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印度尼西亞國會通過刑法修正案，嚴禁婚外性行為與婚前同居、侮辱總統、批評國家意識形態，甚至放棄宗教信仰也將獲罪入刑。這一修正案將于三年后生效，屆時將同等適用于本國和外國居民甚至游客。

刑法修正案要通過的消息一出，在印尼國內和國際社會迅速引發爭議。印尼國內不同群體都對此次修改刑法有不同程度的反對，甚至出現了小規模的街頭抗議；國際社會和各界專家則擔憂印尼的未來發展將蒙上一層陰影。未來三年，一次刑法典修訂引發的不確定性，勢必將籠罩這個東盟第一大經濟體。

印尼政府修法的“執念”從何而來？

印尼政府想要修訂刑法典，雖然事后引發軒然大波，但并不出乎意料。事實上，早在三年前，印尼國會便已經提出了這一刑法修正草案，計劃于當年9月通過實施。除了禁止婚外性行為等“通奸”罪（更不用說同性婚姻），該草案還擬禁止非婚同居，對非法墮胎的女性處以四年徒刑，并擴大褻瀆罪的適用范圍（包括侮辱正副總統）。

諸多頗具爭議的內容，不僅意味著直接影響到廣大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更引發了民間對于國家“宗教保守”、“民主倒退”、“侵犯人權”等擔憂。由于當時一并討論的《肅貪委員會法》修正案，也被視為旨在削弱這一反腐機構的實權，這一系列的修法行為引發了數萬人參與（尤其以來自300多所高校的大學生為主體）、持續一個多月的全國抗議活動，被視為1998年民主化“改革運動”以來規模最大的抗議示威，造成5人死亡、300多人受傷。

面對洶涌的民意，印尼總統佐科當時以“仍需時間討論”為由，暫停了修法進程。但擱置不代表停止，時隔三年，刑法修正案幾乎原封不動地被印尼國會提上日程、迅速通過，可見印尼政府此次下定決心，不再顧慮民間和國際社會的反對聲音。

多年之后始終不放棄修法的努力，體現了印尼政府的執念，其背后更有多重原因的考量。“去殖民化”便是修法支持者（尤其是該國政治人物）最主要的正當性論述。

早在1945年8月，印尼便結束了荷蘭殖民統治、宣布獨立。但由于印尼現代法律很大程度上是由荷蘭人在超過三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中建構的，獨立后的印尼始終希望建立符合本國傳統與價值觀的現代本土法律系統。經過數十年的持續修訂，如今印尼的法律體系呈現出傳統習慣法、羅馬-荷蘭法系、現代印尼法律并存的特點。

而與日常國家治理最相關的民法典和刑法典，更是都源自100多年前荷蘭人創制的法律（先后于1848年和1918年生效），并在極大程度上沿襲至今，屬于“殖民時代”的產物。考慮到羅馬-荷蘭法律被視為不匹配印尼的文化和價值觀，獨立后的印尼政府一直都考慮在合適的時機修訂刑法典。2014年佐科上臺后，印尼政府第二年便將刑法修正案的審議提上了工作日程。

近年來，從司法部門高官到國會議員，支持修訂刑法典的人無一不談“去殖民化的歷史使命”，似乎這樣便可論證修正案具有壓到一切的正當性。不過這一說辭顯然沒有服眾，因為印尼政府并沒有將荷蘭人留下的刑法典徹底推倒重來，只有具體條文的細微差別，反而重新引入了殖民時期禁止侮辱政府和領導人的規定。事實上，這些規定是在印尼的民主化“改革運動”后，被憲法法院以損害言論自由權為由而廢止的。

無論現有的修正案是否真能做到“去殖民化”，但現實國情的確是印尼政府堅持推行的重要考量。印尼并非世俗國家，根據首任總統蘇加諾提出的建國五項原則（“潘查希拉”），印尼人必須具有宗教信仰（“信仰神道”），不能接受無神論。與此同時，這個世界人口第四大國約87%的民眾信仰伊斯蘭教，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

蘇加諾提出建國五項原則，旨在打消那些非穆斯林主體島嶼的分裂傾向。到了冷戰時期的蘇哈托“新秩序”時代，印尼政府一邊實施反左翼政策，一邊嚴厲鎮壓伊斯蘭政治組織。雙雙遭到壓制的自由主義和伊斯蘭宗教價值觀，在1998年蘇哈托辭職后同時爆發。自那以后，伊斯蘭保守主義的呼聲和動員愈演愈烈，尤其以超過全國半數人口的爪哇島為甚。

對此，部分印尼政黨也積極響應，要求依據伊斯蘭教義制定更加嚴厲的法律，以規范社會道德。此外，印尼部分地區更是率先地方立法，依據宗教教義對性行為和性關系進行了嚴厲的規約。例如，印尼西部的亞齊特區自1999年便開始在地方立法中摻雜了濃厚的伊斯蘭教法元素，將賭博、飲用酒精飲料、與異性會面等行為入罪，鞭刑便是這種教法懲戒爭議的典型代表。

面對世俗刑法與伊斯蘭教義、宗教保守與自由主義力量的緊張關系，在伊斯蘭教信仰上更加靈活溫和的佐科總統也“審時度勢”。2017年，雅加達第一位非穆斯林華裔市長鐘萬學就因為褻瀆《古蘭經》而入獄，被解讀為佐科向激進穆斯林群體釋放的信號。但另一方面，看似對激進穆斯林做出妥協的刑法修正案，又在某些條款上回歸蘇哈托時代，對言論加以限制，尤其是不能褻瀆總統和國家意識形態，事實上也在震懾更為極端的伊斯蘭教派組織。

無論如何，各方都有不滿、也沒有徹底“去殖民化”的刑法修正案，能否實現印尼政府的修法初衷，恐怕仍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印尼復蘇再添不確定性

修正后的新刑法典，在文化和意識形態多元的印尼社會引發了千奇百怪的反應：世俗主義者認為它把“鐘擺”向意識形態的右側傾斜；自由主義者和人權組織認為修正案寬泛、模糊的條文讓執法部門有更大的空間，壓制個人（尤其是女性）自由表達與隱私權；左翼支持者更是不滿其回歸蘇哈托時期的做法，重刑處罰傳播左翼思想、牽涉左翼組織的行為；激進穆斯林群體認為它依然不能滿足教法治國的預期；民族主義者哀嘆“去殖民化”依舊很難……

令人意外的是，部分性少數支持者反倒將刑法修正案的通過視為勝利，因為經過一番激烈討論，國會議員最終沒有采納伊斯蘭教派群體的意見，排除了將同性戀伴侶性行為入罪的條款。

顯然，刑法典的修訂已經不只是影響社會治安這么簡單。由印尼國內不同群體的反應可見，它甚至事關印尼國家定位、未來發展何去何從的根本問題。刑法修正案的爭議，再次放大了這一問題的不確定性。

正如前文所述，新刑法典嚴禁褻瀆的國家意識形態“潘查希拉”，是當年蘇加諾總統為了維護國家團結而提出、確立的。但“信仰神道、人道主義、民族團結、民主主義、社會公正”五項原則內容模糊寬泛，不同的領導人、不同政黨、不同意識形態支持群體甚至能給出截然不同的解讀。

今天的印尼看起來是一個價值多元的現代穆斯林民主國家，但事實上面對不同的意識形態群體，國家和社會始終圍繞著“潘查希拉”這一脆弱的“字面共識”博弈、搖擺，這也導致印尼國內和外界對于國家定位和發展道路缺乏清晰、一致的判斷。世俗還是宗教、自由還是保守、現代還是傳統、國際化還是民族性，目前“既非世俗也非宗教”的模糊說辭顯然不能解答。

這也就是為什么新刑法典的部分條款不僅沒有與殖民時期進一步切割，反而回到了舊時期更接近羅馬-荷蘭法的規定；看起來更加偏向宗教保守、迎合伊斯蘭教義，但有所保留的描述（如對同性戀性行為的留白，立案必須要當事人的子女、父母或配偶起訴）不僅達不到激進穆斯林群體的預期，支持“伊斯蘭國”的恐怖組織“神權游擊隊”甚至進一步策劃恐怖襲擊予以回應；褻瀆罪范圍擴大、但又含糊不清地表示保護“基于公共利益”的言論與抗議自由，自由主義和世俗化群體還是將此視為國家“整體倒退”的體現。

未來三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印尼社會各界都難以擺脫這一事關國家前途的不確定性陰影。作為東盟最大的經濟體和國際社會一份子，印尼在刑法修正案上的新進展已經令商界充滿擔憂。由于外界已出現將新刑法典視為“人權災難”的聲音，此舉極可能在客觀上阻礙印尼進一步參與全球政治與經濟活動。

目前印尼仍處于疫情沖擊后經濟亟待復蘇的關鍵時期，剛剛舉辦G20峰會、完成主場外交本來有望增加印尼未來發展的看好度。然而，修訂后的刑法典不僅無助于印尼的國際形象，更使該國經濟發展的前景平添負面因素，尤其以作為印尼經濟發展和外匯來源重要組成部分的旅游業為甚。

在疫情重創下，2021年全年巴厘島只接待了51名外國游客，而2019年光是去巴厘島旅游的澳大利亞游客便達到創紀錄的123萬人。隨著各國逐步放寬疫情管制尤其是旅行限制，今年7月印尼迎來了超過47萬國際旅客。但如今新刑法典對婚前和婚外同居、性行為的入罪規定，尤其是對外國人一視同仁的入罪懲罰，至少會導致相當一部分外國游客望而卻步。考慮到旅游業對提振地方經濟、創造就業崗位（原計劃至2024年創造440萬個就業崗位）的重要性，新刑法典的實施無疑令所有經濟活動參與者擔憂。

按照目前的計劃，新刑法典將于三年后正式付諸實施，屆時佐科總統也將到期卸任。如今印尼各界和國際媒體對于新刑法典的實施效果觀點不一，有人認為會任意、擴大實施，也有人認為該法難以在實際層面操作，例如外國伴侶很難會遇到配偶、父母或子女主動起訴的情況。不過無論刑法修正案會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實施，目前印尼民間與國際社會的反應，呈現出更多的是消極而非積極征兆。

修訂刑法典并非印尼政府無故自找麻煩，而是印尼社會必須要面對、處理長期存在的多元沖突矛盾，以及“我們是誰、我們要往何處去”的難題。如果僅憑原有的“潘查希拉”不足以解決這些問題，那么印尼政府必須要拿出新的辦法。佐科曾憑借經濟成就構建執政合法性，如今能否靠刑法修正案解決更加深遠的國家問題？對此，只有時間能給出答案。

（胡毓堃，中國翻譯協會會員、國際政治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