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政策和科學關系，有兩個“理想情況”：

一是最壞的情況，政策制定與改變，是不考慮科學的，完全看個人意志。

二是最好的情況，事實充分確定、價值沒有爭議、決策也沒風險、時間也不緊迫，可以讓科學和政策進行永恒無限的討論，最后給出完美決策。

最壞的情況不可取，最好的情況不可能。正如面對疫情，我們既希望“科學防疫”，反對最壞的情況，但也知道不可能有最好的情況。

事實上，科學在防疫中的角色很艱難，因為疫情在四個方面挑戰了科學運作：

一是事實不確定：相互矛盾沖突的科學模型與證據太多。

二是價值有爭議：公眾、政府和科學界可能沒有形成共識。

三是風險很高：任何科學決策都會有代價。

四是決策緊迫：沒有充分時間讓科學家實驗和論證。

在這四大壓力下，迫使我們要做更好的“科學防疫”，更要打開科學和政治關系的“黑匣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如此不確定和變動的情況下，讓科學研究在眾多次優選項中做出最適合的政策影響。

英國的“科學防疫”案例，為我們提供了打開“黑匣子”的窗口。

1、科學家質疑英國政府“科學防疫”

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有句名言：“顧問提供建議，部長做出決定。”言下之意，像科學家群體，最多只能為政策提供一些務虛的建議而已。這樣觀點也常常能得到科學家的認可。比如，英國著名的統計學家斯皮格哈爾特就說：“我是一名統計學家。我只是在你需要決策時告訴你要考慮很多因素。畢竟，我怎么知道應該怎么制定決策。”

這也是我們對政策和科學關系的一般印象。但實際運作可能更微妙。

2020年3月12日，時任英國首相約翰遜第一次召開關于疫情的每日電視報告會。由此開始，英國政府每每面對公眾的質疑，總會說自己的決策是在“科學防疫”。

可問題是，到底什么是“科學防疫”嗎？英國政府有的有在“科學防疫”嗎？

英國前首相約翰遜

確實有。英國政府有一個部門，是由科學家兼任構成，名叫：“緊急情況科學咨詢小組（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for Emergencies，以下簡稱“科學咨詢小組”）。這個小組匯集了全國各地的流行病學家、分子生物學家、統計學家等等。

然而，政府馬上面臨一個兩難的處境：面對公眾的質疑，我要不要公開到底哪些科學家是這個小組成員？

如果不公開，公眾就質疑我們政府沒有在科學防疫，好像根本沒有這個科學咨詢小組似的。如果公開，那公眾又能信得過這些同樣有血有肉有欲望有偏見的科學家呢？難道公開之后，不也是給利益集團“找關系”的機會了嗎？

當科學遇上政治，民眾就會懷疑科學。當政治沒有科學，民眾就會懷疑政治。科學防疫，說得輕松，做著很難。

在這種緊急情況下，英國政府前首席科學顧問David King率先表態：為什么不公開呢？公開的話，是不是可以讓科學家更好地參與對話呢？只有公開，才能獨立。只有公開，才能在和政府之外建立科學和公眾的進一步溝通。科學要獨立于政治，才能真正促進決策。

2020年5月，David King成立了一個民間組織：“獨立科學咨詢小組”（Independent SAGE）。這個組織獨立于政府，同樣由一批流行病學家、化學家等組成。

“獨立科學咨詢小組”是一個民間組織，由英國政府前首席科學顧問David King牽頭成立。

簡單地講，這個組織的理念就是：你們政府名義上搞“科學防疫”但還遮遮掩掩，我們科學家就自己光明磊落一些。

究竟這些小組做了什么呢？怎么看待自己作為科學家的政策角色呢？在他們總結自己的工作原則時，提出了以下幾點：

第一，在一個多元化社會里，應該有許多不同的團體提供科學建議，而不僅僅是政府任命的某些科學團體享有這樣的特權。

第二，應該結合具體社會和應用情境提供科學建議，而不只是理想化的科學證據。

第三，應盡可能與受其疫情等影響的群體共同提出科學倡議。

第四，必須借鑒其他各國各地的證據。

第五，科學建議應廣泛借鑒各學科，包括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

第六，擔任政府的科學顧問的話，應該充當“挑剔的朋友”，要“向權力說真話”，要挑戰政府自行設定的“假設”。

第七，科學建議應及時公開，要獨立于政治家。

第八，科學建議應借鑒社會公平原則。

2、科學要獨立于政治，才能真正促進決策

如何落實這八點原則？“獨立科學咨詢小組”又是怎么影響英國的科學防疫的呢？

出發點很重要：這些科學家重新看待自己在政策中扮演的角色。確實，我們習慣從價值中立、咨詢顧問的角度理解科學家的政治角色，但可能遠不止如此。“獨立科學咨詢小組”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則認為科學家可以有四種角色：

第一，純科學家：陳述事實，至少科學證據怎么用，那是別人的事情，不聞不問。

第二，科學仲裁者：充當所謂的“智囊”，在政治家有科學疑問時，提供對應回答甚至批評意見。

第三，問題倡導者：自己提出問題，并就應該做什么向決策者提供建議。

第四，誠實橋接者：廣泛地提供科學信息，把不同的研究證據都表達出來，努力挑戰決策者的固有假設和偏見，促進他們充分參考各方信息。

如果說第一種類型（“純科學家”）是免于政治接觸，那么第二種類型（“科學仲裁者”）則會有政治接觸，但也有些彈性。一方面，科學家和政府的關系可能像員工和老板的關系。作為員工的科學家，沒有自己的表達機會和空間，只能看作為老板的政治家要什么，自己才能回答什么。另一方面，科學家也可能更加批評地“仲裁”政府的觀點。但是不管怎么說，作為政策議題的提問已經被政府提前設定了，科學家只是回應而已。

但是第三種和第四種有所不同。科學家可以有獨立的政策問題意識，也可以刺激決策者去思考新的問題和證據。同時，科學家也不僅專注科學事實發現活動，也是國家與社會的橋梁，能夠起到溝通對話的作用。

在英國防疫期間，“獨立科學咨詢小組”的后兩種角色特別值得重視。只有后兩種角色——“問題倡導者”和“誠實橋接者”，我們才能說“科學防疫”是“獨立的科學在參與防疫政策”。

3、科學家作為防疫政策的“科學仲裁者”

在“仲裁”英國的防疫政策時，英國科學家常常扮演仲裁和批評者的角色，來看三個例子：

第一，要向其他國家“抄作業”嗎？

第二，真的有“群體免疫”嗎？

第三，公眾會防疫疲勞嗎？

首先，英國政府一直頗為“自負”，不愿向歐陸和亞洲學習，甚至形成“英國例外論”的心態。其實，英國議會的報告也承認了自己沒有在2020年的時候向中國等國家“抄作業”。英國衛生安全局的首席執行官Jenny Harries則認為檢測、追蹤與隔離等辦法，都是發展中國家的做法，英國不用太多考慮。

在疫情之初，由于認識不足、缺乏疫苗、醫療設施準備不足，所以封控措施往往是有利的選項。為此，來自“獨立科學咨詢小組”的科學家們嚴厲批評了這種做法，倡議要從中國、韓國等國學習。

其次，“群體免疫”曾是英國政府在疫情之初率先提出的政策觀點。政府當時認為，要允許大多人照常生活，只要隔離老年人就行了。面對這樣的政策觀點，獨立的英國科學家也援引各種材料質疑這種觀點。他們指出，這種觀點往往是一些來自美國、有雄厚資金的新自由主義利益集團所支持的，而英國醫學科學院院長也直接批評這一概念“既不道德，也不可能”。

最后，英國政府早在2020年年初就用“疲勞”這一概念，想說明公眾會缺乏耐心，無法接受封控措施。但是這些獨立科學家也指出這個概念是沒有充分的科學依據，因此很多對緊急情況和災難的研究表明，受影響的人也會聚在一起互相支持，形成集體的韌性。

4、科學家作為防疫政策的“問題倡導者”

科學家的獨立倡導，確實會幫到公眾。就一項的實際成果來看，“獨立科學咨詢小組”發布的報告，幫助了很多中小學生免于感染的風險。2020年，英國教育系統在是否恢復線下教育議題方面產生了爭論。這時，該小組發布了研究報告，指出如果延后兩周開學將會使得兒童感染風險減半，因為當時尚未建立有效的檢測和隔離程序。由于這份研究報告提供了科學證據，受到了校方、家長和地方當局的信任，所以許多學校依此建議，推遲了開學，幫助了眾多學生免于感染。

但是，這種倡導并非總是被政府及時采納。看一個時間表就知道了。由于爆發之初缺少疫苗和經驗不足，2020年3月16日，英國科學家倡議立即實施封鎖。但是，英國政府直到一周后發布相關政策。同樣的，2020年9月，由于病例不斷增加，這些 科學家再倡議實行短期的封控措施，但是直到六周后的2020年 11月，英國的衛生部等部長們才給出回應，并拒絕了該建議。

除了具體措施，最重要的是，“獨立的科學咨詢小組”一直反對“經濟發展和健康保護”的政策價值二分法。這種觀點認為，要經濟發展就不能重視健康保護，反之亦然。為此，該小組倡議更加完整的和公平的思考經濟和健康關系，比如：他們認為要從社會公平角度制定政策，因為即使經濟發展受挫，那些弱勢群體也是受挫更嚴重的一部分，應該得到防疫政策的特別照顧。

同時，他們也批評政府雖然表面上注重健康保護，但其實權力協調和資金投入一直不到位。比如，在英國的疫情之初，一直缺乏單一的機構來協調各政府部門、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等地方當局。而且，早在2016年，英國的衛生部門就做過一次“大流行演習”，結果發現英國的衛生體系難以應在這種緊急情況，但政府并沒有就此加大投入和進行體制改革。

有意思的是，當英國疫情爆發之后，英國衛生部門也面臨這個壓力——“為什么我們沒有做好應對準備？”于是經過七個月的司法斗爭，這份被視為“機密”的2016年失敗演習報告終于得以公布。

5、科學家作為防疫政策的“真誠橋接者”

“獨立的科學咨詢小組”直接諷刺了英國政府。

早在2020年6月，政府就停止了每日疫情新聞發布會（后來疫情嚴重才恢復），結果公眾缺少可靠的信息來源。但是，這個獨立科學家小組也就是從這個時間開始，一直保持每周舉行公開簡報會，在YouTube直播和Twitter發布。Twitter上有近18萬人關注。每次簡報會前，小組也會公開征集公眾的問題，然后依據科學知識進行回應。

所謂的科學信息橋梁，不僅是科學家主動彌補國家—社會關系的缺失，也致力于讓國家充分理解社會的復雜性。

“獨立科學咨詢小組”（Independent SAGE）成立于2020年5月，由一批流行病學家、化學家等組成。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個科學小組主要是由醫學學者、化學家等自然科學家組成，但是也成立了“行為科學”內設專題小組，征集了人類學家、公共衛生學者等人文與社會科學學科背景的專家參加。

來自文科的學者，對原來的醫學和自然科學學者的信息整合和傳播的作用很大。來看三個方面：

一是強調科學建模的社會真實性。醫學和自然科學建模往往是在“理想化”的情境中來模擬的。最典型的是“理想氣體”、“無摩擦的平臺”等經典模型。但是，面對疫情這種社會事件，任何自然模型都必須考慮到社會情境的真實性了。所以，在自然科學家建模時，考慮到像養老院的傳播風險時，都開始注意社會科學的建議和成果。比如，原有的建模可能沒有考慮到一些老年人護工可能是給幾個不同的家庭做工作，所以可能充當病毒傳播的媒介。

二是強調科學證據的社會情境。科學小組意識到，證據雖然是科學的，但作為政策實施時可能未必是普遍有效的。所以，他們也在提供政策建議時，考慮政府信任水平的高低、個人服從意愿的強弱等脈絡特點。

三是強調整合和評估不同的科學證據。我們可能以為科學證據總是實驗數據，但實際不是。確實，科學家往往認為隨機對照試驗是證據的“黃金標準”，但是也會有“準實驗”、臨床病例報告和民族志調查。為了促進更加多元和真實的公共討論，這些科學家也會把不同的類似的證據結合在一起。

最后，貼一份來自“獨立科學咨詢小組”的社會科學家名單，供參考。

1. Laura Bear：倫敦經濟學院的人類學教授，研究 Covid-19對弱勢群體社區的影響。

2. John Drury：薩塞克斯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研究集體行為。

3. Susan Michie：倫敦大學學院健康心理學教授，研究與健康相關的行為改變。

4. Ann Phoenix：倫敦大學學院教育學院社會心理學教授，研究種族、性別認同和家庭。

5. Stephen Reicher ：圣安德魯斯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研究領導力和集體行動。

6. Elizabeth Stokoe：拉夫堡大學媒體研究系教授，是會話心理學和犯罪研究方面的專家。

7. Robert West：倫敦大學學院健康心理學名譽教授，研究成癮行為。

文獻來源：

McKee, Martin, et al. 2022. ‘Open Science Communication: The First Year of the UK’s Independent 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for Emergencies’. Health Policy 126(3):234–44.

（作者孫宇凡，系英國愛丁堡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智能社會研究》青年編委，“社會學理論大缸”創辦人。本文首發于“社會學理論大缸”微信公眾號，澎湃科技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