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4月27日至2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武漢東湖賓館同印度總理莫迪舉行非正式會晤。兩國領導人在會晤中達成了高度共識：良好的中印關系是維護世界穩定的重要積極因素。這意味著，在洞朗事件爆發即將滿一周年之際，中印關系已經走向全面緩和。

但全面反思仍是必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葉海林先生于文本中指出，洞朗事件向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和戰略研究界提出了一個此前一直被忽視的問題，即在國際體系進行深刻調整、國際秩序面臨重大變化的當今，中國作為崛起國應當如何應對來自次要戰略方向的挑戰。對崛起國而言，次要方向盡管并不主導戰略全局，卻絕非可以忽視，否則也將影響崛起進程。

葉海林先生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崛起進程中不但會在主要戰略方向上受到國際體系主導國家的壓制，在次要戰略方向上也將遭遇其他崛起國以及地區強國的挑戰。而印度所在的南亞區域正是中國崛起的次要戰略方向，印度正是中國在這一方向的主要挑戰者。

基于這一認知框架，葉海林先生強調，中國在應對諸如洞朗事件這樣的次要戰略方向挑戰時需要避免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局。但過度擔憂這種風險將導致兩種思維誤區：一是戰略決心不足，過度夸大風險，致心態消極、行為被動；二是戰略期待過高，過度估計可能的收益，采取不必要的妥協策略，致對手獲得優勢，反復動用訛詐手段侵蝕中國的威信和利益。

本文原刊于《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4期，經授權轉載。略去注釋，標題有改動，正文有簡化，分上下兩部分刊出。以下是上半部分。

2017 年5 月，中國施工人員開始在中國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亞東縣靠近中國、印度、不丹三國交界的洞朗地區進行邊境公路建設，并通過中印邊境會晤機制向印度通報。6 月18 日，印度300 多名邊防人員攜帶兩臺工程機械、數十支槍械越境進入中國領土，阻撓中國施工人員作業，釀成了洞朗事件。直到2017 年8 月28日金磚集團廈門峰會召開前，雙方對峙人員才脫離接觸。洞朗事件是三十年來中印兩國最嚴重的邊界對峙，也是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上臺以來中印關系走勢的分水嶺。

經過中印兩國的外交努力，洞朗事件最終得到了妥善處理，雙方前線態勢恢復原狀。但是洞朗事件后，印度對中國的心態和策略出現了明顯變化，這迫使中國重新思考中印雙邊關系的性質、狀態以及發展趨勢。洞朗事件對中印關系的影響也成為中國南亞學界關注的重點和熱點問題。然而就理論和政策價值而言，對這一事件后續影響的分析研究不應該局限在中印雙邊關系和南亞地區研究的范疇內，而應當置于大國崛起的宏觀研究范式中。

洞朗事件后的中印互動及雙邊關系走勢向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和戰略研究界提出了一個此前一直被忽視的問題，即在國際體系進行深刻調整、國際秩序面臨重大變化的當今，中國作為崛起國應當如何應對來自次要戰略方向的挑戰。對于崛起國而言，次要方向盡管并不主導戰略全局，卻絕非可以忽視，否則也將影響崛起進程。

本文將嘗試回答這一核心問題，并以洞朗事件后的印度對華挑戰作為案例。

一、理論和歷史教訓

任何大國的崛起都是全方位的，涉及到各個對外方向，因而要求崛起國的對外戰略必須全面統籌布局。

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人就已經認識到了戰略的實質是如何分配力量。漢朝經學家桓譚（約公元前23年—約公元56年）將戰略類比于圍棋：“世有圍棋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棋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坐罫，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

按照桓譚的理論，優先的戰略要著眼全局，“遠棋疏張，置以會圍”；中等水平的戰略著眼于兵形險要之處，以“爭便求利”，勝負如何取決于戰術對抗；水平低劣的戰略則只知道“守邊隅”，只能“自生于小地”。

由此可見，國家在空間范圍內對配置自身力量、確定正確的戰略方向對于國家前途和民族運勢具有近乎決定性的影響。正確的戰略布局和策略應用，在德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看來意味著“集中兵力”，在英國戰略學家利德爾·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 Hart，1895—1970）看來則要求“迫使敵人分散其實力”。

歷代戰略學家都非常重視如何在主要方向上集中主要力量，將之作為戰略研究的主要內容，但是同時也十分關注次要方向的戰略制定與運用。

法國軍事統帥和戰略家福熙（Ferdinand Foch，1851— 1929）認為，戰略是“把所有資源傾注于某一時機、某一地點的藝術”，不能“讓其中某個部分只起某些死板的不變的作用”。將軍事上的指導原則應用在國家的對外戰略上，意味著國家在高度關注主要戰略方向上的策略及其實施的同時，也要關注次要戰略方向上的態勢和對策，爭取形成主要方向與次要方向的良性互動；應當以次要戰略方向的成果服務于主要戰略方向上的目標，避免因為策略失誤導致在次要戰略方向上陷入不必要的困境，影響主要戰略方向的形勢。

就歷史經驗看，崛起國因為在次要戰略方向上應對策略有誤導致崛起遇挫甚至中斷的案例并不罕見，由于在次要戰略方向上采取富有遠見的策略從而顯著促進崛起的案例也屢見不鮮。

德國的遭遇警示了國家在次要方向上策略選擇不當的后果。1890 年起，德國的外交決策者篤信“由于英國同大陸兩翼國家之間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德國在對外政策上可以自由行動，待機行事”。這在很大程度上干擾了德國的主要對外戰略。盡管德國的對外戰略始終將西線的法國作為自己的主要對手，但是在實踐中德國卻四面出擊，不但混淆了主要戰略方向和次要戰略方向，而且即使在意識到錯誤后也沒有在次要戰略方向上采取有效的彌補手段。

德國以抑制法國為主要戰略目標，以西線為主要作戰方向，為此就必須在西線集中最大規模的兵力。因此德國在戰略上應該努力在東線爭取沙皇的同情和支持，盡量避免在東線留置過多兵力、影響西線的攻擊力。但1893年秋天，德國總理卡普里維（Leo von Caprivi，1831 —1899）置此前德國為爭取俄國傾注的大量努力于不顧，在國內企業界的壓力下對沙皇俄國發動了力度空前的關稅戰。這一舉動引發了非常嚴重的政治和外交后果，促使沙皇俄國下決心尋求和法國結盟。在德俄關稅戰爆發之后僅僅數月，法俄兩國便于1893 年12月27日簽訂了軍事同盟條約。

當戰爭不可避免且德國無法寄望沙皇俄國保持中立時，德國政府還在東普魯士容克地主集團的壓力下于東線留駐了相當規模的兵力，并在戰爭爆發后增加到了15萬人。雖然德軍在1914年8月的坦能堡會戰中擊敗了俄軍，但東線的軍事行動原本是可以通過外交手段加以避免的，其對德國主要戰略方向的干擾是在次要方向取得的戰術勝利所無法彌補的。會戰不但“并未改變整個戰爭的結局”，而且正如利德爾·哈特所評價的那樣：“由于俄軍入侵到東普魯士，迫使德國人從西線抽走了兩個軍，這至少是幫助法軍在馬恩河畔獲得了復蘇的機會。”德軍沒有在戰爭初期迅速擊敗法國的后果則是之后漫長的陣地戰以及最終的失敗。

次要戰略方向上的行動對主要戰略方向產生積極效果的案例同樣不少，中國戰國時期秦國對巴蜀的經略可以被看作是其中的代表。戰國時期，秦國在崛起過程中首先遭遇的是鄰近的強魏。在秦國爭霸戰爭的前期，主要作戰對手就是中原的魏國。公元前340年（周顯王二十九年），秦國在魏國遭遇馬陵之敗后大舉攻魏。此后的110年中，秦國先后攻滅趙、韓、魏、楚、燕和齊六國完成統一。崤山函谷關通道在秦國崛起之前，是秦國的主要威脅來源方向；在爭霸過程中，則是秦國建立霸業的主要出擊方向，秦的崛起和爭霸也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完成統一的“關中模式”。

然而考察歷史卻會發現，在秦國崛起的早期階段，其擴展并沒有始終沿著崤函通道這一主要戰略方向不斷投入力量與主要對手展開直接對抗。公元前338年至328（即周顯王二十九年到四十一年），秦軍連續四次對魏取得勝利，原來的頭號強國魏國遭受重大損失。山東諸國均感受到來自秦國的巨大威脅，采取“合縱”戰略，試圖沿崤函通道遏制秦國對中原的征伐，多次組織聯軍試圖扣函谷關入秦。

在這一時期，秦國在正確選擇戰略主次方向及應對策略的基礎上成功破解了“合縱”戰略，緩解了自身的崛起困境。面對山東諸國以連橫遏制強秦的態勢，秦國暫緩向中原進攻，按照大將司馬錯的建議向蜀地擴展，開辟了崛起道路的第二個戰略方向。

司馬錯在比較是繼續沿主要戰略方向攻擊韓國還是開拓新的作戰方向奪取巴蜀這兩條策略的優劣時指出：“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另一位將軍張儀則認為：“今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

反對司馬錯意見的張儀和司馬錯在秦國崛起的戰略方向上的分歧實質是直接路線戰略和間接路線戰略的論爭。

秦國最終選擇向巴蜀地區進行擴展，暫時避開主要戰略方向上的中原諸強。公元前316年（周慎靚王五年），秦惠文王以司馬錯、張儀等為將，率兵攻取巴蜀兩地。

在具體的策略上，秦軍以威懾和安撫為主、征伐為輔。在陣斬蜀王俘獲巴王后，秦國以蜀王子弟為蜀侯，巴王為新設巴郡之君長。這種策略與秦軍在中原征伐中嗜殺伐重威嚇的作風形成了對照，表明秦在開辟次要戰略方向時的主要意圖在于收取民心。秦國伐蜀的成果正如司馬錯所預言的那樣，“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清初學者顧祖禹（1631—1692）對此的評價是“秦欲兼諸侯，則先并蜀，并蜀而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從后來秦國攻滅六國的歷史進程來看，秦先伐巴蜀、恩威并施、立德為主的策略對秦國取得天下做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堪稱次要方向經略支撐主要戰略方向目標的典范。

從上述正向及負向歷史案例可以看出，次要戰略方向的確定與策略應用可能會對大國的崛起產生關鍵性影響。如果德國能夠保持其次要方向政策的連貫性，通過拉攏和威懾策略穩住沙皇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避免德俄關系惡化，或者避免為保護東普魯士而減少主要戰略方向的兵力投入，在全局高度做到“遠棋疏張，置以會圍”；如果戰國時期秦國在沒有打破合縱之前按照張儀的策略繼續沿主要戰略方向對韓、魏保持攻勢，直接挑戰中原諸強，集中全部力量“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那么歷史便可能會沿著不同的道路前進。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兩個歷史案例旨在揭示大國在崛起進程中應明確辨析并充分重視戰略的次要方向、做出正確策略選擇的重要性，而非將這兩個歷史案例中的具體策略選擇作為經驗樣本提出。由于所處的國際體系和戰略環境不盡相同，大國在針對次要戰略方向做出策略選擇時既要考慮整體形勢的變化，也要根據次要方向的實際情況針對性地做出靈活策略選擇。

本文就大國崛起進程中如何應對次要戰略方向提出的假說和核心思路如下：次要戰略方向與主要戰略方向的關聯和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主要和次要戰略方向的劃分，二是對次要戰略方向上的大國定性并選擇策略。隨著國際體系的變動，當主導國家逐漸戰略收縮、對崛起國進行選擇性遏制的時候，崛起國在次要戰略方向的策略選擇對崛起國在周邊的威信與戰略利益的影響將呈上升態勢。崛起國在面對次要方向的主要挑戰者時，選擇的策略需要服務于崛起國的周邊威信塑造和戰略利益實現。本文試圖以中國崛起和印度對華策略調整為案例檢驗上述假說。

印度所在的南亞區域是中國崛起的次要戰略方向，印度是中國在這一方向的主要挑戰者。下文在這一戰略框架下討論中印關系，以此揭示崛起國在應對來自次要方向的挑戰時可能出現的思維誤區和可能產生的行為風險，探討有效的應對策略。

二、國際體系轉變對中國周邊態勢的影響

對國際體系的變化趨勢和主要戰略方向大國行為的判斷是崛起國確定次要戰略方向及對策的前提和基礎。在穩定的國際體系和變動的國際體系下，中國面臨的周邊壓力的性質與程度也有所不同。與之相應，次要戰略方向的意義和需要采取的策略也不盡相同。因此有必要先討論當前國際體系變化對中國周邊態勢的影響，以助于后文對次要戰略方向的定性和策略選擇分析。

早在20 世紀80年代初，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就在其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中闡述了國家間實力的重新分配對國際體系的影響：“體系中的不平衡變得越來越尖銳，這是因為衰落的大國試圖保持其地位，而新興國家試圖把這一體系納入促進自己利益的軌道，作為這一持續不平衡的結果，國際體系被緊張、不穩定和危機所困擾。”這一論述作為抽象而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原則，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用來描述導致國際體系變動的大國關系因素。

國際體系的變化首先是這一體系中主要行為體相互關系的變化。這種變化的結果決定了國際秩序能否保持穩定以及國際規范能否繼續有效。

不論是一些學者認為國際體系不會總體失序，還是另一些學者擔憂霍布斯叢林有可能再現，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比較普遍的共識是，作為體系主導國的美國對待國際體系以及崛起國的心態正在發生重要變化。這種心態轉變呈現出漸進、不平衡以及多面的復雜特點，導致國際失序的危險加大，國際規范的維持成本越來越高。

當前世界正處于舊秩序坍塌、新秩序亟待建立的非常時期。中國崛起被視為當今國際體系調整的重要動力，其既是體系變遷的重要結果，更是推動國際體系進一步變遷的關鍵變量。美國為國際體系提供公共產品的意愿越來越低，與此同時對中國崛起的態度也越來越強硬，對被中國取代的擔憂越來越強烈。霸權國以維護霸權為基本目標，對崛起大國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和制約能力最強”。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國際體系主要行為體的實力差距發生了變化，導致主導國家對維持全球秩序的信心越來越低，而對崛起國顛覆國際秩序的擔憂越來越高，其對外戰略和對外行為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

雖然學術界對于作為主導國的美國是否已經衰落到難以擔當體系主導、維持國際秩序、提供公共產品仍然存在爭論，但一般觀點認為美國的衰落只是相對于其自身鼎盛時期而言，其仍然是國際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享有唯一的霸主地位。

一方面，盡管有學者通過評估認為美國遠未進入霸權衰退期，新興大國也遠未崛起到足以取代美國的程度，但仍然不可低估體系主導國家在信心和實力下降、但相對其他國家仍具有較大優勢時的行為方式變化，特別是遏制崛起國的決心和力度變化。另一方面，盡管一些學者在討論霸權依賴與領導國家權勢衰落時指出，由于新興大國的崛起，領導國家的權勢地位會相對衰落，國際權力將從集中走向分散，但是這一過程不會是線性的。美國不會甘愿接受自身主導地位的弱化，更不會坐視崛起國“侵蝕”美國霸權。美國沒有能力或者意愿繼續提供公共產品和美國沒有能力或信心遏制崛起國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

實際上，體系主導國家越是在提供公共產品、維護體系穩定和秩序上力不從心，在遏制競爭者、防止主導地位被取代以及體系被顛覆上就越會不遺余力。

因此，對于崛起國來說，在討論國際體系是否出現了不可逆的本質變化之前，首先需要判斷的問題是體系主導國家是否已經下定決心、不再允許自己主導的體系繼續為崛起國提供成長空間。一些學者呼吁，美國作為守成大國應該對中國采取“容納政策”，即守成大國以適當減損自身權力、利益或者調整規則的方式，在現有國際秩序框架中主動給予新興大國更多的空間，承認后者應當擁有與其實力增長相匹配的權力地位，從而避免新老大國發生重大沖突、避免世界秩序發生重大動蕩。這種主張與其說是站在維護體系穩定的角度向守成大國發出呼吁，還不如說反映了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對美國將中國定義為戰略威脅、推動對華全面遏制的擔憂。

2017 年12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簽字頒布了新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將中國定性為美國的戰略對手，稱“中國和俄羅斯對美國的權力、影響力和利益構成了挑戰，企圖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雖然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界和政策界依然有人主張不能根據這份報告斷言特朗普的對華戰略已經轉向全面遏制，但無論如何，繼續呼吁中美建立“共生型國際體系”或“中美共治”已經不合時宜。

中國的美國研究存在兩種不同視角。一種是從中國希望中美關系處于何種狀態入手，另一種則強調中國應該基于中美關系實際處于何種狀態來制定戰略。早在特朗普推出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之前，持有后一視角的學者們就已經對中美關系的下行趨勢提出了警告。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時殷弘認為，指出中美大國關系的一種不祥或甚為危險的可能前景是有必要的，因為中美之間的大國“結構性對立”正在變得更為廣泛、深刻和顯著。出于“底線思維”，中國應當有應對這一可能性轉變為現實的心理和戰略準備。

當主導國家對于維護國際體系懷有較高熱情的時候，崛起國的周邊地區往往是主導國家控制下的國際體系的邊緣地帶。這是因為，如果一個潛在的崛起國正處于主導國家控制的國際體系的核心地帶，那么除非其得到了主導國家的鼓勵和支持，否則絕無可能崛起。英國之所以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不惜以自身霸主地位的毀滅為代價阻止德國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德國所在的歐洲是英國霸權的核心地帶，德國崛起和英國霸權本身構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而美國的崛起雖然顛覆了英國的大洋霸權，卻使得英國可以集中力量壓制德國在歐洲和北海建立霸權的企圖。

中國能夠自20 世紀80年代以來實現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在中國周邊地區不斷得以拓展。其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為中國所在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區在20 世紀的最后20年間并不是美國戰略中的核心地帶。忙于在歐洲繼續圍堵俄羅斯和在中東進行地緣政治結構甚至文明重塑的美國“容忍”了中國在周邊地區的力量和利益擴展。

當然，問題的另一面也在于，正是因為美國沒有將中國的崛起看成是對現行國際體系和美國霸權的致命威脅，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特別是印度洋東部和太平洋西部地區才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沒有吸引美國的戰略注意力。而一旦美國下定決心遏制中國的崛起勢頭、防止中國威脅美國的霸主地位，那么靠近中國遠離美國、對中國更加關鍵、中國的戰略投入也更大的中國周邊地區自然就成了美國和中國角力的主戰場。這也符合中美兩國的現有力量對比。

從國際體系主導國和崛起國博弈的角度分析，當崛起國的崛起進程在主導國看來已經構成威脅時，崛起國的周邊區域將成為主導大國施加壓力的首要場所，崛起國的周邊壓力將明顯增大。從崛起國的崛起戰略出發，也可以得出同樣結論。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劉豐提出，中國崛起面臨的挑戰在于當今時代對崛起的規模、強度和持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國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與其實力并不匹配，具體表現為在全球經濟治理架構中的權責不均，在地區安全議題的處理和解決中缺乏主導權。

其中，崛起國最希望獲得主導權的地區安全議題主要是崛起國自身的周邊安全議題。畢竟，中國沒有能力跳到美國的“內線”即加勒比和拉美地區對美國進行牽制，也不會有強烈的興趣去關心美國周邊的安全問題。

綜上所述，基于中美相對實力變化導致的國際體系變動將首先影響中國周邊的態勢，而中國的周邊地區也將首當其沖地成為美國遏制中國和中國突破崛起困境的焦點地區。

正如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教授所指出的那樣，今后幾年國際格局將呈現兩極化趨勢，但中國的綜合國力仍然要弱于美國，中國對外戰略的性質要定位于崛起戰略而非世界主導戰略，戰略目標和策略要匹配世界第二大國而非世界第一大國的實力地位。這要求中國堅持以國家利益為導向，制定最有利于實現和維護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根據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實力地位特別是具體議題上的能力來界定具體的國家利益；中國外交也應堅持周邊優先。

筆者認為，中國崛起的第一步只能是成為所在地區的秩序主導者和規則制定者。這要求中國以周邊為優先戰略方向，努力排除美國對中國周邊地區的干擾，在中國周邊地區建立中國主導的區域政治和經濟秩序。（待續）

（本文原刊于《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4期，原題：“中國崛起與次要戰略方向挑戰的應對——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關系為例”。略去注釋，正文有一定簡化，經重新編輯并由作者審定。經授權后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