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著名學者、理論批評家、翻譯家、散文家柳鳴九于2022年12月15日凌晨3時4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柳鳴九，1934年生，畢業于北京大學西語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歷任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

柳鳴九一生專著譯著頗豐，出版有《柳鳴九文集》（15卷），其中包括《論遺產及其他》《采石集》《理史集》《人性的關照》《走進雨果》《自然主義大師左拉》《法蘭西風月談》《為什么要薩特》《法國文學史》）《法蘭西文學大師十論》《拾遺集》等，譯著《莫泊桑短篇小說選》《梅里美小說精選》《小王子》《局外人》《琳瑯小集》《高龍巴智導復仇局》等。

柳鳴九被譽為中國“薩特研究第一人”。在2020年11月出版的《柳鳴九：法蘭西文學的擺渡人》一書中，柳先生自述與薩特作品結緣的全過程，澎湃新聞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摘發此節文字，以示紀念。

柳鳴九

“為薩特辦文化入境簽證”

廣州會議之后的1980年11月，“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第一屆年會”在成都召開。會上，出現了一個高調的批判發言，橫掃外國文學研究、翻譯領域里的“右傾翻案風”和“資產階級錯誤動向”，其批判重點則是廣州會議上我那個沖擊了日丹諾夫論斷的發言，給我扣下了這樣一頂帽子：“批日丹諾夫就是要搞臭馬列主義”，大有一棍子打死之勢。

那時的我，畢竟已經見識過、經歷過暴風驟雨，多少有了一點點“臨危不懼”的能力，我打定了一個更大的主意：進一步讓事實說話，進一步以過硬的材料清除日丹諾夫的影響。我知道，在中國，首先需要的是實事與實話。我“進一步讓事實說話”的主意，歸結為一個行動計劃，那就是創辦“法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

于是，成都會議之后，我很快就著手籌辦“法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以下簡稱“叢刊”），而其第一輯便是后來被文化讀書界所熟知的《薩特研究》，緊隨其后的，則是《馬爾羅研究》《新小說派研究》《尤瑟納爾研究》等。

《柳鳴九：法蘭西文學的擺渡人》

為什么“叢刊”工程是從薩特入手？

首先是因為他在法國20世紀精神文化領域中超重級的分量。他不僅在小說、戲劇、政論、傳記文學方面均有豐厚的業績，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而且以思辨的深刻穿透力與強大論證力使其存在主義哲理具有了全球影響與世界聲譽，成為整整一個歷史階段的流行時尚。此外，他還是一個舉手投足均有世界影響的社會活動家、政治思想家、時代的弄潮者。我的“叢刊”從薩特等人入手，得到了真正行家的認可與贊賞。1981年我在巴黎進行學術訪問時，至少向西蒙娜·德·波伏娃和尤瑟納爾這兩位當今法國文學的名家介紹了我對“叢刊”的設想。西蒙娜·德·波伏娃——薩特的這位終身伴侶當然對我從薩特入手感到很高興，也十分認同，而法國歷史上第一位法蘭西學士院院士尤瑟納爾也認為我這一切入很有見地。選取薩特作為“叢刊”的開篇的第二個原因，則完全是由于國內學術文化界的實際狀況。這樣一個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文化名人理應在社會主義中國得到熱情接待，他理應在這片土地上得到他“存在的支點”。

就這樣，我很快就啟動了《薩特研究》的成書進程。對我來說，這個進程，一開始就是胸有成竹、輕車熟路的，不論是對薩特問題的思想觀點、識判評價、感情傾向，還是對薩特全面資料的基本掌握，都可以說已經有了某種“草圖”與“毛坯”，在成書之前，至少有這么兩方面準備。

一是在1978年的廣州會議的長篇報告中，已經有了一個小小的“專章”對薩特做了相當充分的正面評價，并基本上明確勾畫出了這樣幾道清晰的標線：（1）薩特繼承了過去時代人類文學進步的思想傳統，“達到了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的最高度”；（2）他的文學作品具備進步的思想內容，有對社會生活獨特的觀察與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3）他的存在主義哲理，“自由選擇”論有明確的善惡是非標準，有鮮明的積極價值取向，有助于世人進取向上，不失為人生道路上一種可貴的動力；（4）在社會政治活動中，他是法國歷史上從伏爾泰、雨果、左拉到法朗士這一作家兼斗士傳統的繼承者，并且達到了激進左翼與共產主義同路人的高度。

二是于1980年發表在《讀書》上的《給薩特以歷史地位》一文中，我又進一步延續、擴充、細化了廣州會議上對薩特的正面評價，更強化了為薩特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的立場與態度。

這就是在《薩特研究》成書之前，我對薩特的基本思想立場與理論觀點。有了已經形成的這樣一股底氣與主意，成書過程也甚為順當了。

編寫《薩特研究》，首先要擬出全書的框架，旨在保證全書能夠全面、準確反映薩特厚重深刻甚至紛繁復雜的哲人思想，經得起推敲而又易于為中國人所理解，因為畢竟這是第一次全面地把薩特展現在一個對他并不了解的國家面前。

第一個板塊是要選出他的文學代表作。他的長短篇小說以及戲劇創作有二三十種之多，不可能在一個選本里都選上，只能選出一部分有代表性與表征意義的作品。而且，為了避免有斷章取義的可能，最好是將入選的作品完整推出，不做刪節，這樣就必須在有限篇幅范圍里，做出最精當的篩選。經過反復考慮與斟酌，我把他的全部文學作品劃分為兩大類，一是社會政治寫實性的作品，一是哲理寓意性的作品。寫實性的作品中有長篇小說《懂事的年齡》《延緩》《心靈之死》，短篇小說《一個工廠主的童年》，劇本《骯臟的手》《畢恭畢敬的妓女》《阿爾托納的隱藏者》；哲理寓意性的作品有劇本《蒼蠅》《間隔》《艾羅斯特拉特》，小說《惡心》，這類作品都比較濃烈地、凝聚地表現出了薩特的哲理。在我想來，《薩特研究》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闡明薩特核心哲理的內涵、性質、界定與意義，如果沒有完成這一任務，那就沒有達到我自己心目中的“專業水平”。因此，我決定選取他的這幾部哲理寓意性作品，作為《薩特研究》一書中完整地譯介的代表作。

與這一大翻譯板塊相關的是另一大編述性的欄目，在這個欄目中，對薩特其他一些小說、戲劇作品一一提供了“內容提要”。這是為了適應中國人對敘事類作品需要先了解其故事情節與人物關系的閱讀習慣，并以此彌補上一大板塊不可能全部譯介薩特所有作品之不足。兩個不同板塊互為彌補，相得益彰，就能夠使讀者對薩特全部敘事類作品有一個概貌性的認識。

《薩特研究》的第三大板塊則是對薩特文論的譯介。這一部分選題工作進行得更為費時費勁。首先是明確指導思想與取舍角度，其次是劃定范圍，圈出篇目，然后再加以篩選，一一衡量，最后因篇幅所限，我選定了這樣極為有限的幾篇：其一，《為什么寫作》，這是薩特作為哲理大師與文學大師的一個綱領、一具魂魄，與他的傳世經典大作《文字生涯》互相呼應，既是它的一種理論概括，也是它的一種精神升華，是了解智者、寫作者薩特不能不讀的“入門導讀”；其二，《七十歲自畫像》，這是薩特對自己的理論活動、文學創作活動與政治社會活動的詮釋與說明，鑒于他只活到70多歲，此作實乃他一生的全面回顧與總結，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三，《答加繆書》，這是薩特、加繆這兩大哲理巨人關系中關鍵性歷史事件的標志，既反映出法國20世紀精神領域里存在主義思想潮流中兩翼的深刻分歧，也折射出薩特本人在社會生活中的為人與個性，是一份頗有研究價值與思索空間的文論。雖然入選的文論只有這三篇，但我自己覺得實為準確精當之選。

《薩特研究》封面

以上三個板塊，構成了《薩特研究》一書的主體，其余的欄目則是補充資料性的：計有《作家與批評家論薩特》《關于薩特戲劇創作的文學背景資料》以及《薩特的生平與創作年表》。世界各國研究者論薩特的評論實在是浩如煙海，篩選起來殊為不易，最后總算選出了大學者、大作家安德烈·莫洛亞的《論薩特》，法國批評家加洛蒂論薩特的戲劇與小說《我們時代的見證》。

除了以上這些板塊、欄目與內容外，我沒有忘記全書要冠以一篇研究性的、有分量的、有充足篇幅的序言，我的目的很明確：不僅要做一個選家，以選本的內容來展示，而且要做一個立言的研究者，道出我的研究心得，講出我想講的話。

選本的“節目單”一旦確立，我就不無自信與自得之感，自信這將是一個專業水平相當高的“拼盤”，經與緯交織，點與面互補，全譯與內容提要配合，足以編織出一幅歷史社會與文學發展背景上完整的薩特畫像。當然，我更加自信的是，這本書將是在中國的第一個信息豐富、全新的薩特專集，因為其中所選定的近20篇作品中，除一兩篇外，其余都是第一次在中國譯介，應當能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選目確定后，就剩下寫全書的序言與組織翻譯這兩件大事了。序言共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對薩特的全面評價，其主旨是“給薩特以歷史地位”，這一部分我幾乎全文沿用了在《讀書》上發表的那篇紀念文章中的立論與言辭，因為那篇文章對薩特的精神文化業績與歷史社會地位做出了全面的評價，對他以“自我選擇”論為核心的哲理體系做出了普及化與中國本土化的闡釋，也充分表現出了我自己為薩特挺身而出講公道話的激情與勇氣，似乎在兩年前就是專為這本書寫就的。序言的第二部分則是說明專集內容的編選原則與理由，并對選目一一做出評析。全序洋洋灑灑共約2萬字，對薩特來說，不失為一篇全面的表彰書。

至于組織翻譯一事，應該說，我要進行這項工作的環境與條件是相當好的，我的那個研究室，當時在外國文學研究所以“兵多將廣”而著稱，法語人才濟濟一堂，如羅新璋、譚立德，特別是以李健吾、羅大岡和我為導師招收了一批碩士研究生，共有十幾人，他們早都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完成了大學學業并已積累了好幾年的工作經驗，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當研究生更是“浪淘沙”后選出的精英，如施康強、金德全、羅芃、郭宏安、吳岳添、李清安等。我根據既定的選目，選賢任能，使他們各得其所。正是在這些同道的合作下，全書約50萬字的譯介工作量，得以在不長的時間里全都完成了。

1982年，柳鳴九在《薩特研究》一書挨批的時候

全部書稿完成后，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于1981年10月出版。此后，“法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又陸續出版了《馬爾羅研究》《新小說派研究》《尤瑟納爾研究》等。

此書的完成與出版，使我頗有成就感，我確認這是對那個“批日丹諾夫就是要搞臭馬列主義”的批判發言的一個有力而響亮的回答，同時，我也確信，自己較好地完成了對一個大哲人、大作家做鑒評、解析、展現與引進的全過程，使得薩特在精神文化上公開進入中國，這在中國無疑是一件具有開拓性的事情。我日后把這稱為“為薩特辦了文化入境簽證”。

面對中國的法國文學學科發展，《薩特研究》也可以算得上是一所“公學”，我與一些同道共同在薩特的語境中有過一番體驗，各自留下了值得紀念的足跡，而我的老同學李恒基、羅新璋與老同事譚立德所譯的《間隔》《薩特年表》與《蒼蠅》，都成為他們自己譯作中的“保留節目”，不斷被后來多個選本“征用”。再如“黃埔一期”出身的施康強，自從在《薩特研究》中承擔了薩特兩篇最重要的文論《七十歲自畫像》與《為什么寫作》的翻譯而令人矚目之后，便一發不可收，幾乎成為薩特文論翻譯的“專業戶”，他后來重要的譯作之一《薩特文學論文選》便是在以上兩篇文論基礎上發軔而成的。

拜謁薩特墓，拜訪薩特夫人西蒙娜·德·波伏娃

1981年10月，我來到法國巴黎。

到了巴黎，我關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蒙巴那斯公墓去看讓-保爾·薩特。很自然，在我向法國外交部文化技術司提名要見的作家名單中，西蒙娜·德·波伏娃也就名列首位了。我想去和她談薩特。同行的金志平當然也樂于陪我去會見這位當代著名的法國女作家——薩特的摯友、終身伴侶。

正式憑吊的那天，天氣陰涼，天空中迅速吹過一陣陣灰黑色的云，似乎雨意很濃，但又沒有下。巴黎的10月總是這樣，很少有晴朗的時候，不過，風倒是沒有半點寒意，只使人感到涼爽而已。公墓外寬闊的人行道上，有幾排高大的洋槐，在風的吹拂下奏出了和聲，地面只散亂著少許剛剛發黃的樹葉，如果不是前天夜間下了雨，也許它們還不會落下來。

蒙巴那斯公墓就在埃德加·基內大道旁，外有高大的布著常春藤的圍墻，看上去就像一座巨大的莊園，站在大門口，面前呈兩條交叉的柏油路，構成了墓地的主要交通干線，橫路與圍墻平行，從大門口往右走不到20步，就可以看到在一大片古老的灰黑色墓碑中，有個淺黃的石墓，墓碑只有一尺來高，上面簡單地刻著薩特的名字和生卒年。

1981年，柳鳴九在薩特墓前

薩特的墓碑只在一片叢立的墓碑中擠出了一塊小小的地方，低矮小巧，樸實無華，也沒有任何裝飾性的雕塑。遠遠不及那些名不見經傳但先占好了地盤的鄰居們那么氣派。但是，我每次來的時候，薩特墓上都有鮮花：水仙花、菊花、玫瑰花、鳶尾……有的是花束，有的是盆花，而他那些鄰居巍峨的府第前，卻缺乏這些鮮艷的有生命力的色彩。

盡管墻外的大馬路上汽車來往不斷，但墓地畢竟是墓地，一片凄清，一片寂寞。在這個簡樸的墓前，如果只是為了“到此一游”，一分鐘也就夠了。可是，因為墓中這個人物和我自己近兩年的工作頗為有關，所以我在這里流連了將近一小時之久。

我帶著一種感情在薩特的墓前站了一會兒，而后坐在它旁邊一條木頭已經發朽的破長凳上。我想起薩特生平中的一些事：參加反法西斯斗爭，反對侵朝戰爭、侵越戰爭、阿爾及利亞戰爭，支持法國革命群眾運動，挺身而出保護《人民事業報》，拒絕諾貝爾獎獎金和“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他在哲學上提倡人進行積極的自我選擇，以獲得積極的本質，過有意義的生活；他的文學作品在反法西斯的斗爭中曾發揮過積極作用，他還在作品中抨擊和諷刺過種族主義、法西斯殘余以及20世紀50年代的冷戰狂熱。我想，所有這些不正是匯入了當代進步事業的歷史潮流中嗎？為什么不可以說他是屬于無產階級的？列寧曾把托爾斯泰的名字明確地和俄國革命聯系在一起。說“屬于”，并不是說“等于”，更不是說“就是”。何況，一切優秀的文化遺產本來都是無產階級應該繼承的。

面積不大的公墓只有少數幾個憑吊者，的確顯得有些空曠，可是，一年多前，薩特葬禮的那天，卻曾有好幾萬人把薩特送到這里，它怎么容納得了那么多人呢？

兩天以后，當我和一位法國朋友談起薩特時，他以一種不可思議的表情說：“我真感到驚奇，那天竟有那么多人為他送葬，什么人都有?！痹诹硪粋€場合，我又聽說，法國學術界對薩特的研究越來越細致，已經有了相當一批薩特學學者，不久還將成立薩特中心。薩特是人們公認的思想史上的一個偉人，這在法國已經是無須再爭議的了。其實，何止在法國如此呢？在世界其他地方，薩特也作為人類精神領域中一塊高聳的里程碑而成為學術研究中的一個大課題。

可惜薩特已經去世，我來巴黎太遲了。不過，西蒙娜·德·波伏娃還在，在我的心目中，她與薩特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體。他們在求學時代就相識并成了終身伴侶，只不過他們為了表示對傳統習俗的藐視，而從未舉行結婚儀式；他們同時開始創作活動，西蒙娜·德·波伏娃幫薩特建立了人類思想發展歷程中存在主義這一獨特的路標，她以與薩特思想傾向一致的作品，與薩特在法國當代文學史上構成了影響深遠的存在主義文學；她始終是薩特的同志和戰友，共同參加過反法西斯的斗爭，從事過種種進步的事業，一同訪問過新中國，對中國一直懷著友好的感情；在生活上，她實際上是薩特的妻子，薩特一生得力于她實在不少。20世紀30年代，薩特曾一度精神不正常，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經濟上和生活上給了他極大的支持，幫助和照顧他恢復了健康。他們兩人在巴黎雖然各有寓所，但相距很近，幾乎是每天，薩特總是從他的住處，步行來到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家，在這里看報、讀書、討論問題、修改稿件，度過一整天……那天，我幾乎是懷著見薩特的心情來到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門前。

門開處，一位衣著雅致、氣派高貴的老太太站在我們面前，從面部的輪廓上，我馬上認出了這就是我曾在照片上見過的與薩特在一起的那位風姿綽約的女士。她的老態是非常明顯的，雖然體格清瘦，但是動作遲緩，她裹著一條淺黃色的紗巾，穿著淺色的襯衫，灰藍色開胸的羊毛衫里，又露出罩在襯衫上的雪白的絨背心，下面則是一條墨綠色的絨褲。如果說她身上的色彩是豐富的話，那么，房間的色彩就不知豐富多少倍了。淺黃色的墻壁、淺灰色的窗紗、深紅色的帷幕，墻壁四周的上方是懸空的書架，書籍浩繁的卷數和式樣，又必然帶來繽紛的色彩。屋內的陳設琳瑯滿目，各種美術作品，東方和西方的古董，沙發、燈罩、茶幾都呈現出各種式樣和顏色。鮮花也有好幾種：潔白的蘭花、鮮紅的玫瑰……墻壁四周的下方，是一圈落地的書架，除了書籍以外，還有數不清的唱片和更加數不清的小擺設，其中有中國的泥人和皮影。室內到處都有她與薩特的照片，有的掛在墻上，有的放在書架上、茶幾上或書桌上。這是她的客廳，也是她的書房，她的書桌就在一個角落里，那里更是集中地擺著薩特的照片。房間的中央，有一架好看的綠色螺旋形樓梯盤旋而上，通往一套房間，顯然那是她的寢室和其他的用房。

她把我們讓在房間的一角，這里有好幾張彼此靠近的沙發。我先向她表示問候，并特別強調我不僅是把她看作法國當代文學中的大作家，而且是把她看作薩特最親密的戰友和伴侶來致以問候的，這使她顯得很高興。

我們開始談到了薩特。陪同的沈志明向她介紹了我對薩特的研究和評論。西蒙娜·德·波伏娃一聽到這些，像關心自己最重要的事一樣，就單刀直入地問我對薩特的觀點和看法。我陳述了我的一系列觀點，她注意地聽著，不插話，不出聲，只是點點頭，從她的表情來看，我覺得她似乎對我認為薩特是法國文學史中從伏爾泰開始的作家兼斗士這一傳統在20世紀最杰出的繼承代表的這一論點最為欣賞。

在我說完以后，她對我的陳述總的表示了贊同的態度。她話語不多但卻干脆而毫不含糊。接著，她又詳細問我《薩特研究》的內容，薩特的文論選了哪幾篇，薩特的小說和戲劇選了哪幾部等。我一一介紹的時候，她都頻頻點頭，表示了贊同，并希望出版后，能寄給她一本。

這時，我發現一個對我來說頗為嚴重的問題，時間已經過了半個小時了，而我想要她談的問題還沒有開始。她的身體顯得并不怎么太好，難道好意思占用她兩個小時以上的時間？何況，聽說她也是法國作家中不輕易見客的一個，每次見客時間都不長，甚至對法國那些薩特學的學者幾乎一概拒而不見……

我趕快提出我的問題：“您是最了解薩特的人，我想聽聽您對薩特作為一個戰士、一個文學家、一個哲學家所具有的最可寶貴的價值的看法?！?/p>

我想用這樣一個大題目引起她大段的論述，沒想到她的回答卻是這樣濃縮：“薩特作為思想家，最重大的價值是主張自由，他認為每個人必須獲得自由，才能使所有的人獲得自由，因此，不僅個人要獲得自由，還要使別人獲得自由，這是他作為社會的斗士留給后人的精神遺產?！?/p>

1981年，柳鳴九與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寓所

我趕緊接過自由的話題，談到了薩特與加繆在自由觀上的區別，薩特不脫離社會條件，而加繆卻有些形而上學。

果然她接下去了：“在薩特看來，只要作為一個人，就要獲得自由，并且，在爭取自由的時候，要知道別人也是缺乏自由的，因此，也應幫助別人獲得自由，當然，不是形而上學的自由，而是具有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的自由。是的，加繆也提倡自由，但只是人自身所要求的一種抽象的自由，而薩特，他雖然也認為自由是人自身的內部的要求，但他同時認為必須通過具體的社會環境，既要超出眼前的物質利益，也要通過物質利益表現?！彼f這些話的時候，都是以干脆利落、斬釘截鐵的口吻，聲音有點發尖，因此，更加顯得嚴肅，完全像是答記者問，而當她發言一完，就不再作聲，等待著對方的新問題和新反應。

我把問題引到薩特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在我看來，薩特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可以算得上是馬克思主義的朋友。

“當然，他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的朋友?！蔽髅赡取さ隆げǚ扪杆俚刈龀隽嘶卮?，“他雖然也寫過分析評論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但他是在尊重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這樣做的，照他看來，馬克思主義應該是發展的，所以，他主觀上想要盡可能補充馬克思在有生之年所創立的學說，譬如說，馬克思對人本身的研究并不充分，薩特想在這方面加以補充?？偟膩碚f，他對馬克思主義還是很尊重的?！?/p>

我很清楚，西蒙娜·德·波伏娃是言之有據的，薩特在晚年的時候，就曾明確地說過，“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時代最先進的科學”。不過，她說薩特企圖在人自身的研究方面補充馬克思主義的不足，這與西方批評家認為弗洛伊德在對人的研究方面補充了馬克思主義的不足有何區別？于是，我要求她在對人的研究和發現上，將薩特與弗洛伊德做個比較。她的回答簡要而明確。我們又談了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

關于薩特，我向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出的最后一個問題是：薩特作為一個文學家在文學史上的貢獻。

她簡要而全面地談到了對薩特作品的看法，雖然并未做概括性的評價。關于薩特的劇作，她最喜歡的是《上帝與魔鬼》。關于薩特的小說，她認為《惡心》表現了作者的世界觀，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她還談到薩特另一部重要的作品——自傳《文字》。她還特別著重談到薩特的文集《境況種種》，認為這10本文集是人類的寶貴財富，一定能流傳下去。她還告訴我，薩特最重視的也是他這一套文集，希望它能傳之于后代，因為文集中有他的文學理論、哲學觀點，有對當代政治和人物的看法，反映了薩特時代的人和事。

我很滿意地結束了與西蒙娜·德·波伏娃關于薩特的對話，把剩下的時間留給她自己。

談起她自己，她一點也沒有那種津津樂道的勁頭，其實，關于她，可談的實在不少。她不僅是當代的一位大作家，而且是西方婦女的一位精神領袖，她一直為爭取婦女權利、反對對婦女的偏見和不合理的習俗而進行奮斗。她的《第二性》（1949）一書已成為西方婦女的必讀書之一，是當今西方女權運動的先聲。在巴黎，還有這樣的說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經常接見一些不相識的普通婦女，傾聽她們訴說自己的痛苦、不幸和苦惱，為她們做些分析和指點，幫助她們解決在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難題，因此，西蒙娜·德·波伏娃在法國有“好心的老太太”的美名。

然而，她卻很少在我們面前談自己，面對我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她只做了最簡單的回答，話語比她談薩特時少得多，似乎她最感興趣、最關心的是薩特，而不是她自己。關于她為什么寫作、在寫作中所懷有的信念和原則這個問題，她只說，她經常有所感，有很多話要講，愿意把它們寫出來，幫助其他人了解世界，了解生活，幫助他們更好地生活。關于她自己的作品，她只簡單地提了一提《第二性》一書的影響，指出她所重視的是自己的四部回憶錄，因為她在那幾本書里講了自己的經歷、觀感、體會，以及有關薩特的事。關于她近期的工作和創作，她告訴我，不久前她完成了關于薩特晚年生活和創作情況的一部回憶錄，將要很快出版，其中附有她與薩特在1975年的長篇談話。

在我從巴黎回國的半個多月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回憶錄《永別的儀式》出版了，厚厚一大冊。

不久，我收到西蒙娜·德·波伏娃贈給我的她的新作《永別的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