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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西西弗推石上山” | 逝者柳鳴九

2022-12-16 15:4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據多家媒體發布的消息，2022年12月15日凌晨，著名法語翻譯家柳鳴九逝世，享年88歲。

柳鳴九

1934年-2022年12月15日

柳鳴九，1934年出生于湖南長沙，畢業于北京大學西語系，在長達近七十年的學術生涯中，他最為讀者熟知的身份是中國“薩特研究第一人”。2018年，柳鳴九被授予中國翻譯界最高獎——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于他而言這是一份意外犒賞，因為在他的多個身份中，比如理論批評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終身榮譽學部委員”、散文家、出版家……“翻譯家”往往是靠后提及的。

他一生中曾出版40余部專著譯著，《磨坊文札》《局外人》《莫泊桑短篇小說選》《小王子》《雨果論文學》等譯作占15卷《柳鳴九文集》的最后3卷，柳鳴九坦言對此“深感寒磣”。然而，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卻給出了隆重的頒獎詞：“柳鳴九先生是我國法國文學研究翻譯界的領頭人……”他不免揣測：“這應該不限于對我譯作的肯定，也是對我為西方現當代文學譯介所做的勞績的認可?！?/p>

柳鳴九將他涉足的領域作了劃分：法國文學史研究和文藝理論批評是主業；編書、寫散文、翻譯是副業。他曾在多篇文章和不同場合表達過自己“為了一個人文書架”的人生追求。他主編的《法國文學史》（三卷本）榮獲首屆國家圖書獎，直到今天，這部著作仍是中國文壇規模最大的多卷本別國文學史。

正是通過這個“書架”，我們遇見了《變形記》《局外人》《尤利西斯》《荒原》《追憶似水年華》……現在的年輕讀者可能很難想象，如今已得到公認的西方現當代文學經典，彼時被貼上“衰頹”“腐朽”的標簽并被長期拒之門外，正是柳鳴九提出文學“共鳴說”，大聲疾呼“給薩特以歷史地位”。

薩特宣揚的“自我選擇”在大陸另一端收獲了回響。中國一度掀起了一股“薩特熱”，當年的暢銷之作《薩特研究》即出自柳鳴九之手，時人多認為，是柳鳴九最先將“薩特”引入了中國。

作為國內著名的法語譯者，柳鳴九推崇錢鐘書的“化境”說，他不建議用“信、達、雅”來衡量翻譯的優劣。他認為翻譯建立在對文本淺表之意與深藏本意的了解之上，最終用純正的修辭學表達為本國的語言文字。

當被問及為何能如此筆耕不輟？柳先生的回答是：笨鳥先飛，笨鳥多飛。“如果把我當作一個案例，那似乎可以說明：一個在起跑線上幾乎一無所有的人，只要后來努力，也不見得會輸?！彼诨貞涗浿姓f：“個體是脆弱的、速朽的，很多努力往往都是徒勞的，猶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但愿我所推動的石塊，若干年過去，經過時光無情的磨損，最后還能留下一顆小石粒。若果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

下文摘編自《回顧自省錄：柳鳴九自述》，節選發出，以示緬懷。

我把薩特堂而皇之引進

社會主義中國

“中國薩特研究第一人”，這個加在我頭上的稱號，從第一秒鐘起，就使我深感受寵若驚，其中又混雜著幾分納悶，因為這是一頂頗有分量的冠冕，而我卻不知道其原創者為誰。

《薩特研究》

柳鳴九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1

這無疑是文化輿論界的溢美之詞，卻也并非信口開河、胡吹亂捧，而是事出有因、有根有據，其事由存在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文化學術的歷史過程中，也算那個時期眾所周知的一個“公共事件”，因此，當人們做相關的歷史回顧時，就自然會記得這一“時代的履痕”。

事情得從1978年說起。

此君學得日丹諾夫的母語，便奉蘇式意識形態教條為終身信仰，擯拒“與時俱進”的智慧，又因善于經營權勢人脈而在研究所、學術界炙手可熱，成為一位“亞權勢”人物，從此在本單位以做政治思想裁判和維持精神道德秩序為己任，承擔起在學術園地里“除蟲鋤草”“清污凈化”的職能，確實令人有幾分畏懼，其威風長期不衰?？上б粋€人的精力才情畢竟有限，多用于作威作福、訓斥施教，便無力做出自己的學術建樹矣。雖然，身居顯要的學術崗位，長期以文學史研究為本職，到頭來卻只有一本由幾篇高調大批判文組成的文集作為其畢生唯一的“研究成果”。

如果是在“文革”以前，有這樣一個扣帽子、打棍子的發言沖我而來，我肯定會感到很恐慌；但1979年的我，畢竟已經見識過、經歷過暴風驟雨，多少有了一點點“臨危不懼”的能力。何況，不難看出，這樣一個“清污”糾偏的發言雖然有一定組織上、領導上的背景，但畢竟還不是領導上的政治判詞和組織上的正式結論；更何況，當時臺下的聽眾露出了不以為然神色者大有人在，我不僅不感到孤立，而且感到同情者、同道者頗多。不過，我婉言謝絕了一些朋友慫恿我上臺答辯的情意，只打定了一個更有力的主意、更大的計劃：進一步讓事實說話，進一步以過硬的材料清除日丹諾夫的影響。

因為，我知道，導致這種狐假虎威、洶洶對人的“革命大批判”的原因，除有個人的某種私利目的外，主要就是對外部世界文化學術狀況的愚昧無知和盲目偏見，而在社會文化生活中，只要這種由閉塞而來的愚昧無知存在著，日丹諾夫論斷就必然有它的市場，有它的影響，甚至滋生繁衍。在中國，首先需要的就是實事和實話。具體來說，我“進一步讓事實說話”的主意，我對“左”調大批判的回應，我的具體答辯，歸結為一個行動計劃，那就是：創辦《法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

為什么我的這個“研究叢刊”工程是從薩特入手？

首先，當然是因為他在法國20世紀精神文化領域中的分量。他不僅在小說、戲劇、政論、傳記文學方面均有豐厚的業績，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而且以思辨的深刻穿透力和強大論證力使其標簽式的存在主義哲理具有了全球影響與世界聲譽，成為整整一個歷史階段的流行時尚。

此外，他還是一個舉手投足均有世界影響的社會活動家、政治思想家、時代弄潮者。在我的眼里，薩特劃時代的重要性在于他的精神靈智性，而不在于其創作的技藝性。

按常情來說，這樣一個思想家、文化名人理應在社會主義中國得到熱情接待，理應在這片土地上得到他“存在的支點”，但另一方面情況偏偏相反，他作為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卻并沒有得到中國的認可，更談不上熱情的接待。

1955年波伏瓦與薩特在中國訪問

他只在50年代初作為國際統戰對象被邀訪問過中國，行程中沒有任何學術文化的安排，作為一個哲學家與文學家，他并沒有得到任何正面的評價，盡管他的《惡心》和極少數短篇小說也在中國得到出版，但也只是作為“供內部參考”的“黃皮書”出版的，未能堂而皇之地來到“光天化日”之下，一旦到了公開出版的范疇，有的出版說明就旗幟鮮明地劃清思想界限，義正詞嚴地把薩特稱為“壟斷資本主義的反動性與腐朽性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日暮途窮的資產階級垂死掙扎的心理的一種表現”，甚至是“帝國主義的代言人”了。

我一直覺得這兩方面的不協調、不和諧以至對立頗有那么一點“煮豆燃豆萁”“大水沖了龍王廟”，對于薩特來說固然是不公正的，對于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意識形態理論狀況而言，也絕非是值得自詡的事，至少缺乏度量或者是識判有誤吧。而在我看來，正因為明顯悖反、明顯不合理，也就最有必要去優先加以澄清和說明，因而也就必然最易于把它說明白，予以澄清，達到撥亂反正的目的，這便是我的“叢刊”從薩特切入的重要考慮。

不論是什么思想緣由，我的“叢刊”從薩特等人入手的做法，得到了真正行家的認可和贊賞，1981年我在巴黎進行學術訪問時，至少向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尤瑟納爾這兩位當代法國文學的名家介紹陳述了我對“叢刊”的設想，薩特的這位終身伴侶當然對我從薩特入手很感高興、十分認同，而法國歷史上第一位法蘭西學士院院士尤瑟納爾也認為我這一“切入”很有見地。

1981年，柳鳴九在法國巴黎薩特墓前

小西西弗推石上山

我生平擁有很多熱心的讀者（今稱為粉絲），其數量恐怕相當之大，僅主動寫熱情來信的、索取簽名的、索取贈書的、索取“墨寶題辭”的就不計其數。我視熱心讀者為我的上帝，倍加恪守兩條原則：一條是對他們索取簽名、題詞、贈書的要求有求必應，而且在贈書方面格外慷慨大方；另一條是從不謀面、力避謀面，以效錢鍾書那種“母雞能生蛋即可，何必讓牠見人”之智慧。

我也是一個不善于交際不善于拉幫結派的獨行者，身旁左右沒有一幫鐵哥們兒，應該說（在文化出版領域）那點“人脈”只不過像柔弱、纖微而飄浮的細線，但問題在于我從來就沒有獲取任何層次的地位名分和區區幾位數存款的奢望，我只是要做書、編書，為了做書、編書，我有這點人脈就足夠了，對于我這樣一個志愿有限的人文學者來說，我所擁有的這點人脈應該說是很豐厚、很富足、很豪華的。

如果僅從我所處的人文學界中的一隅外國文學這個領域而言，這一社會存有似乎還算得上“龐然大物”，而且，體量似乎還不小，聲勢頗顯大。但是，在我們當前的物質功利主義張揚的社會中，我這整個的人，不過是人微言輕的“小文人”，微不足道的“一介草民”；在浩瀚的學海中，不過是“滄海一粟”；在歷史長河中，不過是螢光之一閃；在遼闊的時空中，不過是一根速朽的蘆葦。整個物質肉體的人及其社會存有，在時空的面前終歸要灰飛煙滅，歸入生存荒誕性、存有荒誕性，即使從生存的悲愴性而言，亦不過如西西弗之推石上山。

先哲加繆在他的名著中曾留下了這樣一則雋永的寓言：眾神為懲罰西西弗的重量，巨石總要不斷滾下山來，西西弗又得把石塊再推上山去，但見他全身肌肉緊繃，臉頰緊靠巨石，肩頭死扛，腿腳硬撐，雙手竭力前推，如此反復推石上山，永無止境……

西西弗不幸嗎？加繆答曰：不！他是幸福的，因為他經歷了過程，體驗了奮斗的艱辛和愉悅，攀登山頂的拼搏，足以充實一顆人心。

西西弗是一個符號式的形象，是人類縮影的勾畫。我沒有西西弗推石上山那種悲壯和堅毅，但我也是推石上山者，算得上一個小小小西西弗，既然畢生干此營生，在回顧一生的路的時候，就不妨審視一下我推的是一塊什么樣的“巨石”，它究竟有多少分量，我究竟把它推到了什么樣的高度，我推石上山的力量是什么，力量的源泉何在。

我往前推的這塊“石”的第一大板塊是文學史研究。我是學外文出身，畢生都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橋”上討生活，其勞作基本性質不外是“搬運”或“轉運”，在中國干這一行的人為數并不少，區別就看怎么干，干的規模與技藝水平了。

《局外人》

[法] 阿爾貝·加繆著柳鳴九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3-8

中國人往往把在橋上做文化學術轉運工作的人統稱為翻譯家，其實，橋上轉運者的勞作遠遠不止于單純意義上的翻譯，翻譯僅為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勞務還有普查、探尋、發現、發掘、研究、鑒定、分析、闡釋、說明、介紹、評論，這些勞作可歸結為學者勞動，這種勞動不僅需要外語能力，而且需要明智的思想辨析和深刻的思考鉆探力，需要對兩種文化有全盤認知、互通單純的翻譯，卻沒有翻譯那么容易出活，那么“立竿見影”。

我所從事的正是學者勞動，其勞動成果主要就是文學史論著，我作為首創者、組織者、主編和主要撰寫者，完成了國內第一部多卷本國別文學史《法國文學史》，以充足、翔實的資料，比較全面介紹與論述了法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過程，寫得甚為用心用力，歷時十幾年，被評為“一部成熟的文學史杰作”，曾在全國第一次圖書評獎中從數百萬種參評書中脫穎而出，獲得國家圖書獎的提名獎（無獎金的獎），至今仍然被認為是一部“具有權威性”的書。

作為一個文學史學者，我還算一個不偏狹、不道德化的人，文學史的犄角旮旯、偏僻處我也去做過靈魂探險，曾有《法蘭西風月談》一書問世，與此有關的是主編了一套臺灣版的《世界性文學名著大系》中的法國卷（二十種）和一套大陸版的《撒旦文叢》。

文學史研究是我學術文化的立足點，站在這塊堅實的場地上，不僅自然而然結出了其他一些評論著作的果實，如《走近雨果》《自然主義大師左拉》《超越荒誕》《從選擇到反抗》等，而且派生出、繁衍出、帶動出我整個的“編書業務”，從小到大，從法國文學到整個外國文學，像雪球一樣愈滾愈大，最后可達到“卷帙繁多”的浩大“規?！薄?/p>

15卷的文集

在法國文學中，我的編書事業的規模和范圍，從小到大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我從法國擴大到其他國家，恐怕就有令人側目而視的危險。其實也不難理解，因為，法國從文藝復興以后一直都是世界各種文學潮流和風格流派的發也就認知了或大致上就認知了其他國家、其他語種中相同相似的文學思潮流派，何況，我總是以法國文學為本，先編選出一個樣本，需要擴大到其他國別文學時，再找其他語種的專家進行合作，我這一類跨國性的主編項目往往就成了。

如此成事的項目，對我來說不免有借他人之助、虛張聲勢之嫌，但畢竟是業務合作的一種合理合法并行之有效的方式，在這種合作中，我對自己尚有不失嚴格的要求，除貢獻出整體的創意外，還要對規格、對種種規范提出設想、撰寫出“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總概性的序言，并以法國部分為例，提供出完整的、周全的樣本，決不當“掛名主編”“甩手主編”。

學林中的“矮個子”

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都要經歷很多具體的社會環境：毫無疑問，家庭是“第一社會環境”，不僅從時序上排列第一，而且在起作用上，也是最直接、最經常、最帶持續性的，它對一個人的影響，甚至決定性的作用是不容小視的，請允許我在這一站稍作逗留。

我父親是一個農民出身的廚師，我的母親出生于長沙一個城市貧民家庭，從遠遠近近的親屬來看，我基本上屬于城市小市民階層。

環視我周圍，我這個階層的子弟一般都只念到初中畢業就去就業了，像我這樣專學外國語言文學、以外國文化研究為業的人，完全是一個“另類”，是一個意外?！按蟾绺缡菍W法國文學的！”多年后，當有表弟這樣說我的時候，在我聽來，語調中總有那么一點特殊的意味，就像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中所描寫的那樣，當一個法國人來到波斯引起了當地人的不勝詫訝：“一個巴黎人！”似乎“巴黎人”就是一種難以理解的另類。

但我也用不著妄自菲薄、藐視自卑，也用不著言過其實、夸大其詞。

城市小市民階層，無權無勢、無地位，因而氣度有限，風格不高，難登大雅，往往流于庸俗小氣，甚至不免卑微委瑣。由于生活生存的需要，它必須與文化有所接觸，這個階層倒也懂事理，明利害，不迂腐，不閉塞，也不脫離實際，善于操持常理常情，不失明智，善于保護自己，無意欺凌他人，只求過自己的小日子，“各掃自己門前雪”往往是其奉行的哲學。

在北大求學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層由于社會環境的壓力和自我生存、自我發展的需要，而具有一種奮斗的精神，自食其力改善命運的進取精神、自食其力的習性和操守及隨之而來并與之相關的自我選擇、自我做主的主體意識，這個階層很少出現吃祖宗、靠門第的懶漢，很少出現滿身富貴病、優越癥的特殊子弟，更很少出現死皮賴臉、不務正業、游手好閑的流民，我曾經把這個階層視為較有奮斗素質的階層、較有活力的階層、較有出息的階層。我出自這樣一個階層，以上的特點和局限性我身上都有，特別是它個體的奮斗精神和奮斗智慧。

出生是一個人沒法選擇的，這種天生的社會環境條件，對其成員的影響是不可抗拒的。我的階層，我的家庭，對我也有命定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我是一無書香的草根，是學林中的一個矮個子。說到“矮個子”，并非完全是自謙之言，我的實際身高，的確只有一米六差一厘米。

謙恭的文化搬運工

一個人就這么一個先天條件，就這么一種后天環境出身，以其勤奮努力而有所作為，時至八十高齡多少也就成為一個什么的，自然，在現實生活中，在人們的口頭上，也就有了這么幾個稱呼：學者、翻譯家、理論批評家、散文作家及學界領軍人物等，亦可謂對一個人的“橫看成嶺側成峰”。但所有這些，不過是指此人長期從事什么職業行當，并在其中有些經驗、有些勞績而已，并沒有確切標明此人在現實生活中個性化的狀態，真實的、原本的個性狀態，人性的真實，而且，這些稱謂本來都是公共符號，并不只屬于某一個個人。

綜上所述，就此人的所作所為及勞績表現而言，與其說是學者、翻譯家、理論批評家、散文作家，不如說是精神勞工，是在精神文化領域里干活的人。說得更具體一點，工種是搬運，工地是在橋上，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橋上。因此，確切地說，就是一個橋上的搬運工。

柳鳴九寄語：“為了一個人文書架”

在讀者眼里，學者、翻譯家頭上總或多或少有一道光環，至少有閃亮點，要比蕓蕓眾生高一截。其實不盡然，我等這種人也有其特定的命定的困境與尷尬，甚至是不堪與危難，原因很簡單，這種人是被管理者、被安排者，他必須無條件服從并投合政治標準的規范與道德標準的規范，而在意識形態管控得更為嚴酷的時期，還得服從特定的藝術標準的規范，即使你遵守得再好，你所搬運的東西，即外國的精神文化產品，從本質上也是“異物”，至少是與嚴格的意識形態標準格格不入的，因此，搬運者總令人不放心。

2018年11月24日，柳鳴九在西西弗書店的書架上看到了由他翻譯的加繆名著《局外人》。江勝信攝

在我的一生中，除本學界的師友外，我接觸最多的人群就是管理者、評判者、決定者，因而“外交工作”也是我的重點，我沒有多少外交才能與技巧，甚至在這方面相當笨拙，但我不失明智，堅守了幾條準則。

第一條是不自恃過高、不爭待遇、不講價錢、不擺架子、不耍大牌，凡事好說話好合作，這也可以說是低姿態、軟身段吧，盡可能減少利益摩擦點吧。當然，我這種放低身段，不講價錢（用我的話來說是“只要平價”）的策略，是不及那種善于爭待遇、爭稿費標準的做法更能帶來實際利益，事實上，我就聽一位青年朋友這樣對我說過：“您只要求這么低的稿酬標準，真是掉您自己的份兒?！倍次页霭鏁臄盗慷?，我所掙到的稿費總量的確很少很少。

第二是在交往中奉行“禮多人不怪”的準則，首先要求自己至少做到彬彬有禮。必要時，則要謙恭多禮，不吝感謝感激之類的謝詞，也不吝奉承性的好話，還不忌諱公開唱點贊歌。

第三條行為準則是，如果碰見什么不愉快的事，那對不起，只好請你自己一笑置之，不計較、不意氣用事，以免傷了合作大局，說得明白一點就是忍氣吞聲、委曲求全了事?！氨粨p害被侮辱的事”，這一輩子我碰見不少，成名以后也還碰見過。這樣說的確并非夸大其詞，在《薩特研究》鬧得甚歡期間，我就曾被一位編輯毫無道理地狠啄了一口，其語言之刻損厲毒很有水平，令我終生難忘，林子大了，什么主動啄人成性的猛禽都有。

有了這幾條行為準則，再加上更重要的一條：要出手不凡，拿出來的精神產品都要合格達標，甚至堪稱上佳、獨創，這樣，我與出版界的合作才一直都很順當并卓有成果。

我之所以能悟出來這幾條準則，并不是因為我有多高的智商，而僅僅是因為我清醒地認識到了我自己在這個社會里只是處于關系鏈末端的一個精神勞工，這種命定性，是我無能為力改變的，我應有自知之明，應擺正自己的位置，謙遜多禮、低調退讓才是我應該采取的面世姿態。

本文摘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