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不是一場失敗的革命，而是我們的文明在發生驟變的標志，它破開了一條裂縫，新的價值和愿景從中噴涌而出。1968年之后，時代的氣息轉變了，人們夢想更詩意的生活，伴隨著激增的欲望與焦慮，追求個人自由和社會解放的融合。

今年5月是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爆發50周年。從年初開始，法國的各大媒體都在組織系列的紀念性報道，《新觀察家》周刊3月23日刊載了法國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蘭的專訪。

97歲高齡的社會學家、哲學家莫蘭現仍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擔任名譽研究主任，也是法國教育部的高級顧問。他的主要著作有《時代精神》、《奧爾良謠言》和《方法》（六卷本）等。通過研究社會文化習俗，他發展出對當代世界性危機進行多方面整體檢視的分析方法，提出了“復雜性思想”這一重要的思維范式。

作為五月風暴的熱情見證者，埃德加·莫蘭在第一時間認識到，這不是一場失敗的革命，而是我們的文明在發生驟變的標志，它破開了一條裂縫，新的價值和愿景從中噴涌而出。1968年之后，時代的氣息轉變了，人們夢想更詩意的生活，伴隨著激增的欲望與焦慮，追求個人自由和社會解放的融合。

您是在五月風暴運動發生的“第一時間”對它進行分析解讀的唯一一位法國知識分子。1968年5月中旬，《世界報》就刊登了您的一系列文章，是因為您已經提前預見到了即將震驚法國的那些事件么？

埃德加·莫蘭：至少在1950年代末，我就曾預斷在戰后形成了一個新興階層——也就是青少年階層。這個夾在童年的繭殼和成年時刻之間的階層，有了屬于自己的習俗、語匯、衣著、聚會場所和音樂，發展出了自己的追求和向往：盡管黃金三十年的文化鼓吹通過物質享受來獲得幸福，青少年卻感到了這種承諾的空洞。他們想要尋求某種形式的個人真實性，夢想博愛精神，向往集體生活，又同時追求個人自主。

詹姆斯·迪恩和馬龍·白蘭度在1950年代中期塑造的那些銀幕形象，為這種心理落差和苦惱提供了反叛的榜樣。我們都忘不了1963年6月22日《嗨伙計們》（Salut les copains）雜志社主辦的那場演唱會，不計其數的青少年被吸引到民族廣場，和他們的偶像強尼·哈里代（Johnny Hallyday）親密接觸，在集會的縱情狂歡中，他們拔掉了行道樹的柵欄，掀翻了路邊的汽車。

在那次聚集了20萬年輕人的集會引起突發性暴動之后，我在《世界報》上發表文章，將這種現象命名為“耶耶”（yéyé，寓意以法語唱美國流行歌曲）。在《嗨伙計們》的創始人丹尼爾·菲力柏契策劃的一場場商演中，明星們多少還受到些約束，但在他們的身后，大批以“黑皮夾克”（譯注：以這種特殊穿著為標志的飛車黨邊緣青年）組成的搖滾樂隊在市郊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

但五月風暴并不是“黑皮夾克”們造成的……

埃德加·莫蘭：當然不是。從1965年開始，這個青少年階層構成了大學生中的知識分子圈子，最早是在美國加州的伯克利大學，不滿現狀的青年運用理論明確地表達了他們對另一生活的愿景，同他們的精神導師馬爾庫塞所謂的“單向度的”成人生活決裂。

此后，直到1968年初，學生的反抗運動由于信息全球化而逐步蔓延開來，在美國、墨西哥、埃及、波蘭等不同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國家相繼爆發。所有這些運動的共同點，是否認成人世界的一切權威，無論是教授、家長、政府機構還是獨裁者。而我意識到法國將會是下一個被波及的國家是在1968年3月，當時楠泰爾大學（巴黎第十大學）的教授，哲學家、社會學家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請我去幫他代課。剛到校園時，我并不知道騷動已持續了好幾周。我準備開始上課，大教室里突然有學生高喊“罷課啦！”我建議大家投票表決還要不要繼續上課，結果想上課的一方占了上風，有兩個不滿意的學生就叫起來：“莫蘭，臭條子！”我就是在那時看清了一些跡象。然而當時我并沒有想到事件會在法國進展到那一步。

在當時那些終將載入史冊的世界學生運動中，五月風暴是獨特的，因為它不僅聚集了學生群體，還吸引了一大批藝術家、知識分子，最后還有工人群眾。它幾乎是唯一走出大學校園，進入所有社會領域，造成大規模政治危機的運動。

您認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法國這一特例呢？

埃德加·莫蘭：五月風暴是一個復雜的事件，是國際學生運動發展的必然與一些偶然因素的結合體。1960年代的法國經濟蓬勃發展，戴高樂政府卻似乎要扼殺政治辯論自由，這激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抗議從楠泰爾到拉丁區，又從拉丁區蔓延到外省的大學，從大學生到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最后從這些特權階層擴展到廣大群眾。

其中有幾個關鍵因素。和其他國家的大學生相比，法國大學生沒有那么孤立于社會之外。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在法國也要大得多。最重要的是5月初發生在索邦大學的一個決定性事件：在那場主要極端自由主義所主導的抗議中，“戰略小天才”丹尼·科恩-本迪特（Dany Cohn-Bendit）在3月22日楠泰爾運動中宣揚的精神獲得了托派和毛派小集團的一致贊同。

這些政治斗士們向學生宣告：“你們的愿望，你們對自由、博愛的追求，我們將通過革命來實現。”從那時起，學生們緊急呼吁工人階級這一“與生俱來的革命階級”加入進來。之后，盡管工會和共產黨的領導人并未同意，運動還是成功地走出了大學，匯集了數百萬法國人的社會和政治訴求，從工廠到辦公樓到處都在罷工。

在這場雪球效應中，幻想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示威游行、散播宣傳口號和海報，到設置路障，玩玩打打的游園會升級成了暴力對抗。歷史的記憶被喚醒，人們想起過去的那些暴力起義，特別是最近一次1944年8月的巴黎解放。他們要重振法國反抗運動的傳統，這種傳統一直是無視年齡和社會身份差別的。

盡管社會動員的規模很大，但革命很快就失敗了……

埃德加·莫蘭：這正是因為這場所謂的“革命”只是托派等捏造出來的終極神話。事實上它只是一場自發性的運動，造成了社會秩序的癱瘓，但并不想要也沒有能力去奪取政權。對另一種自由的集體生活的渴望具有潛在的革命性，但它缺乏革命的條件。此外，把路障越升越高，喚醒法國的革命往事，人們這樣做最主要的效果是把革命、把暴力戲劇化。

事實上，雙方都避免了使用火藥武器的極端暴力，只停留在口頭沖突層面，比如“鎮暴警察等于納粹”這類愚蠢的口號。沒有任何學生做出過可能引發與警方血腥沖突的行為。在路障另一邊，當權者也并不愿意采取過激的暴力手段去鎮壓這些未來的國家精英——學生中有不少領導階層的孩子。我們應該記住，而且這一點至關重要，五月風暴中罕見的遇難者都死在了工廠附近的沖突中。

整個事件結束之后，右派和極左派兩方面都開始鼓吹“五月風暴是場失敗的起義”這種觀念，前者是為了吹噓自己成功鎮壓暴亂的功績，后者則是為了在其中看到未來前赴后繼的革命希望。可是，如果只是把五月風暴當作經典革命長卷的一個篇章，就會錯過它的真相。

事件發生幾周后，我和我的朋友科內利烏斯·卡斯托里亞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克勞德·勒弗特（Claude Lefort）發表了一本書《五月風暴的裂縫》，我們在其中提出了一個相反的觀點：五月風暴是社會秩序水位線之下的一條裂縫，新的價值、新的追求、新的觀念從縫隙中涌出來，呼喚我們的文明發生深刻的改變。5月之后，什么也沒有改變，可一切都不一樣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在6月就迅速恢復了，而轉變的過程已經開始，并終將顛覆時代精神和人們的感知。

是什么樣的轉變呢？

埃德加·莫蘭：五月風暴的第一個后續影響是極左派的興起，1975年以前它在知識青年中占據了重要位置。托派和毛派斗士們跟在一部分以讓-保羅·薩特和莫里斯·克拉維爾為首的知識分子身后，時而激進時而溫和。

法國不像當時的德國和意大利，并沒有出現投身恐怖主義的未成年人，反而有一些毛派青年去工廠了解民情搞思想宣傳。盡管如此，到了1977年，一些原因促使馬列主義在法國驟然衰落。

從那之后，我們才能去衡量五月風暴作為更深刻、更持久的社會發展動力的重要性：女性解放，差異文化——包括同性戀文化和另一個社會層面上的新區域主義文化的出現，兼顧個人或集體經驗的興趣，環保意識的出現，對科學進步的反思。

所有這些變化都是“五月的女兒”，都傾向于從擁抱“幸福文明”轉為質疑它存在的問題。曾經販賣幸福的女性報刊開始探討老齡化和遺棄問題。電影也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大團圓結局。時代精神發生了變化：欲望和焦慮一起激增，大多數人對1950-1960年代技術和社會進步從篤信轉變為批判懷疑，與日俱增的不滿情緒在反傳統精神病療法、瑜伽和禪宗里尋求緩釋的解藥……

社會心理的變化，加上1973年石油危機的影響，最終導致官員們在思想和政治上所保證過的穩定被打破，他們曾宣稱我們身在1945年以后最好的社會，而且一切還將越來越好。

那么您自己作為一位思想家也是一個普通人，是否也被五月風暴改變了？

埃德加·莫蘭：不可否認，這些事件對我的觸動很大。當時，通過觀察示威活動，我見證了一個歷史時刻。突然之間，街上彼此素不相識的人們開始互相交談。這是一種歷史性的狂喜，我在過去也曾有過另外兩次類似的經歷，一次是在1936年6月的大罷工，然后就是巴黎解放的那一天。

盡管它們持續的時間很短，而且并沒有走向人們期望的結果，那些時刻仍然存在過，對狂喜和共融的記憶也都留在我身上。此外我在美國加州有幸再次領略了同樣的氣氛，當時我應邀去圣地亞哥索爾克生物研究所工作幾個月。之后的幾個月加州迎來了一次華美的盛放，一場從1967年到1970年持續了四年的“五月風暴”。無休無止的集會慶典，生命與思想交織在一起。我在那兒結識了很多知識分子，學到了很多東西，和他們一起在晚會上跳舞、吸食大麻。

我在后來寫道：“48歲，我學著生活”，這句話惹來了不少嘲諷。但事實上，正是從那時起，我開始在作品中發表自己的言論，表達個人觀點和提出問題——我終于敢于發表好幾年前寫的反思長篇《問題的關鍵》，還有匯集了許多類似想法和個人經歷的《加州日記》。這種不斷交流的氛圍也深深地影響了我的思想：我在加州時終于決定要打破學科間的壁壘，把各領域的知識聯系起來進行復雜性的思考。

五十年后，意識形態在消亡，社交也轉向了虛擬領域。五月風暴在我們文明腹側剖開的這條裂縫已經愈合了嗎？

埃德加·莫蘭：它反而是越開越大了。五月風暴所指出的文明弊端越來越惡化和強硬：拋棄了以給人帶來幸福為己任的文明，卻沒能滿足人們深層的渴望，這是我們當代所有社會和個人問題的核心。共產主義和全球化體系的相繼衰落做出了犧牲，使得1970年代出現的新自由主義教條看上去仿佛成了無法回避、唯一正確的現實，其實它只不過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算法掩蓋了真正的人性現實，把精確的經濟和時間約束加諸在我們的生命之上。

我們需要的是別的東西。每個人都有自己抵抗的方式：從我們的友誼、愛情（雖然有些不可告人）、游戲、美食、舞蹈中，我們試著抽離出一點點詩意的碎片，這些詩曾寫在1968年5月街頭的墻壁上。別忘了那些涂鴉的含義：鋪路石下就是海灘；要快樂不要束縛。它們表達了人們對詩意生活的追求，這種詩意意味著激情、熱烈、共融，遠離成人世界越來越平淡的社會生活。

您說“每個人都有自己抵抗的方式”，但是缺乏像1968年那樣的集體行動，這種抵抗不會注定失敗嗎？

埃德加·莫蘭：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個人主義在征服世界的同時的確損害了我們社會的團結。隨著人們自主權力的增加，個人被越來越隔離孤立。這是我們的文明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在保障個人自主的同時，必須找到激發集體意識重生的辦法。它不會是通過一場馬列主義意義上的革命，當然也不可能是通過又一次五月風暴的廣泛爆發來實現。但是這種對革命性的需求必然會伴隨著其它模式而重生。近年來，我似乎看到一些能部分滿足這種需求的現象：倡導新形式凝聚力的社團運動興起，是重現五月風暴愿景的一種方式。

我所想到的包括“延期開發區”（ZAD）、“不眠之夜” 運動（Nuit debout）和一些反腐協會，以及那些呼吁向金融交易征稅的人，還有生態社區、生態農業、社會互助經濟制……成千上萬為改善生活而生的創意在法國和全世界涌現，這場被政府機構和黨派們無視的新“風暴”，是五月風暴在新形勢新條件下的復興。

（以上訪談編譯自法國《新觀察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