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智族GQ GQ報道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徐冰困在紐約的工作室內，每日清掃房間、做飯，和家人待在一起。幾乎占據他畢生精力的藝術退去了。他有了大量閑暇的時間，開始注意到院子里從不曾注意到的植物。它們對周邊環境極為敏感，歷史比人類也要久遠得多，可人類總是習慣于忽視它們。萬物有靈，并非只為人類存在。

對于作品等身的藝術家徐冰而言，他選擇的高光時刻卻是疫情中這段無奈又安靜的時光，他從幾棵植物身上，看到了過去看不到的東西。

主演《警察榮譽》的白鹿，在今年為更多觀眾所知。她的高光時刻是決定做演員的那一刻——一個曾經被放棄的夢想，突然又出現在她的生活中。

導演邱炯炯向我們分享了他如何跨越瓶頸，進入創作的通途，在無比順暢的高強度創作下，他感受到充沛的幸福，那是他的高光時刻。他等待著下一個通途的到來。

此次年度人物的主題為“高光時刻”。有言曰，“人不是活一輩子，不是活幾年幾月幾天，而是活那么幾個瞬間。”這些瞬間可能跟職業發展有關，可能跟生命歷程有關，可能是一個人平靜時的頓悟，也可能是與一群人共處時的暢想。最重要的是，它與自己有關。

2022年，我們邀請你與《智族GQ》年度人物一起，回顧自己的“高光時刻”。我們相信，正是這些決定性時刻孕育了我們、滋養了我們，讓我們在漫長而不乏艱辛的生命中，感受到旅程的初心和終點的意義。

以下是節選的六位年度人物的高光時刻。

年度藝術家

徐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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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來，徐冰始終是西方當代藝術世界里最清晰的中國面孔之一。他時刻在觀察和思索社會現實，尋找新的藝術表達，反省人類的問題和弱點。

2021 年 2 月，人們因疫情被困在家中時，徐冰和火箭公司合作發射了“徐冰天書號 ”藝術火箭， 嘗試把人類的欲望、危機、未知帶向外太空。2022 年 8 月，徐冰的新作品《引力劇場 》在浦東美術館展出， 它縱向穿越五層樓的空間，形成巨大的文字漩渦，如同當今世界的狀況，不同文明相互糾纏、角力，將所有人都牽扯其中。他用藝術的語言將東西方文化相互轉換，憑借獨到的文化敏感和洞察力，活躍在當代藝術舞臺上。

食物、院子和植物

2020年初，疫情最嚴重時，我被困在紐約的工作室，每天打開手機，新增病例數字就蹦出來，紐約上萬人感染，千人死亡，我的很多朋友都得了新冠。女兒在芝加哥藝術學院上學，正好放春假，她和一個同學以及我的侄女，就都聚集到我的工作室。工作室是一個三層小樓，位于布魯克林的威廉斯堡，是美國疫情的重災區。孩子們一進來就直接上了三樓隔離，14 天內不許下來，待不住也得待。

接女兒回來前我買過一次東西，之后就再沒出過門。食物一時成了最緊要和最匱乏的東西。朋友之間開始交流各種網購信息，網站、購物群倒是沒斷過，但要隨時在屏幕前盯著，排隊搶位置，搶到后，掐指一算要半個月以后了。好不容易盼到了，又這沒貨那沒貨的，蔬菜也供應不上。

每天食物送到后，我戴上口罩、醫用橡膠手套，拿起酒精棉，一層一層消毒。先撕開最外面的塑料布，拿出里面的箱子分類，再去掉每種食物的包裝袋，換上干凈的塑料袋，轉移到冰箱，形成一套嚴格的消毒工序。我像印制版畫一樣認真，一絲不茍地把病毒拒絕在我們的領地之外。我還找來一個籃子，把三頓飯、水和需要的東西從二樓吊上去給孩子們。

網絡上都在流傳大饑荒和二戰時猶太人挨餓的照片，各家也都在節約過日子。對于病毒的真相，人類的文明和科技明顯地失效了，似乎到了需要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的地步。有聰明人開始在網上教授，如何改造水瓶等塑料容器種菜。我把芹菜心放在水碟里，當水仙看，期待它們成長。芹菜由白變綠，長得倒是挺快，卻只往矮胖了長。

平日里我的生活總是到處亂跑，倒很少有這樣的機會，每天跟家人待在一起。做飯、清掃房間，這些我過去從不認為值得認真去做的事，如今變得重要起來。這可以讓我在這個病毒肆虐、謠言四起、失去判斷支點的年代里，把大塊的時間用掉，等待轉機的到來。

在那段時間里，所有的藝術項目都停了，幾乎占據我畢生精力的“藝術 ”，在不知不覺中退去。這是此生少有的感覺，不知道我是否還是我，甚至不知道怎樣去思考。

有一天，我望向門前的小院，視線被一棵巨大的玉蘭樹占去了一半，我抑郁的思想和貧乏的視野，無奈地被一棵樹左右，只能無聊地看它。這棵玉蘭是鄰居家的，強勢地向這邊壓過來，我只有看的權利。這就有點像壞的公共藝術，占據著城市重要空間，毫不顧忌經過民眾復雜的心情。

工作室在那兒有30年了，平時因為太忙，我從來沒有打理過小院，要不是這次疫情，我也不會去注意它。院里的植物不動聲色地瘋長。院中央有棵橫著長的老桃樹，墻根有棵大桑樹，蠻橫地蓋在桃樹上面。一棵小香椿樹被擠到院邊，墻角有一叢竹子，把桑樹下面可透點兒陽光的部分也給堵住了。靠近木屋有棵葡萄樹，它順著木屋上去，把幾棵樹連成一片，空間顯得更亂了。那塊可用的地里，一棵芍藥被擺成環形的磚塊圍著，看起來尤為重要。

當時的紐約被媒體描述得幾乎尸橫遍野了，朋友們擔心我，我發些小院的生活照。他們看后回復：“這真是你的桃花源！”有些回復是：“怎么看不出疫情的殘酷？”我回答：“它們開得越熱鬧，越像是在嘲笑人類的窘境，玉蘭不知愁滋味啊。”

院里的一棵椿樹有胳膊這么粗，它是幾經周折才活下來的。我愛吃香椿，我媽說我是香椿命。她曾帶著兩株香椿苗闖海關，那是20年前，老人和藹可親，自帶掩護，過了兩株珍貴的樹苗，一棵種在紐約，一棵種在弗吉尼亞我妹妹那。那時我一個人在紐約生活，這棵小樹對我特別重要。

在與花草樹木相處的這些日子里，我常想到父親，想到伴我長大的中關園 56號。在那一排排紅磚房前，每家都有一個籬笆小院。我家的小院最好看，經常引路人駐足。不吹牛地說，就像個小植物園，在花卉樹木間還有蔬果、農作物。一到周末，父親讓我們幾個孩子用臉盆端水澆灌，或者讓我對著一株植物寫生。屋里只要擺得下的地方，都被花盆占據著。父親對花草的熱愛在北大是有名的，他的喜好也讓我們在那個匱乏的年代補充了各種健康、環保的食物。

父親年老住在醫院的時候，每次我們探病離開病房時，他都要叮囑：大窗臺上的第幾盆花要與哪盆花換位置了，小窗臺上哪盆花應該轉方向了…… 他似乎懂得花草的心思，這叮囑直到他昏迷的前一天。

疫情期間，我也思考了人與植物、自然的關系。其實，植物對周邊環境極為敏感，它們具備精密的神經感知系統，只是由于它們的被動，在遇到威脅時無法逃走，又對我們不構成多大威脅，人類習慣于忽視它們。可它們的歷史比人類要久遠得多，在長期的生存需求中發展出不可思議的生存之道。有些植物在感覺到有入侵性危險時會顫抖，有些植物可以通過蟲子的唾液判斷其種類，并能分泌出特別的信息素，引來蟲子的天敵。

植物的根系尤為奇妙，可通過釋放化學物質進行溝通，社群生活對它們很重要。當代植物學發現，如果周邊都是同類，它們就悠閑自得地生長，如果有異類插入，就會警覺起來，長得更快。植物隨時都在處理與左鄰右舍的關系。有些盆栽長不好，多半是邊上有相沖的鄰居，而有些植物需要有異類陪伴才能生長，有些植物能預知氣候變化，釋放預警信息。通常，植物是謙讓的，樂于尋找空隙生長。

關于植物的神秘能力，我們知之甚少，是因為人類過于自負，只知道自己了不起，但就像博物學家Stephen Harrod Buhner所言：“其實人類只是生命之網中的一員，萬物有靈，并非萬物只為人類而存在。”

我珍惜疫情帶給我的無奈又安靜的時光，讓我從幾棵不足為奇的植物身上，看到了過去看不到的東西。

(此文根據徐冰原文和采訪內容摘編)

年度青年導演

邱炯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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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炯炯用手工工作坊的拍攝方式，以獨特的生命體驗和美學風格，記錄了光怪陸離的社會變遷。故事在現實與夢境之間輪換，人物在權力和藝術之間周旋。百年中國現代史，就這樣在舞臺上下、陰陽兩界踉蹌展開。新戲從來演舊事，周而復始話滄桑。《椒麻堂會》癲狂生猛，是2022年最具創造力的華語影像之一。

小丑的眼睛

作為創作者的高光時刻——那種充分活著的、幸福的、來勁的感覺，就是當你在創作中遇到瓶頸沒有抓牢的時候，突然逮到了一個抓手，由此進入了創作的通途。

我從90年代開始創作，人生中遇到過無數次這樣的“高光時刻”。最近一次經歷，就是創作《椒麻堂會》的時候。在那之前，我已經拍了6部片子，如何從已經成型的語言、風格中突圍，對我來說非常痛苦。

2016年，我從北京搬去了深圳，每天像沒頭蒼蠅一樣在家做案頭工作，同時做幾個劇本，依然沒找到抓手，那種空洞的焦灼感特別強烈。直到2017年，我父親為了紀念我祖父邱福新逝世30周年，寫了一本傳記，邀請我畫插畫。畫的過程中，我把之前拍《癡》所用的棚拍、置景等人物與空間的關系，輸入到了繪畫中。15個章節畫下來，有一天我突然覺得，我是不是應該就用這個語法來寫祖父故事的本子，我記得特別清楚，那天是端午節，我在電腦上新建了一個文件夾“端午”，寫下了《椒麻堂會》的第一場戲。那是一個裉節兒。

它就像打開了一個缺口，我努力往里鉆，進入到一個無比順暢的、瘋狂的、順理成章的高強度創作狀態，那是每一個創作者都特別期待的生活。而當劇本成型，再用手工的方式，一點點付諸于視覺和聽覺，畫分鏡，搭棚，置景......一手一腳都是自己來。這個過程從2017年端午一直持續到2021年完成后期。現在回想，我仍能感受到非常充沛的幸福感。

《椒麻堂會》是在一個400平米的工廠車間里拍的，根本不算攝影棚，就是鋼架子圍一圈白色防雨布，拍攝過程就是螺螄殼里做道場。這種視覺創造方式也長出了一些新的觸角，我把它轉換到平面繪畫中去了。在《椒麻》之前，我半年拍片，半年畫畫，二者是分裂的，契合度不高，但《椒麻》之后，電影和繪畫成為了一個有機體，它們有了共同的語言系統。今年夏天我的展覽叫《椒麻神游記》，就是一次階段性匯報，我姑且稱之為“椒麻創作周期”。

沒有彼時的至暗，就沒有此時的高光。今年秋天我又進入了這種蜇伏的瓶頸期，只有每天練手，養神，在工作室待滿時間，才能跨過創作的陣痛，我在等待下個通途的到來。

我從小在川劇團長大，睜開眼就是戲班子的世界。所謂堂會，就是藝人對權力的一種服務。在個體和集體的博弈、對峙中，我看到了很多豐富的人的面貌，無比鮮活，無比幽默，極具感染力，好多細節直到今天仍能咂摸出滋味。對我來說，川劇團的啟蒙不僅是臺上的故事，不僅是視覺的、音樂的、編排的、表演的，更是讓我從小立志做一個講故事的人。

川劇人像通靈者，是正在消逝的魂魄。藝人跳進跳出，故事深入骨髓地活在他們身上。他們生出了劇場那個場域，生出了四川人的生活空間。而臺上臺下也是互文的，如鏡像一般，只不過是有點變形的哈哈鏡。80年代看戲的觀眾，是把看戲當過日子，把劇場當自家客廳。

我小時候看到了太多“日常驚悚”。隔三岔五就有瘋子來劇團找人，演出時會有瘋子直接上臺去鬧。他們形態各異，但都體現出一種未知的、個體難以承受的命運。這種對“日常驚悚”揮之不去的陰影(或者說啟蒙)激發了我，總企圖表達些什么。

拍電影一直是我的夢想，從1995年北漂開始，我就進入獨立藝術家的實踐中去了，直到2000年我才能夠以銷售作品為生。2006年，隨著DV技術的普及，我開始影像創作。那時有很多電影作者，他們不一定是電影學院或工業系統出身，但他們有生活，有閱歷，他們把攝影機當作筆，為時代備忘。我發現有那么多同類，備受激勵。

我的創作核心就是對庸常個體的塑造。當你去描繪一個人的時候，它有無窮的牽制力，將你引入一個敘事的黑洞。每個人都在具體地活著。我早期拍了很多紀錄片，用的完全是畫肖像的方式，哪怕是拍一個人坐在那里口述，我的鏡頭注視的目光也是虔誠的。人一旦進入畫稿，進入鏡頭，他就是一尊肖像，像放在佛龕里。這是一種偉大的庸常。我曾拍過我奶奶，對她來說，鏡頭的存在就像一種救贖，她可以把這輩子的苦都傾吐出來。所以第一天拍，她心潮澎湃，第二天娓娓道來，第三天駕輕就熟，第四天金句頻出，然后第五天就是“你別拍別拍了”(笑)。

我爺爺是一個小丑演員，是《椒麻堂會》里丘福的原型。我小時候對世界的認知，其實是通過小丑的眼睛去觀察的。這對我的作者意識特別有啟發——小丑通常是一臺戲里的故事參與者，但在某個瞬間，小丑又會跳出來，對故事進行評述，直接和觀眾對話。這就是戲劇里所謂的“間離效果”，小丑是“間離天使”。

小丑蒼白、卑微、復雜，更接近精準的人。小丑的內核深處，是蒼涼的批判意識，通過插科打諢，表達心里最痛的部分。川劇中的小丑是最多的，這跟四川人混不吝的悲喜交加、極度日常化的個性有關。塵埃般的微小個體，可能什么都不敢做，但起碼可以做一個鬼臉，沒什么殺傷力，但他的尊嚴得以保存。

年度青年演員

虞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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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一檔選秀綜藝開播后，虞書欣的火熱成為當年的一種娛樂現象。在一種極度緊張、殘酷、競技感強烈的環境里，她以一種無所顧忌的松弛特質，給觀眾帶來輕松之感，也展示了一種新的偶像形態。到了今年，這個勤奮的青年偶像在《蒼蘭訣》《兩個人的小森林》里用靈動、自然的表演，證明了她作為演員的實力。

想讓我做的事情

有意義和價值

智族GQ：請你談談你的高光時刻。

虞書欣：作品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以及曾經不看好我、不喜歡我的人對我改觀的時候，或者當不了解我的人感嘆，“原來她是這樣的人，我現在才發現”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我會覺得都是我的高光時刻，因為這些證明了我認真做的一些事情的意義和價值。

智族GQ：工作節奏里，你放松的方式是什么，你敢給自己放長假嗎？

虞書欣：旅游拍大片，過屬于我這個年紀的美少女應該過的所有生活。敢的，但放長假也不會消失，和大家分享生活已經是我的習慣了。

智族GQ：你怎么理解你身上的松弛感？

虞書欣：火象星座本來就比較心大，我不太喜歡總結自己的個性特點，很多也是聽別人總結我才會說，哦，原來我是這樣的啊！我就覺得我是可愛、努力、真誠、審美不錯的寶寶，其他的沒怎么想。

智族GQ：你有哪些守護自己、不被改變的方法，可以分享給我們？

虞書欣：做好自己的事情，無論發生什么都穩住自己的心態。好好享受生活里每一個能讓我們快樂的地方。外賣是熱的，朋友圈收獲很多個贊，拍了好看的照片，看了一部好的電影或者劇，偶像發了一組很好看的照片，和小姐妹在群里爆笑聊天，這些簡單的小事，其實都可以讓一整天的幸福感很足！

年度青年演員

白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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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演員白鹿出道的第六年，她用心演繹每一個角色，磨礪演技。她是名門閨秀漼時宜，克制、守禮，白鹿因有共情力的哭戲，多次登上熱搜，出色地演繹了唯美的愛情悲劇；她也是接地氣的實習警員夏潔，通過生動、細膩的表演感染觀眾情緒。深入人心的角色讓白鹿在90后新生代女演員中脫穎而出，值得期待。

決定做演員

是我人生的轉折點

拍《警察榮譽》時，我的壓力很大。這是一部偏生活類、現實主義題材的劇，跟我以前拍的偶像劇、古裝戲都不一樣。開拍前很緊張，合作的演員都太優秀了，我會擔心接不上他們的戲。我本身是一個比較要強的人，不希望自己拖后腿。不拍戲的時候，我會去請教他們，是否有別的處理方式。我們會探討，但是不會去限制彼此。他們對我也一直是鼓勵，給了我很多幫助。

我飾演的實習警員夏潔，她是一個心里裝著事的女生，也很穩重，不會把情緒表達在臉上，而是自己默默去消化。我們很不一樣，我的性格更鬧騰，我的宗旨就是不憋著，我會跟我最親近的人去說、去溝通。母女關系也和劇里差別很大，我媽很黏我，但是不會時時刻刻要我告訴她我在干嗎。她知道我忙，日常會問候吃飯了沒，忙完到家說一聲。從小到大，我媽對我還是鼓勵的，不會限制我的人生，只要我開心就好。

去年通過《周生如故》被更多人看到，看到我在戲里的用心，演技上的進步，這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我看到了網友們的評論，當然很開心。時宜，我真的很愛這個角色，她也是我最心疼的一個角色。拍的那段時間，我心情不好，比較低沉，每天晚上“emo”，想哭就哭了。

回顧演藝生涯，我的高光時刻是在2016年，開始做演員的那個時候。通過拍微電影，我開始被網上更多人認識，然后于正老師聯系了我。我一個人坐高鐵去南京，和他見了一面，聊了幾個小時，他說了關于未來的規劃。回程高鐵上，他發信息給我，我決定要簽你了，你簽嗎？我心里很緊張，也很驚喜，于老師要簽你，誰會不簽？

以前我就有過做演員的夢想，只是后來放棄了，突然那個時候他告訴我，我又可以了，離這個夢想又近了。那是我人生的轉折點。

我是帶著好奇心開始做演員的。在演戲方面，早期我是一張白紙，拿到劇本，先熟讀，了解她的人物性格，我會做筆記，人物的不同階段、重場戲，都會寫上。拍戲前，自己在鏡子前面練習，主要是看表情，也練過哭戲。我把我理解到的東西演出來，拍完一場，再去看回放，不斷復盤。

我演戲的信念感就是，我相信自己就是這個人物，相信自己正在經歷著她的人生。同時，我也面臨挑戰，我要去成為各種不同的人物，而一些劇情是我本人沒有經歷過的，只能憑自己的想象。

我很喜歡電影《萬物理論》，一部霍金的人生紀錄片，演員為了角色，提前4個月去醫院，學習肌肉萎縮的病人從開始到最后的狀態，細節抓得非常好，這是一名演員應該做的。

一個人的時候，我挺安靜的，睡覺、看劇。很多人不會看自己拍的戲，我會看，還會看好幾遍，第一遍看戲，第二遍挑毛病。朋友來我家時，我都會放著，大家一起看，一起吃燒烤。如果我自己覺得做得不好，我會審視自己、再次反思。

現在，我更多是享受當下，走好每一步。我很幸運，一直在拍自己喜歡的戲，而我擁有現在的一切，都是因為當時做演員的決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近我很喜歡一首歌：《給電影人的情書》，里面有一句歌詞：何悲何哀何必去愁與苦，何必笑那愛與恨。這就是我現在的狀態。

年度播客人

石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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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立人喜劇出品的播客節目“諧星聊天會”開啟了喜劇人占領播客界的先聲，以單口喜劇人與觀眾互動的形式，分享故事和經歷，用幽默開解憂愁、發現荒誕，也傳遞溫情。他們拓展了喜劇在播客媒介的表達，獲得了廣泛的聽眾。2022年，當聽播客成為一種日漸流行的生活方式，他們也成為聲音領域的快樂源泉。而快樂，現在對我們來說尤為稀缺和重要。

打游戲還是開疆拓土？

我選擇前者

兩年前，我攀巖時不小心摔下來，把右腳摔骨折了。做完手術，我在醫院住了3周，疫情期間不讓探視，就一個人待著。

日子過得很快。每天起床吃飯，休息一會兒吃午飯、晚飯后7點病房就關燈了。我想看看天，看看自然風景，可窗外只有盤旋的立交橋，來來往往的車。

有時半夢半醒，覺得一個人待著好可憐，會脆弱，想要談戀愛，腦子里全是一個能帶我走出醫院的純潔女性形象。插尿管的時候非常疼。插了半天，醫生說我給你換個細點的，我說你們有細的怎么不早拿出來。我為此還想了一個段子《孤膽英雄》那種電影里邊總有這樣的橋段，英雄受傷了，在醫院里邊插著管子，外面有緊急情況，管子一拔，他就出去了。我說這個英雄肯定沒有插過尿管，如果插了他不會那么輕易地就拔出來，肯定得掙扎一下。

30歲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放空，腦子里永遠有事情。平時我就算不寫段子，也會整理段子，把文件夾里的段子分門別類，再修改。如果做的事情和喜劇無關，我就很慌張。你看，躺在醫院我還在想段子，沒轍。

可是在醫院，太疼了，身體上的痛苦好像會讓自己清醒一些，想一些更加本質的東西。那段時間我基本上沒有管公司的事情。外邊可能發生一些事情，跟我也沒有什么關系。我又重新評估自己的意義和我跟這個世界相對的關系。

之前被使命感驅動，我總想著改變什么拯救什么，但做的事情不一定能馬上得到效果。單立人從2018年開始在線下做sketch(素描喜劇)，我和六獸、周奇墨在一塊就瞎寫。sketch真正為大眾所熟知，已經是2021年發生的事了。可2020年演員在線下演，并不賺錢，觀眾沒那么喜歡，也不太買賬。中間有很多的波折，看不到前途。

那時，周奇墨受到笑果公司邀請，第一次去參加《脫口秀大會》，一開始我是有些傷感的。有很多聲音告訴我，要把公司變大。有些人有這個欲望，會不斷去開疆拓土。但是欲望和公司的發展水平，其實不一定匹配。有時公司想要再發展，會變得很困難，你硬發展、硬打仗，就會輸。那時候狀態可能很差，公司發展不好，對你而言，是所謂的經歷，可是你把別人給搭進去，就把別人的事業葬送了。

我總是把單立人比喻成公雞，如果沒有想清楚盲目地擴張公司，單立人會像一只瘋了的公雞，不斷地沖撞，但是你并沒有那么大。在醫院時，周奇墨打來電話，我們聊了聊激烈的賽制。那時傷感的勁兒過去了，想清楚了，這個世界上，你能把握和掌控的東西是有限的。

人是很弱的，用一條腿，上一個樓梯，我在想我能跳上去。可很快，我發現自己不行，往上蹦一下我都做不到。廁所樓梯比外面高一截，我得爬上去，再爬下來，就那點樓梯就把我限制住了。我后來能走點路，架著拐，走最遠距離是從我們公司到三聯書店，大概二三百米，再回來，就覺得我今天出遠門了。自己能夠駕馭和掌握的東西原來這么有限，你以為你能駕馭，可能是你的幻覺。

出院后，因為回家還得爬樓，我就在公司一樓睡了兩周。同事給我搞了個床，那陣天氣也不冷，每天早上起來坐在輪椅上，望著窗外，像一個癌癥晚期的患者。我目送他們來上班，兩眼無神。平和，非常的平和，前所未有的安靜。這是2015年我創業以來第一次放空。好像釋然了一些，原來人可以閑著，人可以不干事兒。

后來趕上端午節，六獸說“我們來陪你過節。”他們在演出的舞臺中間支臺電視，大家圍坐，聊天玩游戲。大多時間其實我在床上躺著，跟他們距離也不遠，看著他們玩。他們在玩一個叫《茶杯頭》的游戲，類似《超級瑪麗》，游戲角色往前走，子彈很密射過來，就得不斷地躲，第一關就很難，四個人試了都過不了。我想試試。我完全沉浸其中，沒有功利心，你不覺得你要證明給他們看，打游戲太緊張了，無暇顧忌，沒有雜念。不知道具體多久，我通關了，所有人歡呼。那一刻，我感覺自己切換回了一個健康人的狀態。我太牛X了。

人還能有這樣的活法？很久沒有這樣的感受了，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快樂的閾值越來越高。小時候吃塊糖，很開心，但再吃一塊就沒用了。然后發現吃什么都沒用時，開始看書、看電影。成人之后，你對快樂的理解，就跟小孩不一樣了，你不會覺得那種肆無忌憚、無所顧忌的快樂是快樂，你也不知道在追求什么，反正每天就那么過。

我們帶給別人快樂，但很矛盾，我自己并不知道該怎么尋求一種所謂的幸福感，因為我沒有辦法讓自己開心。有人壓力大，可能聽場脫口秀可以緩解，可我做不到。前些天一個外地演員來北京演出，我坐在臺下，覺得這個包袱應該這樣抖，會更好。我還在想工作的事，沒有辦法讓自己完全跳出來。以前不搞sketch，我恐怕還能看影視，但現在看影視也出現問題，總覺得這場戲鋪墊太長了，那場戲有點無聊，主題表達不準確，人物塑造不鮮明。

我總覺得做喜劇的人，其實是用旁觀者的視角來看這個世界，并不是站在世界的中心。像單口(喜劇)演員說，“我覺得什么事都特別奇怪”，送外賣很奇怪，打車很奇怪，其實是要把自己抽離出來。大家讀書、玩、打球、談戀愛揮灑青春時，我并不能完全投入，跟人群總是保有一定距離，旁觀地、抽離地看著他們。

我也不知道為什么，回顧過往時，就會突然想起打游戲通關那個瞬間。可能是因為我缺少那樣的體驗，那個高光時刻在于，我在全身心地投入在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上，哪怕是打游戲這件小事。別人在關注你，在給你力量。成功以后，大家發自內心地歡呼，為你喝彩，那個狀態其實很開心的。對我來說，打游戲和開疆拓土心理體驗差不多，兩者之間我會選擇前者，因為不會傷害到別人。

以前我家開游戲廳的，小時候老打游戲，那個快樂對我來說非常原始。那天打游戲時，早年的記憶一下就找回來了，感覺又回到了孩子的時代，可以無所顧忌地去笑、開心。那個瞬間特別短，其實我知道，一堆人制造了一個毫無意義的、虛假的、沒有任何回報的成就感。但很純粹，也很真實。

年度生活方式設計師

周宸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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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周宸宸創立同名工作室Frank Chou Design Studio的第10年，這10年間，他關注具有社會價值的公共議題，用設計語言消解個體身份和地域的局限性，創造出與世界同頻、聯結每個人的現代美學作品。最近，周宸宸正在籌備新設計的發布，讓我們一起期待吧。

沒有誰是一座孤島

設計師：謙卑的問題解決者設計之美是具有藝術性的，但創造一件藝術品和設計產品有本質上的差別。

“我們并不是藝術家，兩種身份的出發點截然不同。”在周宸宸看來，設計是為了解決生活中的問題而存在的。這意味著，設計師必然承擔解決問題時的具象壓力和責任，每一步都要讓自己的想法“可執行”。

兩年前，周宸宸和他的團隊收到路易威登的邀請，開始為Objects Nomades旅行居家系列設計產品。在接受邀請那一刻，他感到非常愉快。這個系列是路易威登在2012年推出的，每年都會和世界上最受矚目的設計師合作，例如被譽為“歐洲設計變革領袖”和“世界50大設計巨星”的荷蘭設計師Marcel Wanders。

周宸宸受邀顯然說明他的實力被路易威登認可。但他坦言，這樣的心情也會立刻轉化成一種壓力，“我們實際上是在輸出還不存在在客觀世界中的作品。過去的概念和作品都不奏效。”接下橄欖枝，意味著要踩準之后的每個節點，這些節點都是設計師需要提供對應解決方案的DDL。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周宸宸和他的團隊都沒有向外透露合作消息，在設計變成實際作品的過程中，有許多指標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例如作品的強度、成本等等。最終，Signature扶手椅和沙發誕生了。他們的靈感來源于中國云南和美國亞利桑那州，兩處地區的地理環境呈現出的紋理有相通之處，俯瞰層層梯田和在羚羊谷里仰望天空時都能見到層層相疊或是流動的弧線。

“這些自然環境中的紋理已經存在了很多年，是表層、具象的靈感，對于我們而言，更重要的是去思考它背后是什么樣的力量塑造了這些紋理。如果可以模擬或者學習這樣的力量，嘗試用于設計，那就是一件杰出的事了。”周宸宸在敘述的過程時，眼睛里閃爍著某些靈動的光芒。

周宸宸說，直線是屬于人類的，而弧線是屬于上帝的。像流動水紋般流暢的弧線被大量運用于“Signature”的設計之中。除此之外，設計中沒有絲毫多余的裝飾，沙發和扶手椅放置在戶外環境時，不同時刻的陽光跌進作品懸挑的部分，會在地面和墻上投射出變幻、流動的陰影。陰影成為了作品的一部分，“也成為了作品最好的裝飾物”。

設計顯然需要兼具感性與理性，把對外部環境的觀察與感受內化進自己的心靈，與此同時，通過一種思辨和溯源的方式學習、吸納事物產生本質，最后使用設計語言表達、輸出。周宸宸似乎正是這樣一種角色，在解決問題時擁有自信，而在思考時，他又抱有謙卑之心。“人類所造之物，與千百年依托自然力量形成的生態環境之間，應該能夠產生一種和諧的狀態。”

設計的力量：沒有誰是一座孤島

“Signature”的設計與路易威登想表達的“游牧”“旅行”的冒險精神相合，兩者都離不開對于自然的敬畏和理解——“這種思考的要素是打破文化界限的語言，無論哪個地區的人們都可以用本能去感受。”也因此，他認為，當設計抓住了本質，不再拘泥于各自文化背景，設計語言自然能夠超越國界“。‘東方’與‘現代’，并不矛盾。”

2019年年初，在一次演講上，周宸宸提到，人類面對的主要問題已經不再是以國為界的自由升級與物質升級了，環境污染、文明爭端還有生物病毒等問題，將會是全人類需要共同面對的危機。而設計，需要被重新定義。

“用設計思維去提出思考與建設性的解決方案。不僅為當下的疫情，也為了之后人類面臨的更多可能的公共衛生的挑戰。除了財物性的捐贈，我們更在思考作為設計師，我們應當‘捐贈’何物。”

有了這樣的思考后，周宸宸著手聯系產品設計師陳旻、Benwu、Above，建筑師孫大勇，平面設計師王子僑。這些朋友們有相同的感受，聯合發起了“Create Cures”公益項目，希望能從設計的角度，為當下正在發生的和未來可以預見的公共衛生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周宸宸坦言，朋友們不計成本帶著自己的團隊投入到了“用創造來治愈”的理想之中，最終在兩周內完成了設計，作品包括安全艙、口罩、消毒燈、洗手液等。這很不容易，因為疫情期間，設計行業都在面對嚴酷的生存考驗。

像周宸宸這樣的產品設計團隊需要面臨的生存壓力更大，疫情發生的第一年，整個團隊收入下滑了90%。“我們做的事像是戰略布局，與產業中的最前端企業合作，因而交付的東西往往要經歷最少3年時間才能產生效果和收益。而疫情帶來的最大沖擊是不確定性，很難有人愿意持續投入具有前瞻性的項目。”在壓力中行進，正如周宸宸一直以來對待設計的態度那樣，他仍然相信一切更美好的事情會發生。在發布“Create Cures”公益項目時，他引用了英國詩人約翰.多恩的詩句：“沒有誰是一座孤島，在大海里獨踞；每個人都像一塊小小的泥土，連接成整個陸地。”

原標題：《2022年《智族GQ》年度人物：漫長人生中，我的“高光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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