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年前栽下“蔥苗”，到如今成長得茁壯有力，無論是落地項目的數量，還是最終成片上映的“存活率”，由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在2015年發起的“青蔥計劃”，已經成為當下青年電影扶持孵化的一塊重要園地，也成為記錄中國80后、90后，甚至接下來00后青年電影創作者的“時代樣本”。

7年來“青蔥”的成績單亮眼，共推出了30多位榮獲國家電影局百萬扶植金的青年導演，20多部的電影長篇處女作拍攝完成，6部實現院線公映，3部在網絡公映，其中不少在國內外著名電影節上斬獲各類獎項。

作為一個致力于把年輕導演真正推向市場的扶植通道，“青蔥”旨在挖掘有潛力的青年導演人才，并對其優秀電影項目從劇本、制作、投融資、宣發等環節進行全產業鏈扶持。

活動現場

今年的“青蔥計劃”，首次加入了影展環節，12月9日至10日，“成為導演之前——文字與影像之間”主題影展在上海舉辦。掌門人李少紅2005年的作品《生死劫》拉開整個影展序幕，德格才讓導演的《他與羅耶戴爾》、梁鳴導演的《日光之下》、申瑜導演的《兔子暴力》和龍凌云導演的《何處生長》等四位青蔥導演的處女作長片在永福路52號上影集團的老廠址進行了放映。以“文字與影像之間”為主題，新興導演與中國電影及文學創作領域大師展開深度對話，為電影藝術和行業未來提供新鮮性、前瞻性創作靈感。

在活動現場的交流發言中，李少紅感嘆，今年是“青蔥計劃”走過七年來“最困難的時期”，這顯然與當下受新冠疫情影響的整體行業大環境息息相關。在電影產量大幅縮減，影院接連關閉，票房斷崖式下跌的“寒冬”下，青年創作者和作為青年扶植平臺所要面臨的境況同樣值得關注。

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副會長、青蔥計劃理事長王紅衛曾在青蔥創投時談到，“青蔥計劃不只是一個創投會、一個扶持計劃，它體現的是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對于行業現狀的思考和對行業未來的前瞻。”而當下，這位常常“掛”在包括《流浪地球》《瘋狂的外星人》《萬里歸途》等在內諸多電影字幕“前排”的著名監制、活躍于全國大大小小青年電影節展平臺的熱心導師、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明星教授，也給出了自己對于青年創作者所面對境遇的種種觀察和思考。

王紅衛

【對話】

“拍不起一個億的話，連1000萬都不拍了”

澎湃新聞：今年明顯的能夠看到市場上的處女作和文藝片數量變少了，行業里也有很多比較悲觀的聲音，你身處其中的觀察和感受是怎樣的？

王紅衛：全國各行業都會面臨類似的情況。顯著的變化是這兩年青年導演處女作，尤其是文藝片數量確實有所減少。但是某種程度上說，更嚴重的其實是產業受了影響，作為產品去供給的商業電影類型片的產量和質量的衰減是要大于這邊的。尤其是在2021、2022年拍完的片子會更少，所以整個市場在2023年真的會迎來儲備不足。

但前兩天我剛碰見了一個著名選片人，在北京待了倆月，我問他你看了多少部片子，他說在一些影展上看了非常多部片子。疫情快三年了，還有片子可以看到，那時候你就會慨嘆，畢竟這么大的國家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還是會有人在拍電影。我們依然有得天獨厚的環境，就是我們是一個大國，再加上前面幾十年發展出這么一個基礎，雖然是在疫情的情況下，但影展影節向的電影是一個“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的狀態。所以行業現狀也并沒有想象得那么悲觀。

活動現場

澎湃新聞：市場不好的時候，青蔥選拔標準和幫扶機制，甚至說各個創投平臺所承擔的職能是否發生變化？

王紅衛：市場不景氣肯定也會影響到各種創投平臺和節展，青蔥當然也不例外。但我們的機制本來已經是盡力去能夠找到資源幫助他們做出來，現在這個情況下，也沒辦法再做出什么調整。過去幾年青年處女作的創作也沒有大家想得那么好做，本來也是“無米之炊”似地在做，所以還是延續接著做就完了。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的選擇依然是不管什么樣的項目，還是從劇本的完成度、可行性以及導演的創造能力上盡量去擇優。不能說因為市場的這個狀況，就去盲目地選擇有所謂商業潛質的項目。說某個項目比較有商業潛質，就選一個60分的商業而不選一個80分的文藝。

青蔥的片子它的票房數據什么的不是太重要，對這個平臺的意義來說，更重要的是能夠讓更多的觀眾能看到，以及業內能夠通過這部片子建立起對青年導演的判斷和信心，讓他們有接著往前走的可能。

澎湃新聞：這些年電影節的創投平臺很多都會和社會上的影視公司合作，設立一些獎項，同時也有一些“委培”意味在里面，現在這部分錢縮水了，對于平臺的選擇面會“變窄”嗎？

王紅衛：青蔥的扶持資金是來自電影局的，有了這筆款項作為一個打底的錢，剩下的就是直接找市場的一些主體來投資制作。也就是導演協會這個行業團體，加上電影局這個國家機關一起去做的公益項目。在公益的程序結束之后，就變為一個市場化操作，項目和導演被哪家公司認可就哪家去做。

所以我們一直沒有所謂的“冠名”。也有找一些贊助方，但這部分資金我們會投入到整個前面的培訓過程中，包括短片拍攝和所有活動部分的資金補充。確實是這兩年這部分會給我們帶來一些影響，大家都沒錢了。那也就只能多吃點苦，勒緊褲帶，但還是盡量去保證學員的短片拍攝。

而我參加的國內其他創投，在我的觀察里也并沒有因為環境而被迫調整標準。不會因為大環境錢少了刻意去做些什么，因為很多經驗里我們都可以看到，奔著某些商業“賣相”去的項目最后也不一定會賣錢。過去紅火的時候一些“象征性”的獎勵，一些公司贊助的5萬的獎金，10萬的獎金，它對于實際一個電影能不能拍出來，并不會起實質性的決定作用。

李少紅

澎湃新聞：整個大環境都發生變化的時候，年輕人會不會有一些專屬于他們的優勢？比如在投資方看來他們可能“更便宜”？

王紅衛：如果說是在這三五年前，他們的唯一優勢就是中國的市場很好，需要的電影數量很多，中國導演確實是有點供不應求，而他們年輕。那時一個導演可能僅僅過了40歲拍了兩三部，但沒有特別成功的話，投資方可能寧可轉頭去找一個20多歲的新人，也不再賭你了。新人可能沒那么穩，但也有概率能拍出一個爆款。在一個泡沫時代，或者說高速發展時代，年輕人以及他們還沒有拍過片子，這就是一種優勢。但是在行業低落的時候，這個邏輯就會反過來，投資方寧可不賭那個“爆款”，而是需要相對的穩妥。

所謂的“便宜”的這個邏輯在我看來也很難成立。這不是一個“降低消費”的概念，說大投資沒這么多了，我們去拍點便宜的電影。以前動輒一兩個億元，現在便宜點一兩千萬元就拍了。吃飯100吃不起吃50的，還是得吃，而所有的娛樂行業它不是剛需。拍不起一個億的，我連一千萬都不拍了；我拍一億都沒人看，拍一千萬就有人看嗎？連好看的都沒人看了，去拍一個難看的會有人看嗎？盤子變小并不是盤子里的電影成本等比例縮小，而是大部分項目直接就不投入制作了。

產業有明確需求，人才的輸送就會水到渠成

澎湃新聞：這次影展也匯報了青蔥的成績，其中有幾部電影是直接上了流媒體的，這部分的“分流”，你怎么看？

王紅衛：流媒體這塊，不光是我們青蔥了，全行業都面臨的一個問題，但這仍然是市場供需關系決定的。如果他們有一個特別明確的需要，就是缺人，你們需要不管是電影教育界，還是這個行業輸送人才，這事就會水到渠成。

前兩年我們開過一個玩笑，說我們要改成電影學院改名叫“北京網劇學院”吧。就從劉暢《最好的我們》開始，包括呂行（《無證之罪》）、田里（《河神》）、沙漠（《你好，舊時光》）、李漠（《我在他鄉挺好的》）……

“北京網劇學院”的優秀作品

這一批都是8分以上的網劇的導演，而他們面臨的那時候確實是畢業幾年之后，電影還輪不上你拍，但你要生存，劇集里有他們的發揮空間，他們就去了。網劇這一波用的人才，就是按照我們電影導演的目標培養出來的人才，但就把中國網劇的那第一批給帶起來了。

所以說只要行業需求明確，從教育界和我們的產業扶持的道路都是自然發生的。流媒體作為一個電影的播放端口，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可能以后確實是大量的電影在網絡上看的，反正我個人沒有那個偏執。

澎湃新聞：今天在論壇上大家討論電影創作的文學性的問題，過去幾代導演電影中的文學性都是很重要的議題，到當下年輕人是在碎片化閱讀和短視頻觀看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的時候，當下年輕創作者的文學素養在你的觀察里是否會有不同？

王紅衛：從青蔥的導演這塊說，我覺得這個問題不太存在。因為他還是經過了一個層層的篩選，這其中不僅僅是文學的素養，包括其他藝術媒介的素養，社會人文等等都會體現在你的創作里。我們所說的現在是碎片化閱讀和流媒體短視頻影響的這么一代，這個可能是針對的是受眾、觀眾層面的，在創作的層面影響沒那么大。包括我們學校的教育，依靠一套考試的選擇機制挑選的這些人，如果只是看些所謂的短視頻或者公眾號長大的話，最后你考不上來。

澎湃新聞：這樣篩選機制篩選出來的一批導演，是不是意味著本身還是代表一個更加精英化的創作方向？那么和前面所說到的被碎片閱讀和流媒體短視頻培養起來的觀眾之間是否會脫節？

王紅衛：其實從青蔥的篩選機制和包括我們學校的教學傳統都還是一個比較精英化的東西。如果說精英化能夠在保持傳統上葆有優勢，當然它會相對可能有副作用，就是對新的東西不夠敏感。所以我個人希望出現的，是這孩子在思想意識、閱讀量方面的底子都夠，同時他的影像意識又是新的。當他開始進入電影的時候，能帶著流媒體時代、網絡短視頻時代自覺的正面的影響。恰恰是這樣的孩子現在還沒有。我們這一代代學生上來的時候，你看他去構思和拍東西的時候還是比較傳統的。

但電影學院，我們去做的還是一個基礎教育，把基礎打好，未來想做什么，都是可以的。我們有一門課叫電影閱讀，就是教學生從專業角度去看電影。每次課我都是用“神龍士力架”（短視頻UP主）的作品來結束。我認為在電影感上、影像感上，他可能是同時代中國目前最好的影像作者，他不算一個導演，他用網絡真實視頻去剪輯，但是他是一個作者，他的作者性可能比99%的中國電影都強。如果你能看懂了，你可能就明白電影到底是什么了。同時我也會和我的學生們說，我都這么老了，是應該我的學生來告訴我，一些新的東西。

澎湃新聞：你從教師的身份來觀察，電影學院的學生們，這三年他們經歷的電影教育過程，以及對于未來的預期和心態，會有一些不同嗎？

王紅衛：電影這個東西它確實線上教學會很難，我們有大量要拍的東西。這學期我自己帶的本科班，還是用盡各種方法讓他們一定要拍，不能坐那聊天，進行所謂的理論學習。我們學校和我們系在疫情這三年是用了最大的努力，保證按照我們傳統的線下教學方法來教學。

心態上，老師都會灌輸一個道理，就是你們出來不要想著你們兩三年就能拍上第一個長片，或者就能怎么樣。本科生做一個5到10年的計劃，研究生做到一個3到8年的計劃都是現實的和合理的。這種氛圍在我們系內部是由來已久的，所以如果是我們學校畢業的小孩，尤其真的是在我們系泡大的，沒有那么著急。二十五六歲拍出第一個長片，這可能是很多人的夢想，但是在世界影史上都是非常少見的案例。當然他們也聽“波米”，也會自嘲，也有他們的態度和判斷，但電影的創作、藝術的有它的特殊性，很多時候還是取決于具體的個人。

澎湃新聞：但確實前些年中國有很多的平臺和資本提供了很多機會，很多90后甚至00后的導演，很年輕就能完成自己的處女作。經歷了那種“井噴”后，現在青年導演的心態要做出怎樣的調整？

王紅衛：很多的青年導演拿著這個劇本拿著項目來找我的時候，反正我肯定會勸他們說這兩年你不要著急，你不要急于求成給自己定什么“時間線”，類似一定是今年做完劇本，明年找錢，后年要開機什么的，可能就不太現實。確確實實由于這么一個大環境，青年導演的投資會非常地難找，這是一個現實。但是我們也不知道，行業復蘇的速度會是怎樣，中國的特色常常會有那種行業一復蘇，有可能又有莫名其妙的一幫人和錢進來，轉向的速度會令所有人驚訝，說不定現在大家都說我們是特困行業，突然哪天它把口氣喘過來的時候，重新跑起來的速度也會是驚人的。所以我只是讓他們要慎重一點，不要著急，也不要太悲觀。

青年電影人，應該被放到萬人經過的十字路口去

澎湃新聞：作為一個導演協會主導的扶植平臺，未來的電影市場里，青蔥培養的導演是否有望成為一股比較特別的儲備力量？

王紅衛：這個是從一開始從導演協會去設計青蔥的時候就注意到的一個方向，所以我們一直強調的，就是它是作為未來主流電影導演隊伍的補充血液的這么一個概念。同時我們強調我們是做導演的第一部院線長片。這就是說，青蔥從一開始定的就是很明確的主流的概念。我們希望未來這批導演里的大部分都是在主流和院線這兩個標簽下，真正進到這個行業當中的。以這么樣一個標準在執行的這些年，我們還看到基本上這批導演會在藝術上、在專業尺度上達到一個水位線，在一個水準線之上的起步，去進入到一個主流市場。

澎湃新聞：在你的觀察里面，上沒上過院線，這件事情對導演的影響具體會有什么樣的差別？

王紅衛：從這么一個動作和這么一個指標上，創作者會體會到一個標準，這個標準上至電影的審查，下到觀眾的抵達率，通過一部片子，就能明白很多。中國有很多導演，拍了很多片子，也參加了不少電影節，得到了掌聲和獎項，但普通觀眾是完全沒有聽說過的。這是電影中的一類，院線對于一個導演的行業、產業是怎么回事，他的認識從出發點就完全不一樣。

我們一開始也沒有說刻意篩選哪些人，我們看的是項目和你的導演能力，而20多歲30出頭的導演，并沒有哪個會在拍第一部電影之前，就已經想定了我這一輩子要走哪條路。所以可能他如果沒有進青蔥他去了其他地方，他有可能成為任何一個導演，但是進來之后，我們奔著要拿標、上商業院線的方向，要讓盡可能多的人看到你，那他們就要去考慮各種因素。只要這個動作發生了，他的意識、他的判斷和參照系就開始建立了。可有些導演不愿意承認，有些導演會特別坦然的承認。靠走影展影業成長起來的導演，和一部電影是扔到院線每天去看票房數據的導演，確實是完全兩個style。

打個比方，這些年輕導演被放在了一個上萬個人都可能會路過的路口，你在這賣橘子，看你能賣給100個人，還是1個人，這看本事，但重要的是，你得給他放到這個路口，而不是那個根本沒有人走的胡同里頭。有些人經過選擇，愿意躲到胡同里去，那是他的選擇。但一旦你把它放在這之后，對他日后的在行業中做事就是會有影響的。中國電影也需要更多青年人路過這個路口。

《萬里歸途》和《流浪地球》

澎湃新聞：你還有一個身份是做電影的監制和顧問，面對像《流浪地球》《萬里歸途》這樣的“爆款”，和青年導演文藝片的時候，具體要面臨的問題會有哪些不同？“爆款”是事先有預兆的嗎？

王紅衛：我覺得判斷一個作品能不能成，主要是兩個維度，一個是導演，一個項目。《萬里歸途》如果不是饒曉志來導演，可能結果和現在會完全不一樣。還有的是項目比較重要。但在我這，干所有的事兒，其實沒有任何區別，我去帶一個學生去拍一個幾分鐘的作業，和去幫一個青蔥的項目去做監制，和幫一個行業內的文藝片做監制，還是去做一個所謂主旋律的“大片”，還是去做一個其他別人口中的“爆款”電影，真的沒有任何區別，在我這都是做電影這件事，不管他三分鐘還是幾個億，它底層的規律和邏輯是完全一樣的。只不過可能因為我摻和的事比較多，你能想明白這個項目你要盯的是什么，電影圖的是什么，然后揚長避短就完了。

澎湃新聞：之前您有一個“著名言論”，說中國的創投活動太多了，應該砍掉一半，現在這個看法有變化嗎？

王紅衛：我其實不太記得那個話是在怎樣的語境下說的了，我猜可能是2019年。現在三年過去，應該確實已經少了一半了，剩下還在的這些平臺，就讓我們珍惜還有這些的空間，盡力地能讓它們都活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