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獲悉，12月14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成都字庫街遺址重要考古發現。2021年，考古人員在此發現了一批秦簡，“成都”“西工師”等相關文字的出現，以第一手文字實物資料印證了秦漢時期成都城的地址及地位。據悉，這是成都首次出土秦代簡牘。

14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一批剛剛清理完畢的秦簡牘，簡牘上有“成都”等字樣。

“成都簡”

字庫街遺址發掘現場負責人唐彬介紹，2021年4月至12月，為配合基本建設，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對成都市字庫街遺址進行了勘探發掘，清理出大量竹木器，經清理發現字跡較完整且清晰的有53支，另發現疑似簡牘殘片212片。其中一片簡牘上清晰可見“成都”二字，另一片木牘上能辨認出“西工師”等字跡。同時還發現“公士”等軍功爵名，“革”“軫”等車馬類原料及工具名稱，“十二兩”等數量用詞，“二當一”等財物折算用詞，“（卅）五年六月”“廿九年”等年代信息，結合簡牘字體風格，推測這批簡牘年代為戰國晚期至秦代。

介紹研究成果現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左志強介紹研究成果

負責該項目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勘探二部主任易立告訴記者，初步判斷主體器物年代為戰國晚期至秦代。出土的大量石范、陶范，以及秦簡牘、陶印模，表明附近冶鑄遺址為秦代蜀郡官方手工業作坊。“西工”為蜀郡西工室，“西工師”是官職名，為西工室機構中管理工匠的官員。

正在保護修復中的秦簡牘

此外，該處遺址還發現大量戰國秦漢時期鑄造銅制武器的石范、陶范及鼓風管、煉渣、爐壁等，兵器種類以三翼、三棱箭鏃為主，另有少量戈范、弩機范、銅鐏范等殘件。還有一批戰國、秦及西漢的瓦當和陶器。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左志強表示，字庫街秦簡牘是目前成都地區年代最早的簡牘文獻，包含行政管理制度、職官、歷史地理等信息，豐富了秦人治蜀文獻，有利于深入探討古蜀社會轉型的關鍵節點歷史問題，具有重大史料價值，同時也具有較高的書法藝術和文化價值。秦蜀郡西工冶鑄遺存的發現，也為研究秦代兵器制作工藝等問題提供了重要實物材料，對了解秦滅巴蜀后治理蜀地的政治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文保人員清理秦簡

漢代蜀郡西工或在秦時已設立

此前，根據對史料的研究，我們曾有這樣一段歷史認定：秦統治巴蜀時期，秦政府曾在蜀郡設置大型工室“東工”，生產軍隊急需的兵器等產品；兩漢時期，官府又在蜀郡設立大型工官“西工”，生產漆器、蜀錦等等。

但因為這次出土的秦簡“西工師”，這段歷史或許要修正一下。

字庫街遺址發掘現場負責人唐彬表示，“西工”為蜀郡西工室，“西工師”是官職名，為西工室機構中管理工匠之吏，字庫街出土的遺存很可能與著名的蜀郡西工有關。

早在先秦兩漢時期，成都就已是全國最頂尖的手工業生產基地。由于西工的工藝精湛，生產的東西件件都是精品，所以這里的產品基本都是輸送給宮廷和皇室成員的貢品。

這些誕生自成都巧匠手中的珍貴金銀銅器、漆器、蜀錦，隨著漢代開啟的絲綢之路流向全國，甚至銷往世界各地，可以說是最早的“國際”大企業。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臂，國家一級文物

知名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王仁湘教授曾在成都博物館的一場講座中提到：新疆古城尼雅出土的漢代蜀錦護臂——就是那個織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字樣、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最偉大的發現之一的著名文物，“按照工藝和年代來看，它很有可能也是由‘蜀郡西工’生產的。”

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左志強介紹：與“成都”和“西工師”同時發現的這批秦簡上，還有“公士”等軍功爵名，“革”“軫”等車馬類原料及工具名稱，以及“十二兩”等數量用詞以及“二當一”等財物折算用詞，和“（卅）五年六月”“廿九年”這樣的年代信息。

“結合簡牘字體風格，我們推測這批簡牘年代為戰國晚期至秦代，大體為秦昭襄王或秦王政（始皇）期間。”左志強說。

如此看來，這批秦簡無疑昭示了一個令人興奮的考古新發現：早在秦治巴蜀時期，當年的成都不僅有蜀郡東工，也已經有了蜀郡西工——眾所周知，漢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很大程度上沿襲自秦朝，因此，漢代西工很可能也是漢承秦制，延續了秦代的工官制度。

秦滅巴蜀的重要一幕，或許就發生在彭州

秦簡，是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的秦國及后來的秦朝遺留下來的簡牘總稱。秦簡上的文字，對于研究秦的歷史，包括法律制度、行政制度等方面，有著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上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挖掘出的秦簡（按照時間順序排列）主要有：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四川青木郝家坪木牘、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湖北江陵獄山秦簡、湖北云夢龍崗秦簡、湖北江陵楊家山秦簡、湖北江陵王家臺秦簡、湖北沙市周家臺秦簡、湖南龍山里耶秦簡、湖北岳麓書院館藏秦簡、北大秦簡等。

睡虎地秦簡

在這些秦簡中，影響力最大的首推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這是1975年出土的一批竹簡，共計1155枚完整竹簡，80枚殘片，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方面面。

其次則要數湖南龍山里耶秦簡，足足出土了36000多枚秦簡，數量之多實屬罕見，記錄內容包含了戶口、土地開墾、物產、田租賦稅、勞役徭役、倉儲錢糧、兵甲物資、道路里程、刑徒管理、祭祀先農以及教育、醫藥等相關政令和文書，幾乎就是一本秦代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

里耶秦簡

字庫街秦簡牘作為目前成都地區年代最早的成篇出土簡牘文獻，雖然數量不多，但價值亦十分重要。除了前文所說的、將蜀郡西工的設立年代進一步上推之外，其中新見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職官、歷史地理等信息，也彌足珍貴。

左志強舉了一個地名為例：逢鄉。這個地名見于《華陽國志·蜀志》，見證了秦滅巴蜀的重要一幕——“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王遁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鄉，死於白鹿山。開明氏遂亡”。

四川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任乃強（1894~1989）曾標注“逢鄉，舊籍無考”，也就是不能確定《華陽國志》中所說的逢鄉，如今是在四川何處。

而字庫街秦簡則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逢鄉鹿【筋】十四件”的這句簡要記錄中，暗示逢鄉盛產鹿，與《華陽國志》的“逢鄉”“白鹿山”信息契合。

由此推測，“逢鄉”的位置很可能在湔江河谷的左岸，也就是彭州龍門山白鹿一帶。考古的魅力在這一瞬間熠熠生輝——如今成都人周末休閑常去玩耍的清涼山間，因為這片秦簡上寥寥數字的記錄，忽然便與2000多年前末代蜀王倉皇奔逃的殞命之處重合起來。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顏勁松表示：在“成都矛”之后，這批“成都簡”的出土，不僅是成都地區城市考古的重要新成果，也再次實證了成都悠久而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

（本文據新華社、紅星新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