出學藝，成了一名出色的泥瓦匠，十幾歲跟隨打工大軍北上南下，幾年功夫，還清了債，還讓家里破舊的土磚瓦房變成了二層樓房。

但子女爭氣帶來的榮耀感，僅存在于啞嬸的心里。孩子們大了，長期在外面打工，在漫長的時光里，陪伴她的，是死水一般的生活和孤寂。

農村婦女劉小樣，曾發出過走出農村去看外面的世界、追求知識和精神世界富足的吶喊，一句“我情愿痛苦，不愿麻木”讓很多人感到靈魂的震撼。啞嬸連表達能力都沒有，但人類的悲歡總有相通之處，她大概也有某個時刻，渴望走出這片困住自己幾十年的小小天地，只為自己活一回吧。

幾年前的春節，我去舅舅家拜年，路過啞嬸家，看到她在曬被子。我已經好多年沒見過她了，她老了很多，頭發花白了，背駝了，動作更遲緩了，大眼睛渾濁了。唯有那咧嘴一笑，還是熟悉的模樣。

現在，三個子女都已成家，啞嬸剛邁入可以清閑點的晚年，生命卻戛然而止。

這就是一個農村女人短暫的一生。她默默地來，默默地走，一生不曾做過什么轟轟烈烈的大事，沒有過啥高光時刻，甚至很少得到家人的溫暖，卻也在拼盡全力活著，努力向世界釋放盡可能多的善意。

作家李國文寫過一段話：“據說，人就是這樣的：在一生中，不停地把自己的心一片片撕下來，給愛你的人。所以，一旦生命終結的時刻來臨，喪鐘在敲響，你會牽掛你的每一片心，而不愿離開塵世。”

我想象不出，啞嬸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會想些什么，牽掛些什么。私心希望，除了自己的孩子，她也能接收到，我這個別人家孩子真切的感激和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