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2年12月21日，是上海博物館開館70周年的日子，70年來，這座博物館與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經歷了怎樣的融合與互動，博物館在保護和傳承城市文化中有著怎樣的責任擔當？上博這座文化地標，在展現城市文化積淀、打響城市文化品牌、提升上海城市軟實力方面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一座博物館的價值不僅僅在于它見證和講述著歷史，更在于它為未來社會提供了無限想象空間。

在上博70周年之際，澎湃新聞推出“愛上博物館”專題，講述“博物館與大都市”、“博物館與都市人”的故事。讓我們一同見證歷史，望見未來。 

“雙鼎”捐贈人潘達于先生的長孫潘裕翼

上博作為一個全國性的古代藝術博物館，種類繁多，藏品豐富。其中首屈一指的收藏品類則是青銅器，青銅器中又以大克鼎最為珍貴，是當之無愧的“國家寶藏”。而包括大克鼎在內的諸多國寶，它們作為文物有著非常曲折而精彩的故事，能安然展覽于觀眾面前，靠的是無數人在背后默默地奉獻與付出。

作為眾多護寶家族之一的潘家，就與大克鼎、大盂鼎有著不解之緣。當年，潘達于先生果斷地向上海博物館捐獻出雙鼎，成為一段美談。如今，潘達于先生的長孫潘裕翼先生，依舊與雙鼎、與上博有著深度互動。

雙鼎曾遭遇了怎樣的顛沛流離？是什么維系著潘家門風不墜？曾經是上海進才中學北校校長的潘裕翼先生，以及潘家后代如何看待“國寶”捐贈？在采訪中，潘裕翼先生與澎湃新聞記者分享了潘家與國寶之間的故事。

澎湃新聞：大盂鼎、大克鼎兩件國寶是如何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被保存下來的？

潘裕翼：這個故事要從我奶奶潘達于先生說起，嫁到潘家以后，她一開始并沒有立即成為家中事務主導者。嫁到潘家的一兩年間，她的丈夫潘承鏡、公公潘祖年都相繼去世，她的婆婆也在1937年故去。這個時候，我奶奶就要正式把這么多家產接過來。作為潘家的媳婦，當時也還年輕，但是打理起這么個家族，卻很有章法。她當時做了一件很有意義、很有魄力的事，就是給這些青銅器建檔。所謂建檔，就是給每個青銅器拍照片。每一件都拍了，一共拍攝了380張照片，當時的照片是玻璃的，她把這些玻璃板整齊地歸置在箱子里，現在也保管在上海博物館。

到了1937年淞滬會戰后日本人打過來，一開始我奶奶跟著逃難的人逃到蘇州幾十里以外的光福，去了以后，她總想著這些銅器怎么辦？特別兩個鼎怎么辦？然后她就非常果斷地又趕回去了。趕回去的時候，日本人的飛機經常扔炸彈，離她家不遠的地方，后來改成一個小學——明德小學就挨了個炸彈。發電廠也被炸了，全城斷電。

就在那天夜里，一片漆黑中，她動員家里還留在蘇州城的幾位親戚過來，讓家里的木匠打了很大的木箱子，把鼎放到木箱子里，然后裹了棉毯等可以緩沖的東西，在后廂房挖了坑，把兩個鼎埋下去。后來，又把挖出來的渣土鋪到外面的院子里，弄整平，搞得非常妥當，日本人到家里來查的時候，真的沒有發現。

1944年，埋鼎的這塊地皮塌下去了，于是把鼎取出來，因為外人不知道，于是仍放在后廂房，拿一些破的棉絮、稻草等不起眼的廢品掩蓋，這樣一直放到解放。 

潘裕翼先生佇立于大克鼎前

澎湃新聞：雙鼎作為國之重器，也是潘家的家族珍寶，當年潘達于先生為何如此果斷地將雙鼎捐獻給國家？她對國與家的思考是怎樣的？

潘裕翼：這其中也是有轉折的，我們很難說她把鼎埋下去的時候，就是為了這個民族埋的，我想，當時她主要為了對這個家族負責，家族的東西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等解放后取出來，當時她的心情也很復雜，一方面她也經歷了很多，感到憑一己之力支撐下去，難度很大。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當時解放了以后，有一種新鮮的空氣，她受到大環境的感染，覺得自食其力很光榮，而不要靠祖宗的財產活下去。她當時還主動加入生產小組，要求干活，我感到她那個階段心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舒暢。上個世紀，她在接受采訪的時候也非常明確地說過，因為她相信共產黨，所以她愿意捐出這兩個鼎。在她心目中，這兩個鼎也不僅僅只和她的家族有關，而和我們整個國家民族休戚與共。捐出這兩個鼎后，文化部除了頒發獎狀，還給了兩千萬（舊幣）的獎金，折合當時新的人民幣是兩千元，她一分也沒留，又全捐飛機大炮了——這是當時捐助抗美援朝戰場的一種通俗說法。這件事也能看出，她對國家的概念更加具體、明確。 

澎湃新聞：潘達于先生在捐出兩個鼎以后，和上海博物館還有沒有更多的互動？

潘裕翼：捐出兩個鼎以后，潘達于先生還在陸陸續續向上博捐贈，有青銅器，也有書畫等其他東西，文革后還捐了一次，在博物館的捐贈墻上，她的名字出現了七八次。

之所以潘達于先生愿意和上博保持這么緊密的聯系，主要還是因為上海博物館歷屆領導、員工都很有人情味，上博經常派工作人員去探望她；她生病了，把她送到一流的醫院，給她很好的待遇和照顧。上博的很多活動，都會給她發請帖讓她來參加，我現在有個小箱子，裝的都是這么多年來的請帖。每次活動，她能參加都參加。后來哪怕年紀大走不動了，也會請她女兒或者別的晚輩陪她一起去，可以看得出，她很珍惜她和博物館之間的友誼。 

澎湃新聞：潘家與文物很有淵源，但如果我們透過文物，有沒有什么屬于家族的內涵與精神，是深深流淌在潘家人血脈中的，不以文物等外物擁有的多寡為轉移？

潘裕翼：應該說潘家開始成為一個文物大家，主要在潘祖蔭那一代，他是一個大收藏家，但是要論起家風，則又可以往上再追溯很多代，而且潘家的家訓，很多年也沒有太大的變化，主要就是四個方面：孝順、讀書、積德、樂善。潘達于先生捐贈文物的時候，有一部分也和這種樂善積德的理念是分不開的，但是她將這種家訓的精神內涵又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正如鄧拓先生說的“君愛文明非愛寶，身為物主不為奴”。

我奶奶也會經常帶家里的小輩去逛博物館，在她捐贈的鼎前拍照。她并不是夸耀自己或者家族，而是希望小輩們記住，在有能力的情況下，要多想著怎么多做對這個社會有貢獻的事情。她自己也是一直以行動說話，包括我前面說她這之后依舊多次捐出文物，可以說她這種輕物質重奉獻的精神對家里的每一位后輩都有耳濡目染的影響。

這種影響也延續到了我們生活與工作中的方方面面。我兒子之前被選為駐村指導員參與鄉村振興的工作，是去年3月份下鄉的，要到今年12月結束。在年初剛封控的時候，他很講原則，說他不能回來，村里人手緊缺需要他，于是就在農村幫助村委開展疫情防控的各項工作，吃住在農村，一待就近三個月，和他的妻子還有要參加中考的女兒分隔了三個多月。在封控期間，他看到種植戶地里幾十萬斤的各種蔬菜要爛掉了，就到處聯系幫助銷售，還在互聯網上做了網紅，在直銷平臺上宣傳，把菜基本都賣出去了，大大減少了農戶的損失。我也表揚他了，說如果你太奶奶在，也一定會很高興的，你延續了潘家的家風。農民后來還送他錦旗，他也給我看了，我跟他說，潘家幾代人也沒有這么好的機會走進農村去解決農戶的困難，這樣的善心善舉，絲毫也不亞于當年你太奶奶對于文物的保護，雖然對象不同，但是奉獻、大愛的精神是殊途同歸的。 

澎湃新聞：家有傳承，國亦如是。2021年，雙鼎17年后在上海再次合體，比起上一次，這一次兩件國之重器的同時亮相，您有什么感觸？

潘裕翼：鼎在中華文化中一直是很重要的象征。最初，它可能只是陶土做的，功能也相對簡單，就是生活中的燒水做飯用的工具。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它的鑄造逐漸變得精細復雜，變成了青銅器，變成了榮譽、權力的象征，逐漸由具象變為抽象，成為我們民族文化中的一種重要符號。

但其實到了今天，我們也希望把文物精神融入到我們日常的社會生活中。文博系統的從業者們也一直希望通過他們的努力，能讓文物活起來，真的走進大眾心里。2004年，那次雙鼎會，我也參加了，作為家族的代表發了言。這一次，在國家不斷推動文物相關知識普及的大背景下，央視先前也拍攝了《國家寶藏》等一系列節目，真的讓老中青無論哪一代人，都對文物有了全新的認識，他們對于文物的熱情和興趣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其實我覺得《國家寶藏》的導演于蕾也講出了我們共同的心聲，她認為這樣的活動是向我們的民族致意。去年的雙鼎會，我身邊的親戚、朋友、學生，很多都積極要求來看一看，我想他們想看的，不僅是兩件鑄造磅礴、紋飾精美的鼎，更是一種對我們國家的歷史，我們民族怎么樣一步一步走向復興、走向強盛的認知和憧憬。 

潘裕翼先生在“上海博物館文物捐贈者名錄”的墻上找到奶奶潘達于的名字。

澎湃新聞：從錄制《國家寶藏》開始，看到您一直致力于文物的推廣和宣傳，能說說這方面的工作嗎？對未來又有什么期待？

潘裕翼：對我個人來說，這也是和上一次雙鼎會不同的地方。上一次我還沒退休，所以顧不上做很多其他工作。《國家寶藏》攝制回來以后，我馬上就和上海博物館領導做了很多交流，上博也到我原來的學校，建立了長期的館校合作。另外我還在做PBL（基于問題的教學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師培訓項目。教師培訓項目里邊有兩方面和場館有關。一個就是我們用項目化的學習方式去推動場館學習，讓學生有更多的體驗和對歷史精華更好地吸收。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邀請博物館里陶瓷部、書畫部的專家志愿到學校進行線下教學，或者線上連線，進行專業知識講解。我們強調，學生要學會像專家那樣思考，讓他們以博物館專家的眼光和思路去觀察和探索，這樣，他們確實能從各類場館中學到更多東西。

未來，我也希望上博的專業人員繼續不斷進行專業研究，其實現在有的研究真的很深入了，我記得一個上博的研究人員在進才北校講大克鼎的故事，講到銘文體現西周井田制的下坡路，當時也讓我很漲見識。還有就是有了研究成果以后，要及時普及給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加強館校合作，舉行一些科普課程，辦一些夏令營，還有就是利用“云展覽”等，讓更多的人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更好地了解屬于我們的國之重器、文化瑰寶。 

澎湃新聞：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有沒有發生過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潘裕翼：其實，不僅是學生，甚至是老師，對文物的感觸都是很深的。在教師培訓過程當中，有的老師聽說我在《國家寶藏》里面做過節目，會很激動地跑過來找，甚至于都哭了。我在上博參觀的時候，有時候一些參觀者會把我認出來，也會很激動地過來和我打招呼合影等。我覺得，他們是出于尊重文物，同時尊重保護文物、研究宣傳文物的人，但這些現象也體現出現在文物在大家心中的地位越來越高，分量越來越重，這也是讓我格外高興和感動的，我們國家與民族的精神，也一定會隨著這些文物，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