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蔡京沉浮》是陳歆耕繼《劍魂簫韻：龔自珍傳》之后的又一部傳記。陳歆耕長期從事非虛構寫作和文化批評隨筆創作，并不專力于傳記的撰寫，卻接連出版兩部傳記，尤其是第二部傳記的傳主蔡京，并非賢臣名相，其“奸賊”形象深入人心。而我們知道，為歷史反面人物立傳，極有可能成為落入俗套的“翻案”之作，或是新“官場現形記”類的黑幕傳奇。顯然，為一個“奸臣”書寫傳記，對于陳歆耕來說，看似并非明智之舉：其一，陳歆耕并非專業的歷史研究者，進入一個陌生領域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其二，傳記寫作并不能像報告文學任由想象敘事，也不能似文化隨筆投入更多的情感和批判，而陳歆耕卻摒棄最為擅長的文體，涉足較陌生的領域。在閱讀了陳歆耕的《蔡京沉浮》后，這些疑慮均被打消，陳歆耕將其擅長的兩種文體結合，經過《劍魂簫韻：龔自珍傳》的試驗后，得心應手地運用于《蔡京沉浮》中，呈現出較為獨特的傳記文體特征。

蔡京畫像

一、謹嚴的史家精神

人們對蔡京的評價，一般停留在《水滸》和《岳飛傳》等文學作品中的“奸臣”形象。人云亦云，肆意褒貶，不是傳記作家應有的態度；對于清代學者王夫之《宋論》中認為蔡京為“元祐黨人碑”“花石綱”“靖康之變”禍首之罪責，不加辨析就盲目認同也不是一個嚴謹學者所具備的風范。傳記貴在實事求是，傳主的是非功過，必須秉筆直書，評價無論褒貶，理應直言不諱。陳歆耕作為一名有專業素養的學者型作家，在《蔡京沉浮》中，遵循了謹嚴的史家精神，以批判的眼光、理性的筆觸，考察和剖析了蔡京的官宦生涯。

《蔡京沉浮》

蔡京24歲科舉及第，排名第九，受到當朝宰相王安石的重視，可見其并非庸才。而且蔡京也并非毫無作為的庸臣，不然為何其能宰相在任十八載有余。那么，蔡京如何從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成為遭后人唾棄的奸賊之首？蔡京的仕途并非一帆風順，曾四次被貶，復又委以重任，人才濟濟的大宋難道就沒有更合適的人擔任丞相？對于一個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奸賊”形象，陳歆耕并非為蔡京翻案，因為他知道，無論怎么客觀評價蔡京，其人“巨奸”“巨賊”的罪愆是洗刷不掉的。但蔡京如果一無是處，或者是十惡不赦的奸人，能為官大半輩子是很難想象的。相對來說，北宋時期官員的言論較為自由，“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逾此事者，天必殛之”。（《宋史·太祖本紀》）北宋的諫官可以參與朝政，擁有監督帝王，彈劾百官以及丞相的權利。簡單粗暴的臉譜化評價必然會遮蔽蔡京更為豐富的性格面向，于是陳歆耕在傳記中精細地考察蔡京的人生軌跡，描繪出其復雜的性格，客觀評價其功過，肯定了蔡京被“奸人”形象遮蔽下的為官執政能力，及其智慧和創造。如蔡京主持的茶、鹽、酒等專賣領域的經濟改革，對中國古代專賣制度產生深遠影響，成為了經南宋直至元明清沿用的專賣制度范本；為了適應了社會各階層對貨幣的需求，蔡京大力推行貨幣改革；興建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等，百姓的推行力度之大，其前瞻性的社會經濟理念和完善的社會救助制度，確有可圈可點之處。難怪有研究者認為蔡京變法“牽涉面之廣、影響之大恐怕不亞于王安石變法”。

撥開歷史的迷霧，還原一個真實的蔡京，重點是如何公正地評價其治世之才和奸佞權臣的雙重形象，而二者又是如何在蔡京身上“矛盾”地重合？目標雖然明確，但具體寫作難度較大。首先，蔡京的“奸賊”形象已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要改變讀者對其印象，需要有足夠的證據支撐。其次，宋代史料年代久遠，如果不是專門的宋史研究者，另起爐灶開辟新的創作領域，并非易事。蔡京傳記的撰寫建立在相關史料的收集、爬梳與辨析的基礎上，做到了論從史出，言必有據。作者還特意列出了兩部學術著作為參考文獻，即當代宋史學家楊小敏《蔡京、蔡卞與北宋晚期政局研究》和曾莉《蔡京年譜》。當然，陳歆耕在寫作的過程中所參考的遠遠不止這兩部，從其部分言論中，我們就可以知道他所涉獵的知識非常廣泛。陳歆耕起先是被宋代文人墨客雅集西園之勝景所吸引，打算創作一部《北宋“西園雅集”記》，在收集相關文獻時，“書柜中不斷填入涉及宋史的各種書籍，以致我要買一個新的書柜來存放新購入的書”，而且在《全宋筆記》出版后，“便先購來最想讀的二十多冊，從容品讀”。除《宋史》《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等，陳歆耕在《蔡京沉浮》中大量引用了《宋人軼事匯編》，這是一部內容豐富的宋代史料輯集，主要以各種筆記，詩話為主要搜集來源，是較典型的“野史”。而我們知道，官修史書雖以“微言大義”“春秋筆法”為目標，但因其有“后朝修前朝史”傳統，既有史官的個人傾向性褒貶，也有統治者是否認可等因素影響正史的真實性。有觀點認為，輯錄歷史人物趣聞軼事的“野史”在某種程度上比正史更有參考價值。因此，《蔡京沉浮》并沒有因為部分材料來自“野史”而在可信度上打折扣，反而因此使人物形象更為豐富，并增強了行文的趣味性。

蔡京行書《節夫帖》

作者還不辭辛苦，親赴蔡京的出生地仙游縣楓亭鎮進行考察探訪，與其家族后人交流，聽取故里鄉親的評說；實地踏看蔡京墓地，身臨其境以獲得直觀感受，彌補了史料的隔閡所帶來的不足。陳歆耕的這次蔡京故里之行可謂收獲頗豐：族人的評價與書稿的書寫理念形成呼應，搜集到蔡襄、蔡京、蔡卞等的珍稀書法文獻并編入書中。不可否認，蔡京在書法上頗具造詣，既是其才能的展示，也是他能在官場游刃有余的資本。而且書法恰巧成為蔡京與徽宗之間密切關系的紐帶，也正因為如此，蔡京才屢次被重召回朝廷委以重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部30多萬的初稿，作者并非是在電腦上用鍵盤輸入，而全部是用水筆一筆一畫寫成，雖然作者稱是為了保護視力，但我想更多的是為賦予傳記寫作一種莊嚴儀式感，在學風較為浮躁的今天，在眾語喧嘩的“寫宋熱”，以及從“悲憫”到“艷羨”，由貶抑、否定到美化、推崇，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評價中，踏踏實實地回歸史料，對這段歷史進行嚴謹審視。陳歆耕這種將歷史文獻資料整理與實地考察體驗相結合的方法，既體現了本書的學術性和嚴謹的寫作態度，也深化了作者對歷史的理解和感悟，并將傳記寫作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

二、獨特的傳記體例與書寫范式

一般傳記的寫法多是圍繞傳主生平而展開，以便讀者較清晰地把握傳主的經歷與變化脈絡。于是，我們經常讀到的傳記大多為單線敘事，用小說化或報告文學化的手法，講述傳主的生平事跡。陳歆耕讀到的幾部蔡京傳記，令其大失所望：“小說化、臉譜化、簡單化的手法，使得這類文本既無純粹小說敘事的張力和語言的質感，又無史實的嚴謹可靠。”蔡京是一個有著“定論”的歷史人物，如果不變革書寫理念，不在寫作構思上有所創新，那么重寫蔡京傳記將毫無意義。

為了能還原，或者部分還原所撰寫人物的真實經歷，有責任感的傳記作家都會全身心地投入到爬梳史料，辨偽存真的工作之中，讓材料真實地呈現出歷史細節。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作家如何進行材料的取舍？如何構思和布局篇章結構？采取何種手法進行創作？作者理性地對待北宋歷史和蔡京，并沒有迎合人們對蔡京的成見，而對其奸賊形象大加渲染，也沒有著意為蔡京翻案，刻意夸大其功績。讀完這部傳記，我們會發現其行文構思與眾不同。無論是《蔡京沉浮》，還是陳歆耕的第一部傳記作品《劍魂簫韻：龔自珍傳》，看似缺乏一以貫之的核心線索，實則為作者嘗試傳記寫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蔡京的一生可謂仕宦沉浮，從權傾朝野，到晚景凄涼，最終定格為北宋覆滅歷史的罪人，其中可以講述的故事有很多。但《蔡京沉浮》從蔡氏兄弟與王安石的關系起筆，以史志和年譜所載的歷史大事件為依據，在朋黨之爭，與徽宗惺惺相惜，以及興學、創建完善的社會救助機制等方面，全方位展示蔡京“官場人格”的精神圖譜。《蔡京沉浮》的行文結構看似毫無章法，但其中線索的選擇較為巧妙。該傳記雖重點講述其仕宦沉浮，但在詭異莫測的政壇風云和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中，聚焦蔡京的形象刻畫。

為蔡京作傳就必須在嚴謹的歷史敘述中，運用令人信服的史料直擊傳主的內心，在個人體驗與歷史感悟的連接點上，與傳主久遠且隱秘的人生進行對話。張居正編撰的《帝鑒圖說》中“任用六賊”，講述了蔡京創“豐亨豫大”之說，誘導官家安享太平盛世，奢侈消費。蔡京等人的用意是先投其所好，燃起宋徽宗本就有追求奢侈享受的強烈欲望，然后君臣上下共腐。官家揮霍無度，縱情聲色；臣子賣官鬻爵，奢華糜亂，是北宋滅亡前夕重要的時代征候。《蔡京沉浮》與《劍魂簫韻：龔自珍傳》相比，又是一個全新的結構，盡管兩部傳記的謀篇布局不同，但都是基于傳主人生經歷，均有助于實現作家的創作初衷。《蔡京沉浮》在展示其“奸雄”形象的同時，解剖了蔡京復雜的“官場人格”的滋生和形成過程。本書在第八卷“不倒翁”中，花費了大量筆墨對蔡京作為一種特殊官場人格標本，進行了較為精細的考察和解剖。蔡京曾四度被罷相而又復相，居宰輔時間之長，在中國封建王朝中屈指可數，可見其自有過人之處，也彰顯其超常的官場生存能力。相對于講述社會人生經歷的“臉譜”型傳記，直擊內心的人格書寫更顯出作者的綜合分析能力。

正如陳歆耕所言，蔡京“具有古今無可取代的認識價值、文學研究價值，每一個中國人都可以從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同時，蔡京也是一個豐富而又復雜的獨特個體。如果說在復雜的歷史背景下描述蔡京“官場人格”的形成，是為了揭示其與根深蒂固的文化土壤的關聯；那么作者在撰寫過程中大量運用比較的方法，則是讓讀者對蔡京這個獨特個體產生更清晰的認識。陳歆耕在寫《蔡京沉浮》時，聯想到了法國政要約瑟夫·富歇，因二者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當時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也是歷史上最為奇特的人物之一；同時代人對他缺乏好感，后世對他更欠公允。”不僅如此，他們遭到人們唾罵，卻幾乎無人認真考察其人格。陳歆耕不滿于將蔡京簡單概括為一個“扁平”的奸賊形象，而是要將其描述為性格多元的“圓形人物”。于是，作者在《蔡京沉浮》中將蔡京初入仕階段的直言和誠實，與后來的狡詐與圓滑進行對比，從而明確其復雜官場人格形成的原因。蔡京、蔡卞倆兄弟，同父同母同進士，同入“奸臣傳”，但兄弟二人卻屢屢因政見、為人之異生隙，與蘇氏兄弟親密無間關系迥然不同。對同為宰相，均推行變法的王安石與蔡京，作者僅將二人的飲食瑣事進行對比，便知二人“心術”、境界有霄壤之別。但堪稱千古名相，在思想、執政能力，修身律己等方面已達到極高境界的王安石，先后任相時間僅5年，為何蔡京能在相位長達18年又6個月？主要原因是王安石不具備蔡京的鐵腕和變通能力。對于執政者來說，鐵腕和變通能力理應具備，無所謂好壞之分，但字里行間暗含褒貶。蔡京與曾布同屬新黨，同列“奸臣傳”，但兩人氣場強弱有別：“蔡京是巨浪，曾布是微瀾；蔡京是沙塵暴，曾布是梅雨天的淅瀝小雨。”（P148）同屬興化仙游蔡氏家族的蔡襄與蔡京，二人書法風格處于端雅與放逸兩個極端，難論高下；但二人人格境界相差極大。經過將蔡京與相關聯歷史人物進行比較后，一個“既奸又雄的復雜的‘圓形兼扁平人物’”（P401）蔡京呈現在讀者面前。

三、是傳記，更似隨筆

自古以來，經典的傳記作品兼具忠實于歷史與文采飛揚兩種特性，例如《史記》就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陳歆耕認可《史記》是古代傳記的經典文本，對現當代學人和作家，則最信服唐德剛所著《晚清七十年》《胡適口述實錄》等：“其嚴謹的史實考證，再輔之以嬉笑怒罵、幽默諧謔、文采飛揚的文字，讀起來痛快淋漓。”

毋庸置疑，《蔡京沉浮》是一部傳記，因其完全具有傳記文體的基本特征。之所以認為《蔡京沉浮》更似隨筆，不僅因其語言風格亦莊亦諧，理性思辨，嬉笑怒罵，融為一體；更多的是這部傳記體現出的問題意識和批判性思考。作為最自由的文學形式，隨筆不僅是一種文體，更是一種獨立思想的表達。因為無論是隨筆開創者蒙田，還是培根、羅蘭·巴特、魯迅，隨筆的自由之精神始終得以傳承。陳歆耕既是歷史文化隨筆作家，又擅長非虛構寫作。作者將二者的優勢綜合運用在《蔡京沉浮》的寫作上，在文字上可謂生動活潑，與一本正經的傳記體截然不同，不僅書中的目錄過目難忘，其中的文字也充滿機智和趣味。

如果說為龔自珍作傳是出于一種由衷的敬仰之情，是因為作者與傳主之間有著共鳴，那么《蔡京沉浮》是作者理性與感性二者作用之下的結晶。辨析真實面目，以作人事借鑒，陳歆耕在《蔡京沉浮》中，借著寫蔡京的官場人格的形成，“拿古人說事，借題發揮”，抒寫了他自己關于讀書、學問、人生、世道等的真知灼見，真正領悟了“文學即人學”的要義。茲略舉例如下：

蔡京不愧為一流的書法家，他深諳手中筆墨何處該方，何處該圓，何處該先方后圓，何處該先圓后方，何處方圓兼濟。他用筆看似隨心所欲，卻處處藏著不露的心機、鋒芒、狡詐與智慧。可以柔軟如羊毫，也可以剛硬似鐵刷。（P197）

唐宋八大家之一曾鞏之弟曾布，“雖滿腹經綸，但長期浸泡在官場中，在大勢已去時，仍貪戀權位，有意或無意中往自己本就污濁的羽毛上，再潑一盆污水，不由得讓人作千古一嘆”，“更多的人，經過官場浸泡，已不知‘天良’為何物，或早已把‘天良’塞到褲襠里去了”。（P182）

如果將蔡京與蔡襄、范仲淹、王安石等稍加對比，“所謂官場智者，最基本的一條表現，應該是知進也知退。而只知進不知退者，必臨深淵，其禍必至”。（P328）

對蔡京喪家之“犬”的比喻：“蔡京的官位再高、權力再大，擁有的珠寶文玩睡過的美姬再多，吃過喝過官家賞賜的美酒瓊漿、珍肴佳味再豐盛，也終究是趙家的一條‘犬’”。（P330）

陳歆耕精通歷史文化隨筆創作，崇尚理性與批判精神，即使在傳記《蔡京沉浮》中，也將此精神個性展示得淋漓盡致，在理性辨析和有感而發時，從不吝惜自己的情感，也毫不掩飾其主體性。如對蔡京的評價：“此人能力超強，惜乎心術不正”；認為南宋將“靖康之難”的災禍推給蔡京等“六賊”，顯然完全推卸了趙家應負的責任，官家和大臣各有其責。可謂直言不諱，一針見血，充滿人生智慧。《蔡京沉浮》里的批判精神與激揚的文字，不同于一般的傳記或歷史文化散文，具有明顯的隨筆特征，是對五四以來魯迅開創的現代隨筆的繼承。

陳歆耕對隨筆也有自己的認識：“我對隨筆文體的特征，還是有一個基本的定位，即‘評論性的敘事’。是評述與敘事的結合，敘事服從于評論，為觀點提供支撐，而觀點又必須生發于真實的事件和史實。其文風又不同于呆滯的論文，應盡可能活潑有趣、注入個人性情，即所謂隨性是也。”作者在傳記中畫龍點睛，潑辣尖銳的評論，令讀者印象深刻，但作者任何觀點的得出，都有其依據，任何言論的發表，都有其來處。書中引用了大量的古籍，還特意附錄了蔡京被稱為“六賊之首”的原文。盡管有些文言晦澀難懂，但書中將之譯為通俗易懂的白話文，以提供給不同層次的受眾閱讀。該傳記雖有著濃厚的學術品味，但其敘述方式和語言并沒有遠離讀者，是一部專業性與可讀性兼具的人物傳記。

本文首刊于《海峽文藝評論》2022年第4期，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