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的我們》票房破了10億，比電影內容更“聲名遠播”的是電影的“退票風波”。

5月3日下午，因電影《后來的我們》退票事件而處在風波中心的貓眼，召開公開說明會。貓眼娛樂COO康利針對此前關于為何退票集中在單日、疑似黃牛刷票、“又當運動員又當裁判”等質疑做出回應。

事實上，《后來的我們》的退票所帶來千萬級別波動相較于電影過10億級別的票房已經顯得微不足道，那么為何這波“操作”會引起如此大的反響呢？追根究底，是貓眼作為當下國內最大的票務平臺，又涉足制片和發行業務，在互聯網“創新性”的優勢帶動下，一些可能會破壞公平和衍生潛在不規范操作的可能性給行業帶來了不安全感。

《后來的我們》劇照

貓眼最新回應：不存在任何不當行為

到目前為止，貓眼一共發布了三份聲明，從內容看，從一開始的模棱兩可的“懵圈”表決心，到第二份公布具體的數據來源——“54%系改簽，46%為可能包含黃牛刷票行為的退票”，第三份聲明則更硬氣地解釋了退票數額偏高的原因，甚至把此次造成的負面影響和輿論風波歸結為“一場對貓眼進行的有組織的輿論攻擊”，并表示將會起訴涉嫌“誹謗”的自媒體。

在第三波聲明發布的前一天，貓眼召開了一場“懇談會”，面對近期集中的疑點一一給出回復。

關于為何退票集中于4月28日晚，康利表示，“所有熱門檔期里面預售早的，映前熱度高的電影都有高退票率出現，然后加上《后來的我們》映前熱度是超高的，包括疊加了工作日的原因，我認為（退票事件）是多種原因促成的結果。”

5月3日，淘票票和貓眼專業版同時更新APP，在新版本中加入查看退票率的功能。根據淘票票5月2日的公告，淘票票2018年的整體退票率是3.17%，《后來的我們》上映首日在淘票票平臺的退票率為9.16%，接近日常退票率的3倍。

在貓眼平臺上，這一數字同樣顯示為9%，但在康利看來，拿單片和全年實際的比例比并不公允。懇談會上一張圖表顯示，在春節、國慶等檔期，退票率都會明顯高于往常。比如在這次的“五一檔”里《后來的我們》的退票率其實比剛剛過去的“春節檔”最高退票率的影片高0.6個百分點。“從歷史來看，一般情況下有幾個特征會造成高退票率，第一是熱門檔期的熱門影片，因為它的關注度高；第二是預售開啟的時間比較長，并且預售階段比較火爆。從我們現在掌握的數據來看，大量的用戶退票是產生在映前十幾天甚至十天八天，就是說映前越早購買的用戶到臨時改簽的概率越大。”

至于被淘票票“打臉”的“黃牛說”，此次貓眼方面在回應中澄清，“目前確實沒有跡象表明這個背后是大規模的有組織的黃牛或者刷票行為。” 不過康利透露，目前后臺數據中“確實鎖定了一部分的賬號和訂單，他的購票的比例和端數是有一些反常的現象，但是憑此證據來斷定某個賬號就是黃牛這個是有難度的。”

高預售的確帶動大盤 影院方稱“早有此路”

在懇談會上，康利談到一個點是，貓眼真的有動機做這件事情嗎？在康利看來，《后來的我們》在預售開始的時候就是一個壓倒性的領先優勢，不只是預售，它在整個宣傳、營銷的過程中，在各項營銷指數上都是一騎絕塵的狀態。沒有理由為一千多萬元的票房動手腳。“不管是貓眼也好，還是這個電影任何的一個利益相關方也好，為什么在取得如此巨大領先優勢的狀態下，去做總共1千多萬，剔掉改簽是幾百萬量級，去做幾百萬量級的影響。可以說幾乎是沒有任何競爭壓力的。”

的確，《后來的我們》這部電影刷新中國影史以來工作日單片票房紀錄（今年“五一檔”4月28日那天雖是周六，但當天是一個工作日），“在歷史上這是第一次，而且它在映前形成了極其強的熱度，預售開始之后就非常火爆，我們待會可以看一些它預售進程的發展，包括各種營銷指數的一個趨勢。”

但是否能夠從最終的結果倒推不至于有這一千多萬刷預售的動機呢?

一位上海滬上影院管理人員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影院經理們的排片，預售是最重要的一個指標。因為有了之前的預售成績，才會給這部影片這樣大比例的排片。而這樣的排片，也的確無形中“碾壓”了其他影片的空間。

事實上，《后來的我們》虛高的預售早就引起了影院方的懷疑，一位上影聯合院線的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這種檔期，賣得好的從來都是大片，要是沒有大片就是喜劇片，《前任3》也是個愛情喜劇，但《后來的我們》是個‘愛情文藝片’。”在他的印象里，預售開啟后，面對一路走高的票房，影院經理們就分成了兩派，一派覺得是影片的宣發做得很成功，大合唱之類的MV擊中了觀眾的痛點；另一派則已經預感到貓眼可能在預售上造假了。“不過從影院票房數據上看，確實是和貓眼數據吻合的，這些票款也的確進了后臺的進賬。”

但影片開畫后，集中的退票確實讓院線經理們措手不及。“聯合院線的五百多家影院中，有超過四百家被集中退票。”沒被退票的影院大多數是不支持退票功能的直營店，加盟店則成了退票“重災區”。許多影院的退票都超過百張。“影院的退票有兩種，一種是觀眾自己退，一種是影院看售票情況不好退的，但這兩種都是少數票，不可能有這么高。”

同時，這位院線的工作人員透露，貓眼在這種操作上早已不是新鮮事，在他的經驗里，只要是貓眼發行的片子，有兩樣東西會高，一是在貓眼上的“想看”指數，這個非常容易做到，另一個就是預售，通常也會偏高。

同樣的操作在去年國慶檔也出現過，貓眼作為《羞羞的鐵拳》出品方之一，同時兼任發行和宣傳，初期推高《羞羞的鐵拳》預售票房，提高院線排片，大獲成功。康利在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曾公開表示過貓眼的發行優勢。

“這種做法早就有了，其他的發行方也會有這種操作，在預售階段自己消化掉一些。但是量上面這么大，要是只有一點的話，也就沒有人會去追究。”這位工作人員說。

不過同時，這位院線從業者表示，這次虛高的預售總體上帶熱大盤，炒熱了電影市場，對整個電影行業是好事情。

傳統來說“五一檔”不是大檔，但是4月28日這個首日票房甚至高于去年的“國慶檔”的首日票房，雖然按慣例不是大檔，但事實上造成了超熱的檔期。確實是單片拉動整體市場熱度的一個結果。

“我們一直是樂于見到有一部爆款電影的出現，不管這部電影是什么。只要有爆款，同期第二、第三名的票房也會普遍被拉高。就比如《前任3》大熱的時候同檔期的《妖鈴鈴》、《二代妖精》等影片的票房也跟著向好。” 對于非影迷、非粉絲的普通觀眾來說，一部爆款電影形成話題，會讓他產生“最近去電影院看部電影吧”的念頭，而此時爆款電影可能已經滿場或者沒有趕上合適的時間，順帶就把其他的電影給看了。

比如今年，第二名《幕后玩家》雖然看起來和第一名的票房相差甚遠，但近兩億的票房也妥妥是往年五一檔冠軍的水準。而整個五一檔的大盤近10億，比去年增加近三成，也的確是不爭的事實。

“對整體電影市場是好事，對觀眾也沒有具體的損失。可能比較大的傷害是同檔期影片和具體被退了大量票的影院。”這位院線工作人員說。

壟斷產業上下游？

貓眼：我們只是中間的服務商

近年來，貓眼發展迅猛，橫向上合并了微影時代（微影之前合并了最早創建在線購票平臺的格瓦拉），占據了國內電影票務在線平臺市場的半壁江山，而縱向上，也早已經從原先的票務業務向電影產業鏈上游拓展，擁有了電影宣發、電影投資和開發等業務，形成一個綜合性的“電影業務體系”。

而專業版貓眼的數據更是成為業內從業者“人手必備”的查詢利器。據聯合院線的工作人員介紹，幾乎所有的影院經理手機里都裝著“貓眼專業版”,映前“想看人數”以及預售數據，成為影院排片時的重要參考，因此，無論此次貓眼的退票是否真的沒有貓膩，平臺進入電影發行領域所具備的數據和用戶等得天獨厚的優勢，也引發了從業者對其有能力“操縱市場”的擔憂。

在知乎上有一則爆料稱，貓眼專業版會用一招名為“數據水龍頭”手法來為自家發行的影片“助力”，“就是在同一時期，選擇性的關閉競爭對手的‘數據水龍頭’，讓較短的一段時間內該片的數據保持不動，用控制數據來影響市場對影片的判斷，進而影響排片。”這一說法同樣得到了記者所采訪的影院經理證實。

而一位影院經理也透露，如今票務網站成為發行方后，的確對院線排片形成了另一種“綁架”。通常貓眼的發行會利用自身票務平臺的優勢去和影院談合作，“比如你給我排到30%的排片，我就讓你參加19.9的活動。但如果排片到不了這個比例，那么活動也不會給到這家影院。因為其實觀眾線上購票的黏性是很小的，很多觀眾都是看電影前刷APP，哪家便宜去哪家，所以這些活動對影院拉動客流是非常重要的，影院經理因此就只能安排高占比的排片。”

在問及票房平臺是否合適加入出品和發行，是否會擾亂市場平衡時，康利說：“當我們做發行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們認為我們具有的核心能力和優勢是能夠推動這個行業繼續完善和發展，能比原有的一些模式和方法能夠有新的創新。”

電影上下游產業主要有制作、發行和院線三部分組成，一家公司只要對其中兩個產業有所涉獵，那么在票房上做文章是很容易的事情。

在中國近年電影市場的經驗中，由于片方業務占據產業上下游，變著花的玩“貓膩”手段也是層出不窮。2015年的國產票房冠軍《捉妖記》就出現了片方為了提升票房砸錢包“午夜幽靈場”的事件，而出品方安樂旗下自有百老匯、百麗宮院線，這樣的操作顯然十分便捷；2016馮小剛導演的《我不是潘金蓮》因華誼“老冤家”萬達院線消極排片而在網上引起華誼和萬達的罵戰，因為高管葉寧的出走，萬達院線打壓華誼出品和發行影片已經是人盡皆知的“秘密”，以至于由華誼發行的《摔跤吧！爸爸》在國內大火的時候，萬達每天還是只能排10%的片，令背負票房指標的影院經理們險些“造反”。

圖片來自公號“首席文娛觀”

《電影產業促進法》頒布一周年，雖然法律中規定了對于票房造假事件的嚴懲不貸，但也總有屬于鉆技術空子的新玩法處于監管的灰色地帶。此次“退票風波”也讓行業中又出現呼吁成立中國的“派拉蒙法案”的呼聲。

對此，康利在“懇談”時曾表示，在影視行業美國其實有些法案，比如說藝人經紀是不能做制作的，比如院線公司是不能做發行和制作的，反過來也一樣，發行和制作公司是不能做院線的，但是我們目前中國的商業環境里，確實我們市場還沒有成熟和有序到這種程度，因為整個中國電影市場化是落后很多的，所以我覺得這種大家各自利用自己的能力上的優勢，進行合乎法律法規的業務發展，是會存在的也是正常的。”

延伸閱讀

電影工業的反“壟斷”和派拉蒙法案

說起對上世紀好萊塢產生巨大影響的派拉蒙法案，就是政府對電影市場做出明顯地干預。在上世紀30至60年代經典好萊塢時期，好萊塢電影產業由八大制片廠壟斷，統稱為“五大三小”，“五大”是指派拉蒙、米高梅、華納兄弟、雷電華、20世紀福克斯，“三小”指環球、聯美、哥倫比亞。這八大制片廠同時控制了制片、發行、放映各個環節，自家影院只排自己制作的片子，并且將質量差的影片“捆綁銷售”給小影院。聯邦貿易委員會開始根據1890年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對電影公司可能存在的違規壟斷行為進行調查。

1938年美國Justice.Coincidentally部門因大制片廠的不公平競爭而對其提出訴訟，另外在1942年獨立電影制片組織起訴了派拉蒙位于底特律的院線，也是第一樁制片人起訴放映方的訴訟案。這個1938年開始由聯邦政府起訴的案子最終于1948年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1948年5月美國最高法院根據反托拉斯法對“派拉蒙案”做出裁決，判定大制片廠垂直壟斷為非法，要求制片公司放棄電影發行和電影院放映的業務。切斷了大公司的主要財源，迫使公司大幅度減少影片生產。

派拉蒙法案改變了好萊塢的電影生產、發行和放映模式，影響了電影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模式，也對好萊塢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使得好萊塢電影產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表現低迷。實際上，美國的派拉蒙法案也早就名存實亡，當法案得以通過，是因為電影行業如日中天，影響力最大，壟斷帶來了超高的利潤。面對越來越勢力大的電影集團，政府開始和他們爭奪電影行業的控制權。而隨著電視和互聯網行業的興起，影院成為低毛利行業，壟斷不再能帶來高額的利潤，派拉蒙法案也就名存實亡了。

在20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上任后，在自由主義原則的指導思想下，采取了自由放任的經濟措施，舊的反壟斷法案開始逐步瓦解，傳媒行業的垂直合并出現松動，首先是Loew’s院線 (原米高梅旗下，派拉蒙法案后拆分出)希望進入內容制作與發行領域的請求獲得最高法院的批準；此后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發起了收購Walter Reade 院線 48%的股份的申請；1986年初，TriStar影業 并購了 Loew's, 同時申請完全解除1981年法院加諸于 Loew's 上的各項限制，里根政府更是全力支持了此項并購；同年8月，華納兄弟（原“派拉蒙案”被告之一）向法庭申請了完全解除派拉蒙案對其的約束，最終亦獲批準。從此，派拉蒙法案形同虛設逐漸成為一紙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