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修訂本）， (元) 脫脫 等撰 / 傅樂煥 、張政烺 點校 / 程妮娜 主持修訂 /，中華書局，2019年11月版，540.00元

《〈金史〉叢考》，陳曉偉著，中華書局，2022年11月版，658頁，88.00元

《金史》（共一百三十五卷，附《金國語解》一卷）是探索金朝史的重要史書。目前，關于該書最基礎的取材、版本流傳、整理校勘等關鍵性問題，尚有值得深刻反思與探討之處。

一、關于編纂與取材問題

《金史》始修于至正三年（1343）三月，次年十一月成書。《進金史表》回顧了元朝纂修《金史》的經過：“于時張柔歸金史于其先，王鶚輯金事于其后。是以纂修之命，見諸敷遺之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歷推行而弗竟。”就《金史》史料來源問題，學界多有關注。“王鶚輯金事”指的是，中統初，王氏倡議修史，撰擬《金史大略》，“如帝紀、列傳、志書，卷秩皆有定體”。趙翼提出今本《金史》與王鶚“金史”的關系：“舊底固已確覈，宜纂修諸人之易藉手也。”（《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七）經金毓黼等人發揮，后來學者認為元末修史主要改編王鶚《金史》舊稿而成，迄今似成定論。然而筆者一直對這種說法持審慎態度。細繹王鶚碑傳所載至元初年“附修遼、金二史”云云，實乃王鶚向元世祖上章奏言，是否付諸實踐，尚無證據。其實，王鶚等人創設國史館，首要目的是纂修本朝祖宗實錄，《金史》作為附帶事業大概終究未成。若從具體文本證據出發，我們倒認為至正纂修《金史》同樣也是直接采據“金實錄”。經過加工整合，分門別類，只消將編年體改成紀傳體，似無中間環節。

對《金史》全面探源，結果是：太祖、太宗、熙宗、海陵、世宗、章宗、宣宗本紀改編自諸帝實錄；篇首《世紀》源自《祖宗實錄》；衛紹王、哀宗雖無實錄，但仍有官修《衛王事跡》及哀宗日歷等檔案可資采摭；而篇末《世紀補》的“顯宗紀”取材《顯宗實錄》，景宣皇帝、睿宗兩紀則分別抄取太宗、熙宗實錄所載宗峻、宗輔薨年條之附傳。志書部分，《天文志》《五行志》《河渠志》《兵志》《刑志》《食貨志》乃撮述實錄中的相關專題史文而成。其余《地理志》《禮志》《樂志》《儀衛志》《選舉志》《百官志》也大量摘編實錄內容。《交聘表》直接將實錄有關金與宋、西夏、高麗交往的記載改造成表文，未采他方文獻；《宗室表》并非根據所謂完顏氏譜牒，實以皇帝諸子傳序文為藍本再輔之列傳正文補充成篇。

《金史》列傳的編纂過程稍顯復雜，我們通過大量案例分析可以復原基本模式：史官通檢歷朝實錄，于諸臣薨年條下單獨摘錄出附傳，大致按時間編排；與此同時，根據專題分門別類，部分作成正史類傳（如《世戚傳》《逆臣傳》《文藝傳》等）；此詳細爬梳實錄過程中，分條簽出見于書中擬設立本傳的人物諸條目，再與原有小傳糅合，最后編進傳文記載中。對于那些無附傳且事跡較多者，同樣也是諸條拼合史料，根據時間次序，最后整合出新的篇什。

通過諸多線索，我們清楚地看到元修《金史》應取資“實錄”；反之，若中間經歷一道王鶚《金史稿》二次輾轉改編，則頗為周折。很有說服力的證據是，當時纂修《天文志》《世宗紀》時留下的闕文記錄。第一，卷二十《天文志》大定二十一年（1181）“七月乙亥朔，熒惑順入斗魁中，五日”有小注作“以下史闕”（圖一第五行），下文則為二十二年五月甲申“太白晝見”。《世宗紀》（卷八）正與此相符：大定二十一年止于八月乙丑條，而直接跳到二十二年三月辛未條。第二，卷七《世宗紀》大定十五年正月條小注云“此下闕”（圖二第六行），共有六個月紀事失載，直至七月丙午條才有完備的史文。《天文志》同樣如此，大定十四年十月丙寅“歲星晝見，六日”，其下十五年十一月甲子“太白晝見，八十有六日伏”，中間剛好脫掉若干條天象記錄。根據《金史》“以下史闕”和“此下闕”兩條注文恰能看出，元人編纂《天文志》《世宗紀》理應本諸相同的文獻，故出現同步一致的史文闕失現象，此即《世宗實錄》無疑，而非王鶚書。

盡管《金史》史源這個問題還將爭論下去，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王鶚《金史稿》為元末修史的底本”并不是一個天然前提，而應視為有待驗證的假說，需要拿出過硬的證據驗證。

圖一：《天文志》（洪武覆刻本）

圖二：《世宗紀》（洪武覆刻本）

二、刊刻與版本流傳

《金史》于至正五年在杭州路鋟梓，洪武二十三年（1390）福建書坊曾仿刻過，后來遇有大量板片損壞，又重雕補版。嘉靖七年（1528），南京國子監重刊二十一史，《南雍志·經籍考·梓刻本末》談到：“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可見當時南監不存《金史》初刻板片，于是設法采購某種印本進行翻刻。那么，南雍刻書到底根據的是哪種本子呢？這個問題至關重要，是因為：南監本作為《金史》版本流傳脈絡中的關節，不僅是其后諸版本翻刻所據之底本，而且也是明清以來影響極大的通行本；此外，中華書局修訂本《金史》版本校多取其異文。事實上，嘉靖刻書時，除至正初刻本尚存外，還有洪武覆刻本。日本學者尾崎康根據《南雍志》等推測，南監從吳下（蘇州）購得的《金史》當為元刻本。傅樂煥先生則提出，“明南、北監本可視為元本的間接翻刻本”。“間接”指什么？可惜置而未論。任文彪系統梳理《金史》版本源流，結論是“南監本的底本應該是有若干補版頁的洪武覆刻本”。從而揭示，洪武覆刻本是從至正初刻本到南監本流傳過程中的關鍵一環。

中國國家圖書館現存四部洪武覆刻本，其中有兩部是后印本：甲本（索書號03391）原為鐵琴銅劍樓藏書，乙本（索書號02085）鉛印“碧云仙館”，它們中間夾雜大量補版葉，較之洪武覆刻本原版，新生不少訛誤。南監本翻刻時不僅把這些硬傷全部因襲下來，更為致命的是，凡遇文字不通者或不曉其義者大都要進行改動。筆者全面比對至正初刻本殘卷、洪武覆刻本，將南監本竄改洪武覆刻本的手法歸納如下：一、補苴空闕；二、因字形相近而擅改；三、肆意揣度史文。這樣一來，南監本便與至正初刻本原來面目漸行漸遠了。

第一，至正初刻本出現的文字空闕，單從文本內容看確實不知是什么字，洪武覆刻本追求高度仿真，大體維持祖本原貌，然而南監本卻在無任何證據的前提下，將這些闕文悉數補全。

卷二十四《地理志》中都路條敘述燕京宮闕制度說：“大安殿之東北為東宮，正北列三門，中曰□英，為壽康宮，母后所居也。”至正初刻本、洪武覆刻本“英”字上空作一字格，南監本則補“粹”字。我們證明，中都路條“應天門十一楹”至“應天門舊名通天門”二百九十余字抄自范成大《攬轡錄》。《攬轡錄》原文作“中曰集英門，云是故壽康殿母后所居”，樓鑰《北行日錄》記述乾道五年（1169）行程亦云：“敷德后為集英門，兩門左右各又有門，集英之右曰會通。”以上兩書系作者大定時期使金的親歷，均稱“集英門”，南監本的“粹”字純屬臆補。

卷六十二《交聘表下》泰和元年（1201）正月壬子：“宋□謨閣學士林桷、利州觀察使王康成賀正旦。”該卷至正初刻本已亡佚，洪武覆刻本此處闕一字，然南監本翻刻時竟然補作“寶”。須知，寶謨閣的始置年代為嘉泰二年（1202）八月，“以藏光宗御集”（《宋史》卷三十八《寧宗紀二》）。由此可見，南監本《金史》正月作“寶謨閣學士”無疑與史實相悖。

第二，洪武覆刻本后印本的這些補版葉質量欠佳，本來多有魯魚亥豕之訛，南監本未加辨析，遂根據字形便隨意改動，這種情況絕不在少數。

卷五《海陵紀》正隆五年（1160）十二月戊辰云：“禁朝官飲酒，犯者死，三國人使燕飲者非。”今核查最早的洪武覆刻本作“非”，南監本及衍生版本均作“罪”，雖一字之差，文義卻截然相反。我們從《逆臣傳·徒單貞》檢到有一條證據可以辨別版本異文是非，該傳載：“海陵將伐宋，詔朝官除三國人使宴飲，其余飲酒者死。”這條禁酒令正是指《海陵紀》正隆五年十二月戊辰條。由此可知，三國人使因涉外接伴交聘，所以不在禁酒官員名單之列，本紀故作“非”。南監本翻刻時，粗讀“非”字在句中語義頗為晦澀，認為可能闕損“罒”，改作“罪”字。

卷七十五《李三錫傳》載傳主天會三年（1125）十二月至五年四月間授官：“進官安州防御使。”“安州”此時乃沿襲遼代舊稱，直到皇統三年（1143）才廢州改縣。至正初刻本作“安州”，正確無疑，而洪武覆刻本該字已脫掉“宀”，刻作“女州”，殊不可解。南監本順勢改作“汝州”。卷六十五《斡者附孫璋傳》敘述大定初年金宋戰事云：“獲甲二萬余，器仗稱是。”至正初刻本如上文，然而洪武覆刻本訛刻作“獲甲午萬余”，由于“甲午”于上下文中費解，南監本便臆改“午”為“矢”，作“獲甲矢萬余”。由此引發的后果是，南監本疏通文義之后卻背離了祖本原義。

第三，南監本翻刻洪武覆刻本時，凡遇史文不順者，往往采用徑改的辦法加以處置。有很多內容都是看似高明，實則大謬不然。這種拙劣做法最坑害讀者。

通觀《金史》全書，南監本對《地理志》改動最為大膽，主要根據上下文內容增補或修改府、州、縣所轄鎮、堡數目，以致面目全非，乖離史實。例如，卷二十五《地理志中》河北東路條“鎮三十五”，冀州條“鎮三”。南監本分別改作“鎮三十八”“鎮六”。南監本改寫數字的理由其實非常簡單：冀州轄五縣，衡水無轄鎮；信都“鎮一，來遠，后廢”；南宮“鎮三，唐陽，后增寧化、七公二鎮”；武邑“鎮一觀津，后廢”；棗強“鎮一廣川，后廢”。這樣機械地算下來，冀州四縣條目下所記鎮數相加結果即“鎮六”，河北東路條總數則相應改作“鎮三十八”。請注意，信都、武邑、棗強條明確注明轄鎮“后廢”，此敘歷史沿革，其數目并不在當時地志統計范圍之內。所謂冀州“鎮三”指的是，南宮縣唐陽鎮，及新增的寧化鎮、七公鎮。

卷一百二十八《循吏傳》總述金后期選官任吏情況：“余如興平師夔、臨潼武天禎、氾水黨君玉、偃師王登庸、高陵宋九嘉、登封薛居中、長社李天翼、河津縣鼎臣……皆清慎才敏，極一時之選。”因“縣”姓向來罕見，南監本刊刻者不識，妄下雌黃遂改作“孫”。按，孔氏弟子“縣成子祺”，元末明初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圣門弟子》記此人，并引《史記正義》注釋云“‘縣’音‘玄’”。

南監本粗制濫造，歷來就遭人詬病，張元濟《校史隨筆》指摘《北齊書》“因刊誤而愈誤”云：“余聞人言，舊本諸史訛字較殿本為多。按殿本從監本出，明人刻書，每喜竄易，遇舊本不可解者，即臆改之，使其文從字順。”以上例證表明，南監刻所《金史》，對洪武覆刻本進行了一番改造，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金史》的版本流傳主線是：至正初刻本→洪武覆刻本→南監本→北監本→乾隆殿本，將南監本置于這個版本流傳脈絡中，該版本及以后諸版本的學術價值不言自明。

至正初刻本《金史》

三、晚清以來的校勘成績

系統校勘《金史》，始于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成于清末施國祁耗畢生之功著成的《金史詳校》（十卷），以至民國時期張元濟百衲本《金史校勘記》再度提升其品質。在此基礎上，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修訂本（2020年）遵循現代古籍整理規范，全面校史，最終形成了今天最便于利用的《金史》版本。

治《金史》成就最大者，首推施國祁。他的著作《金史詳校》《金源札記》《金源又札》等皆已刊行傳世，惟有《金源雜興詩》（八卷）未刊，下落不明。最能體現心血之處，是他對《金史》纂修體例和版刻問題提出總結性認識：（一）總裁失檢：紀載非體、顛倒年月、傳次先后、附傳非例、復漏世系、濫傳可削、一事數見；（二）纂修紕繆：文無限斷、年次脫誤、互傳不合、闌入他事、文筆稺累、本名迭見；（三）寫刊錯誤：脫載無考、倒脫重刊、小字誤大、大字誤小、脫朔、月訛日訛、字訛。這三大類二十個條目全部舉證具體事例詳加說明。從個人經歷看，施國祁家貧，藏書本就不那么豐富，不幸書齋又遭遇火災，之后校勘所需書籍基本靠向鄰近藏書家借閱解決問題，但他始終堅持窮盡文獻的自覺態度。謹以校補《交聘表》為例，施氏參閱宋金書目多達七十余種，卻還自謙“所恨書多借鈔，搜采不博”。當筆者看到他臚列的書單時，頓生敬畏。施國祁二十年讀一書，治一史，用力之勤，其治學之韌性絕非常人能比。

梁啟超給予施國祁很高的評價，稱“（清儒）治《金史》者莫勤于施北研（國祁）之《金史詳校》十卷”。張元濟也說：“竭廿余年之力，讀十余過，始觀厥成。宏博精審，洵為杰作。”這里特別指出，《金史詳校》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校勘學之作，施國祁對《金史》編纂及金代史重大問題多有觸及，寓真知灼見于洗練的考證文字之中。

晚清以降，為《金史》校勘做出過貢獻的人，施國祁之外，次數張元濟。商務印書館所輯百衲本《金史》以至正初刻本七十九卷（含目錄二卷），配補洪武覆刻本五十八卷，堪稱當今最善之本。自《衲史》正式發售預約后，善本時有發現，必須反覆校勘，1930年7月，張元濟成立校史處專門負責此事。1931年，《金史》印行，但校勘工作并非中輟，《金史校勘記》初稿形成于1936年，最后核定時間晚至1958年。張元濟意在重印《衲史》時根據這些校勘成果逐一厘正史文錯訛，然1958年商務印書館重印精裝縮印本時，他已病重，無力顧及。結合這一背景，我們應注意，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出版與其配套的“校勘記”最后形成并非同步一致。

盡管成績很大，但必須指出百衲本《金史》仍有兩個細節問題需要謹慎處理：第一，百衲本影印的洪武覆刻本，“以涵芬樓藏元初覆本及再覆本配補”。“再覆本”即后印本的補版葉。經查，整部書中這類補版共計八葉：卷十六第二葉，卷二十第十三葉、第十六葉、第十八葉，卷六十八第四葉，卷七十第六葉、第十葉，卷七十第十一葉，其中卷十六第二葉是因為涵芬樓所藏洪武覆刻本空白闕葉，不得不采用補版葉頂替，其余七葉原書版葉實際上尚好無損（見尾崎康著《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喬秀巖、王鏗編譯，中華書局，2018年，696頁）。筆者逐字核對過后印本這七葉內容，它們與洪武覆刻本間的史文差異很大，錯誤頗多。第二，張元濟為了解決底本漫漶不清的問題而采取描潤辦法，其撰《修潤古書程序》第一條曰“遇有斷筆、缺筆、花筆、欠周到之筆，均須朱筆描修”。據王紹曾先生回憶，張元濟對描潤這道工序頗為重視，以期解決底本漫漶不清的弊端，使版面整潔可觀。具體情況是：“元刊本《金史》，‘書法圓潤，為元代刻本’（初版有八十卷），無需要描潤，其中用覆元本配補的五十五卷，刻印模糊，就需要描潤。”這種做法其實存在著相當大隱患，我們若將百衲本《金史》與其所據底本覆核比勘，問題便隨之暴露出來了。

迄今對學界貢獻最大的，非中華書局點校本《金史》莫屬。該書點校工作最初由傅樂煥先生負責，可惜傅先生于1966年不幸罹難，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現藏百衲本《金史》就是他的工作本，手澤不多，乃一大憾事。設想一下，若無時代悲劇，傅氏以治遼史之深厚功底徹底點校完成《金史》，其質量如何呢？然而這一切，只能給后人留下了無窮的想象空間。《金史》大部分點校工作后來由張政烺、崔文印兩位先生協力完成。這個點校本的一大特點是，充分依賴施國祁《金史詳校》，大概有七成校勘記沿襲于此，有此良好基礎，此版《金史》收獲了很好的評價。2020年2月，中華書局推出程妮娜教授主持的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金史》，較之1975年版本，新出校勘記近九百條，糾正標點失誤兩百余處，頗受學界關注和重視。（見“澎湃新聞”2020.1.27-30《〈金史〉專題》系列）

大金得勝陀頌碑

四、校史的意義

“書不校勘，不如不讀”。在日常教學中，我總是向學生強調：于史文之外，還要多關注校勘記，細微之處亦能彰顯大義。那么，如何衡量一條校記的質量高低？眾所周知，陳垣提出過“校法四例”（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而這些校勘法則與古籍整理實踐怎樣做到有效結合，要因書而異。綜合以上對于《金史》編纂、史源及版本系統的討論，我認為應注意這兩個方面問題：

第一，版本選擇及其對校無疑是文獻整理之根基，亦為決定整部書學術質量高低之關津，首要前提，是熟知版本系統并厘清諸本源流關系。接下來的版本校大體可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版本存在多元系統而非同源祖本，在堅持底本原則的前提下，互校諸本異文后雖然要取文字最優者，但是它本訛字仍要重視，也具有參考價值，這能夠體現版本流傳線索和分化系統之軌跡；一種是祖本單一起源，初刻本與其后衍諸多版本并存，總體上是一種單向流程，那么，我們就要充分尊重初刻本以及最早期版本，而對后期諸本的利用務必謹慎，道理很簡單，版本流傳及翻刻過程多一道環節便會多出一些訛誤，決非一般性校勘所能解決。點校整理《金史》，既然把百衲本作為校勘底本，就要以張元濟《金史校勘記》為線索，花力氣將它們與至正初刻本殘卷、洪武覆刻本徹底認認真真地覆核，這樣才能夯實校勘工作基礎。至于“版本對校”的基本原則，1961年12月7日，中華書局《遼金元三史校點工作座談紀要》明確提出：“用殿本與百衲本通校，把殿本作為前人的考訂成果看待，只采取其長處，殿本的錯誤不出校記。監本，只查對有疑問的地方，不通校。”該做法較為穩妥，原因是：從南監本到乾隆殿本，實際上已屬版本系統中流傳脈絡之末端，隨之而來的問題自然越來越多。

第二，關于本校、他校原則，黃永年先生指出，“古籍不出一手不能本校”“史源不同不能本校”（氏著《古籍整理概論》，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29-133頁）。隨著中華書局二十四史修訂工作推進，諸家都在實踐中逐步總結經驗與教訓，校勘理念之日漸成熟與深化，其中“同源校勘”成為一種共識觀念。我們需要關注，各類文獻進入《金史》系統的條條路徑，特別是經過史官編纂之后文本信息的訛變，揭示問題之癥結，知其然且有能力解釋其所以然。做到這點，我們需要把握《金史》的整體文獻構架，最重要一項當數紀、傳、表、志的史源構成情況，及其諸者間的內在關系。因此，將探索史源和編纂思路作為基礎，才能夠拿捏好校勘的尺度和標準。反之，校勘《金史》時，將文獻系統、文本層次及形成時間擾亂雜糅，忽略制度變化的時代性，往往會導致“關公戰秦瓊”的尷尬。

我們習慣于將“遼金史”作為一個整體研究領域來看待，但實際上，“遼史”“金史”發展并不平衡，在文獻整理方面，學者相對偏重遼史，而金史積淀不足。陳述先生編撰《遼史補注》和《全遼文》總攬有遼一代文獻，可謂是窮盡史料的典范，這樣既有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互證，亦有豐富的契丹語文資料（如劉鳳翥編著《契丹文字研究類編》）作為輔助支撐。相比較之下，金代文獻整理進度和總體水平略顯尷尬，盡管清代張金吾《金文最》曾有所貢獻，但很遺憾始終沒有像陳述那樣做“摸清家底”的工作。坦率講，對于史料不算豐富的金史來說，若能把石刻材料和同時期傳世文獻充分運用到相關研究中去，并對占據統攝地位的《金史》花大力氣整理，金史研究水平勢必會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