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去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定宜莊主編的“口述歷史系列”第二輯（《八旗子弟的世界》《城墻之外》《府門兒·宅門兒》《胡同里的姑奶奶》《生在城南》）由北京出版集團出版發行。在總序中，定宜莊如此寫道，這套書“是我對曾給予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

定宜莊是國內口述歷史實踐的先行者，她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陸續從事北京口述歷史的相關工作，迄今已有20余年。2009年定宜莊出版了上、下兩冊的《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后來又主持北京出版集團的“北京口述歷史”項目。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經授權刊發“北京口述歷史系列”部分內容。今天選摘的是東城一個普通的旗人官僚后代張壽椿的口述。

時間：2003年2月13日

地點：北京市西外大街榆樹館東里某居民樓

訪談者：定宜莊

訪談者按：

張壽椿與張壽崇的曾祖父是兄弟，或者說那桐與張壽椿的祖父那盛是堂兄弟，雖然仍在五服之內，但在平常人家，關系應該是較為疏遠了，但那家畢竟不同。從張女士的講述可知，這個舊式大家族直至今日，即使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難之后，特有的交往方式也仍然在延續，包括互相拜年、互祝生日等活動，也包括這個家庭的子女與舊日豪門之間維持至今的婚姻，盡管這種婚姻中已不再含有政治利害的因素。張壽椿女士在我采訪之前做了認真的準備，所以她為我講述的各種婚姻關系，都比較詳細和準確。

張女士也有自己的經歷、自己的生活，有的與那桐家有關，也有的無關。可將其作為東城一個普通旗人官僚的家庭來看。

我們家境比他們差一大塊

張：我爺爺在故宮里御膳房，原來是九品官，后來給慈禧辦五十大壽有功，提升了七品還是多少品，我說不太清楚，這是聽我三哥說的，我父親沒跟我學這個，我也沒問。當時穿的衣服跟我大爺爺是一樣的，我們家原來那相片我看見過，我爺爺長的輪廓，都跟大爺爺特別像，圓乎乎的臉。

定：他們也沾您大爺爺（指那桐）的光吧？

張：那就說不上來了，也許吧，那親做親他能不沾光么？當然我祖父官小。我父親說的，我出生時候我們家有70多間大房子，后來是怎么一個情況下，我爺爺不行了眼睛瞎了，活到70多歲時，家里收入就少了，大房子不知怎么就賣了就。我們家住過好幾個地兒，我是在哪兒生的，跟我說過都給忘了，反正是東北城，那時候凡是家里稍微高點的，皇親國戚吧，都住東城。

我祖父娶了5位夫人，到第三位娘家姓曹，就是我親祖母，生的我父親，不久又沒了。第四位夫人姓王，干嘛的不知道，然后第四位又死了。第五位夫人我小時候朦朧有點印象，姓汪，到現在我跟她的娘家侄女還有來往。這祖母生了一個女兒，11歲死了。合著娶了5位夫人才留下我父親一個。我也沒叔叔也沒大爺。

然后我父親結婚，我這第一位母親娘家姓邵，邵家本身絕后了，娘家沒人，娶到我家不知道是肺癆還是肺病，我哥不到3歲，她死了。我母親是續弦，那時候二十一，我父親是二十七，他比她大6歲。

我父親在故宮當過筆帖式，他字寫得不錯。民國以后在北京市衛生局工作，做科員，日本時候他有事兒沒事兒我就忘了。我們家那會兒住騎河樓，有13間房吧，前面有個鋪面房，后邊是13間房。鋪面房子開個糧店，也不是我們家開的，好像是租，讓掌柜的給管，說我們算房東，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他不給什么錢，別的也不給什么東西，就是每月他給送糧食。反正那時候經濟來源不太多，家里有些東西就陸續賣。日本統治時候把我們家在騎河樓的房子占了，我們就自己在外邊租房住。

定：房子怎么就讓日本人給占了？

張：我也不知道怎么占的，反正占了，后來日本人還賠償了我們好多東西，有榻榻米什么的。我父親也沒多大能耐，滿族人他沒能耐，沒這種能力。后來搬到方家胡同公益巷，再后來搬到大經廠。差不多都是獨院，日本投降以后又搬回騎河樓來。

我父親是76歲去世的。

母親家是漢軍旗

張：我母親叫蔣坤圖，我舅舅叫蔣豐圖。聽我母親說，他們是漢軍旗人，姓蔣，原籍可能最早不是北京的，浙江諸暨還是哪兒。為什么是漢軍旗？就是本來不是旗人投降旗人了吧，給旗人當官了吧，等于就變成滿族了。不過我母親和我舅舅還有點像南方人，長乎臉兒，不太胖，我舅舅長得挺標致的。滿族人的特點是胳膊腿短，我和我表妹什么的，輪廓都有點像，就是腿短，胳膊短。

我母親的曾祖父好像是個中堂，（訪談者注：這里說的中堂，系指張壽椿之母蔣坤圖的祖上蔣攸铦，蔣攸铦是清嘉道時期的名臣，歷任兩廣、四川、兩江與直隸總督及刑部尚書、軍機大臣等職，故曰“中堂”。）我母親的祖父是在山東做道臺。我姥爺行三，他挺寵我母親這長孫女兒的，小時候教給她抽煙哪，玩呀。后來我母親會吸煙，不是大煙，是吸紙煙。我母親聰明，詩詞歌賦都行，什么小說都看過，《拍案驚奇》啊，還有什么……都是古書嘛，天天躺那兒看書。我舅舅他們都會作詩，我母親故去的時候我舅舅還寫一首詩：“屬同胞惟有一姐，”如何如何如何。這姐兒倆文學底子比較好，要不為什么主張我上學呢。

我姥爺很早就沒了，孤兒寡母跟著叔叔，跟著我四姥爺。我姥姥是葉赫顏札氏，旗人家的。我那四姥爺夫人的娘家也是顏家，這是姐兒倆嫁給哥兒倆。閻家（即顏札氏）現在還有我一個表舅，閻隆飛，農業大學的副校長，中科院院士，是五舅，我姥姥是他四姑。他們是哥兒五個，大舅跟我母親他們年齡差不多，他們常在一塊兒打麻將，來往最多，前兩年故去了。在我青少年時期，我們家老賓客滿堂，表舅表姨常常來往，我父親這邊的堂兄堂姐、表妹、侄男侄女也常來往。哪家有困難我母親都招待他們，來吃呀來住呀，我兩個叔伯姐姐都是我母親做的媒。他們家比我們家敗落得早得多。我們家到現在也不能說敗落，就是基本上維持原狀，不如原來70多間房子那時候了，可是到后來我上小學時還是兩個老媽子，搬到大經廠才沒有廚子。有個趙媽，是北京郊區的，等于是從小看我的，一輩子差不多就跟著我們。反正有時候是一個，有時候是兩個保姆，至少是一個。我從那家到這家，沒離開過保姆。

我舅舅的主要生活來源就靠工資，我們家比較有錢點兒的時候，他們家吃糧食就是我們家供給，就那糧店每月給送一袋糧食。

仨妹妹不到三天全死了

張：我的第一個母親留下我哥哥。我母親生了8個，我是老三，前面有兩個，一個哥哥一個姐姐，我沒看見就死了，我就躥成第一個了。下邊我有一個弟弟，屬龍的，要活著七十三四了吧，1942還是1943年死的，得了傷寒，沒救過來。

最慘的是我這仨妹妹。1937年鬧霍亂吧，那會兒家道已經中落了，經濟上差點，要不我哥哥怎么就上的北師，我哥哥上北師就帶來一個傳染病，水痘吧，之類的，就傳給我這仨妹妹，我這仨妹妹最小啊。那年的三月初一死了一個，初一還是初二晚上又死了一個，是二妞和四妞，二妞長得挺好玩的，都6歲了，那個也4歲了，不到3天全死了。那三妹得的叫大頭瘟，（訪談者注：大頭瘟即流行性腮腺炎，也稱痄腮。）三月初八死的。這一傳染病里我得的最重，昏迷不醒一個月，但我是最大的，已經是虛歲十三了，所以我抵抗力稍微強點，我都不知道她們死了，等我活過來的時候，頭發都脫了，真是不死脫層皮。

定：1937年是不是北京流行過一場霍亂？

張：可能是。沒有救，救不了，病來得快極了，找醫生都找不來，就是說家里錢緊點，也不會說就沒錢治病，還不夠那種程度，就是來不及治，也來不及找，突然就，不到十天嘛，就這么快。我病了一個月，醒了說二妞、三妞她們呢，怎么都沒了？沒了。

三個孩子一下沒了，我母親就在家待不住啦，就上我舅舅家了，在那兒住了一段。我父親一個老世交就在我們家跟我父親一塊兒維持家里的日子，家里就剩我，還有我弟弟，還有兩個老媽子，一個廚子吧，我母親在我舅舅家住多長時間回來的我就不記得了。然后我們就找房換房，找房就搬家了，搬到大經廠，我這弟弟就在大經廠死的，我弟弟身體弱，1943年得傷寒又死了。他還沒死的時候我母親又生了第八個，就是在中科院工作的那個最小的妹妹，1939年生的，到今年2月18日她就是64周歲，比我小多了，小十四五歲呢。

就在1942還是1943年，我哥哥上西安了么，他在北師大上生物系，上了兩年以后，沒事非得要抗日去，跟著一個同學，還加上另外一個同學的妹妹。他抗日去要是奔延安就對了，可他一下就奔西安了，就上了戰干團，（訪談者注：西安戰干團，全名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是抗戰初期國共合作的產物，由蔣介石任團長，副團長為胡宗南，教育長為葛武柒。按團中規定，凡從淪陷區來團青年，大學畢業者經考試合格可編入學員隊，中學畢業者編入學生隊，年幼兒童編入兒童隊。一說這是國民政府為阻截風起云涌奔向陜北的青年潮設立的收容機構，是國民黨為與共產黨爭奪青年而辦的，因此一度被定性為“反動組織”。）好在在戰干團就待了半年。1947年回到北京，就當了小學老師，在北池子小學，最后退休是在盔甲廠小學。他 1995年去世的。我嫂子還在，每年大年初二我還回娘家呢。

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學了

張：他們家（指那桐家）和我其他爺爺屋的孩子都不上學，我的堂姐妹沒有上學的，他們有錢，念私塾吧，有的學點英語可能，連慶王爺的重孫女兒什么的，也全不上學，就是我們這一支，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學了。我們第一因為單根單兄弟，我父親獨生子，下邊就我哥哥，人少，第二我母親受他們家（指母親的娘家）影響。我母親父親就培養我們上學。

我這檔案年齡和我實際年齡差兩歲，我是1926年出生的，可是檔案上是1928年出生的，為什么呢？因為我表姐，就是我舅舅的孩子比我才大兩個半月，可是她比我早上兩年學，也不知道是我家不想讓我去，還是不知為什么給我報晚了，她都上幾年級了，我這么大才上學不好看，就把生日改了。我的同學和同事都知道我是屬兔的，實際我是牛尾。

我上的是分司廳小學（訪談者注：分司廳小學位于東城區安定門內大街，始建于1914年，始稱為“京兆模范小學”，1929年改為河北省立第三模范小學。1935年后因校址位于分司廳胡同，定名為分司廳小學。），那時候是第三模范小學，特別好，我就得益于這個小學。后來到女二中，市立中學，上了6年，高中是保送的。女二中過去在東不壓橋，解放后就搬到東直門內了，現在不是叫東直門中學么，區重點。

我1940年小學畢業，高中畢業是1946年，正好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國民黨來接管吧。我上中學的6年里，每周是3節英語3節日語，結果兩個哪個都沒學好。國民黨來了以后全出的英語卷子，那哪兒成啊，答得不好，結果我們兩個班的畢業生只有一個考上北洋大學，（訪談者注：北洋大學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現代大學。北洋大學創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學學堂，北洋大學堂，北洋大學，國立北洋大學，國立北洋工學院，1951年北洋大學正式更名為天津大學。）其他都沒考上國立大學，全是上的私立，有上輔仁的，有上中國大學的，我上的是中國大學。

我們家還有一倒霉事兒呢，搬到騎河樓我們不是住得挺好的么，13間我們用不了啊，我哥哥住一間，我跟我父母住一個勾連搭的，勾連搭就是這房跟那房套著，套著有五六間，至少有相當于四間房吧。除去住房，我們還租點房。我1948年跟他（指丈夫）交朋友，1949年我結婚，結婚我就出來了。結果北京市蓋婦產醫院，在騎河樓啊，正好用我家那塊地兒，國家政府給征用了，你說倒霉不倒霉，自己的房子，給占了，本來把一溜兒北房出租了，我母親還能靠點房租。那會兒不像現在呀，一平米給幾千，六千還是七千，那會兒才給了多少錢？13間房子給了2600塊錢，你就說相當于現在的26萬也少啊，2600塊，怎么辦呢？得留點錢搭著過日子，還得買房啊。老想買房，不想租房。

這一買房就買得不好了。那時我當老師，教數學課，又是班主任，1954、1955年吧又搞運動這個那個的，也顧不過來管家里太多事，我哥哥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看房看房就看上府右街這房，當時為什么看中了呢，它是個小獨院，自己弄了個小廁所，四間里頭有三間正經房，洋灰頂花磚地，兩明一暗，暗與明之間是花玻璃隔斷，有點像小洋房樣兒，還算比較講究的。四間之外還有一個小廚房，可能看上這外形了。但是它是南房，南房不能直接沖著門兒啊，就擱著一個大影壁，不知道是迷信還是怎么回事兒，從搬那兒起這家慢慢兒慢慢兒就不順。我哥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也找不著對象，最后人家給介紹一個小學老師，就是現在我這嫂子，那時候他已經是39歲還是40歲，反正1961年才結婚的。結婚以后我母親就有病了，1962年我母親就故去了。我母親一直到死還有一個保姆，我哥哥主要負擔，我給三分之一吧。

我哥哥不太善于理家。你想過去我家70多間房，縮成3間房，搬到這兒，外屋那兩明一暗哪，兩明的一間全擺的硬木家具，硬木桌，硬木的寫字臺，還有一對硬木的太師椅，條案，條案上面有小案。這些東西都散架了，就擱床底下，后來他沒了，我幫著收拾去，我嫂子他們都不要，一堆棍兒要它干嗎，我拉回來又存了兩年，后來我說咱們得花錢把它們整起來，趁我活著不管怎樣把老家具擺一擺。我就拿來一個茶幾，這兩把太師椅，這是清朝的，一對。那屋還一對藤屜子的小椅子，一個茶幾，那是明朝的，都是我大爺爺做官，從南方弄來的。有一個花梨的畫案給我兒子拉走了。

我就一兒一女，1950年生一個，1952年生一個。我后來在中學當教導主任，是西城政協委員，西城政協委托我搞成人教育，搞了15年，我還辦過外語出國人員培訓班。1984年在我三哥壽崇支持下辦了個滿文班，我三哥代表民委參加我的開學典禮，給了一點補助。這個滿文班只有19人報名，后來人就越來越少。

兒子跟著我報滿族了，（按：張壽椿女士的丈夫是漢族。）孫子也報滿族了，這個孫子就等于是我們夫婦兩家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