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理想的編輯部 理想國imaginist 收錄于合集 #理想國人文精選 48個

前段時間，綜藝節目《脫口秀大會》上，呼蘭講了下面這個段子，引發了熱議，有人說，這個段子歷史依據在哪里，劉備哪里來的20萬大軍呢？10萬百姓流離失所，有數據支撐嗎？

但其實更多的，是這個段子引發的共鳴。我們都發現，在歷史的洪流之中，大多數人的聲音被湮沒，他們甚至連姓名都沒留下，更多時候，歷史把筆墨留給了那些帝王將相、英雄傳奇，而歷史中，那些被概括為蕓蕓眾生的普通人，也應該被打撈被書寫。

羅新老師在《漫長的余生》中書寫了北魏歷史上一位普通的宮女——王鐘兒。三十歲那年，她因戰亂被擄入北魏皇宮成為奴婢，在深宮高墻內，又被卷入權力斗爭的漩渦，直到86高齡終老。幸運的是，她留下了短短幾百字的墓志，讓我們有機會跟著羅新老師的筆觸，一窺這位生活在1500年前的普通女性漫長的一生。

普通人，是羅新、王笛、李禮三位老師在這次沙龍中反復提及的字眼。某種程度上，創造歷史的就是你我這樣的普通人。

身為普通人，我們如何理解歷史？處在時代之中，我們又能做些什么？今天，我們再一次跟著三位老師，在歷史中看見“具體的人”。

精彩摘錄

羅新：我們怎么寫歷史，講什么樣的歷史故事，其實涉及我們怎么看現實、想要一個什么樣的未來。

作為歷史學家，我們能做的就是把過去的普通人當個事兒。就像大衛·格雷伯說的那樣，我們就是要改變歷史，從哪里開始改變？從過去開始。

王笛：歷史就是要重新認識到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價值，我覺得這就是寫微觀史最重要的意義。

我們走的每一步都要根據我們國家、民族本身的具體情況去做出抉擇，所以每一步抉擇都應該非常小心，而且要傾聽民眾的聲音，他們希望未來是什么樣子，這個就是我們應該走的道路。

李禮：雖然在我們主流的歷史敘述中，一直說，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但實際上，敘事并沒有真正落實到小人物身上。

每個人不要認為歷史寫作是知識分子的事情，其實每個人都在參與，包括我們現在看的朋友圈，有一些人在轉發一些認為對社會進步有用的東西，其實就是在不知不覺中推動著歷史前進。

《漫長的余生》| 羅新

01

我們要多少給他們找回一點公道

李禮：不夸張地說，《漫長的余生》應該是今年最受關注的原創歷史書之一。據我了解，羅新老師研究相關資料已經斷斷續續有小十年的時間了，直到今年終于把它寫出來。羅新老師，您為什么對這個宮女特別有興趣？您怎么看讀者讀過本書后的反饋？

羅新：這本書的寫作從2020年春天開始，那個時候大家都困在家里，我當時的想法是一口氣把它寫完。兩個月之后，4月底突然宣布可以去別的地方了，我和朋友就用一個禮拜，到陜西府谷縣境內徒步，去看長城，就在黃河大“幾”字形附近，結束后回到北京，工作節奏一下子中斷了，就“混”到了2021年的春天，正好我又給研究生上課，就把前一年寫的部分拿出來交給同學們，一邊討論一邊修改，同時一邊寫新的。寫了差不多兩三個月，又做別的事情去了，一直到今年春天再次被困著。

總之，我一共用了六個月時間，分了三年，才把這本書給“湊”出來。因為我的熱情確實不在這上面，我現在比較大的熱情是研究各種把人群分割開來的東西，具體地說就像長城那樣的building，這種building可以是物質上的，也可能是無形的、制度意義上的。我很想探討人造的把人分隔開來、把社會做各種切割的一些東西。如果不是因為新冠大流行，很可能這幾年我的熱情主要在這上面。

大概十多年以前，寫王鐘兒就已經列入我的工作計劃。一直沒有做的一個原因是覺得寫這么一個普通的人，放在歷史學的框架里它算什么呢？我當時蠻有學術抱負的，想在學科意義上做一點嶄新的工作。但是為什么還是要做呢？因為我以前給同行們、歷史學界的年輕朋友提過，說我們今后應該少關注帝王將相，多關注普通人，關注那些受迫害、得到極大不公正待遇的人。從歷史意義上來說，我們不應該在他們死后，繼續增加這種不平等，我們要多少給他們找回一點公道，把這些人敘述出來，而不是讓他們消失在歷史的虛空里。當然，絕大多數這樣的人都不可能被記得，他們沒有名字，他們只是一些數據。但是，對于好不容易留下名字的人，我們就應該講一講他們的故事，講一講他們和那個時代之間的關系。

《漫長的余生》出版也快四個月了，我也聽到了不同的反饋，最多的批評有兩種：王鐘兒不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她跟皇帝有關系；在書里面最多的筆墨還是給了那些帝王將相、后妃，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王鐘兒就那么一點點，好像在也好像不在。這些批評特別有道理，這也正是我自己最揪心的問題。因為沒有更多材料，能知道她的一些痕跡就不容易了，再要講更多的事情很難。但是既然選這個題，就只能做到這樣，或者說我的能力，只能做到這樣。

我的確寫了皇帝、后宮高等級的女性，寫了王鐘兒和他們之間的關系，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但我也希望自己改變一點點寫法。我不寫這些人光鮮的一面，我想寫他們拼命遮掩的那一面。他們的人生也有很多不幸、無法自主的地方，也有很多經過努力之后得到相反的、自己不想要的東西的地方。比如在歷史教科書里極為耀眼的北魏孝文帝，我在書里寫的是他有許多沉痛教訓的一面，好像在一盤棋里被別人下來下去的那一面。即使是寫這些帝王將相，我也想換一個寫法。

我希望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嘗試，想看到人真實的平等的一面。皇后和宮女當然不平等，可是在面對命運的時候，都會有一些共同的失望、期待、沉痛。多多少少是表達一種歷史觀，借助歷史也表達一種對現實的看法，對人、對社會的看法。

02

歷史研究需要想象力

李禮：王笛老師，我知道您讀書特別細，經常琢磨別人是怎么寫的，您讀完這本書后，是什么感受？

王笛：《漫長的余生》我幾乎是第一時間就收到了，收到后第一時間就讀了。這本書成功的地方，就是我過去在微觀史寫作做得不成功，或者說失敗的地方，所以我讀起來就覺得特別有感觸。

首先，羅老師和我一樣，我們都在發現被遺忘的歷史。羅老師力圖以一個墓志去寫她的一生、她和后面大歷史的關系，但要完成這個任務其實面臨著非常大的困難，特別是羅老師研究的那個時代和我研究的近代史有非常大的區別。以我的《袍哥》為例，沈寶媛的調查報告也有兩萬多字，但是王鐘兒的墓志只有幾百字，歷史的塵埃已經幾乎完全掩蓋了王鐘兒，只能通過一點蛛絲馬跡，把塵埃拂去，去看后面的東西。

其實我們歷史研究者，所做的事情就是在不斷地發掘或者重構被遺忘的歷史，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離歷史越遠，就越沒有辦法重構歷史。怎樣把埋沒在各種文獻、字里行間、斷垣殘壁斷的資料拼接在一起，就顯示了一個歷史研究者的非凡能力。雖然我不研究古代史，但是我知道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們對墓志銘是不重視的，墓志銘雖然有很多歌頌的詞語，但是它埋藏了非常有價值的東西。我覺得這本書做了一個非常好的范例。

另外一點我想說的是細節的處理。我喜歡揣摩羅老師提到的一些看起來不起眼的細節。比如說羅老師有一節寫到懸瓠守衛戰，提到《宋書》里面記載魏人在樓車上用大弩射箭，由于箭太密集了，城里的人到井邊打水，還得背著門板。再比如，書中提到《洛陽伽藍記》里面記載，四月時寺廟要把上千尊佛像抬出來巡游，送到景明寺，這種巡游就是文化、歷史和日常生活的一種展現。羅老師還引用了《水經注》里關于懸瓠土特產板栗的描寫。其實過去我們寫歷史，不做這些的，認為沒什么用，但是一旦進入到微觀歷史的寫作，就必須要提供生態的、歷史的、生活的一些細節，所以我認為羅老師這個真的是微觀歷史寫作。

還有，我覺得這本書文字特別優美。文字給人的感染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文字干巴巴的，再好的故事也看不下去。舉個簡單的例子，羅老師寫，“如果沒有常景這篇墓志，慈慶八十六年的人生早如輕煙一般散入虛空”，我覺得我就寫不出來。你再看每一章的標題都是四個字：家在懸瓠、淮北入魏、青齊女子......朗朗上口，非常有節奏感。據我觀察，在國內能把歷史書寫得像散文一樣的學者確實不多。

羅老師還有一個處理得非常好的地方，雖然做切入點的墓志信息非常少，但我能從字里行間感覺到羅老師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他想了各種辦法，讓王鐘兒始終在他所描述的歷史之中，她并沒有缺席。比如他引用劉禹錫寫懸瓠城的詩句——“汝南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音和平”，然后話鋒一轉，他說在劉禹錫寫下這首詩的350多年前，王鐘兒嫁到楊家。然后他就提到板栗，“（王鐘兒）肯定秋天吃到了本地特產的那種板栗”。這個連接非常好，而且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我們經常討論歷史研究需不需要有想象力，這就是想象力。書中還用到各種時間，不斷地提醒讀者，她在歷史中間處于什么位置。王鐘兒的個人命運背后有著宏大的歷史，北魏的政治、軍事，這些東西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最后一點我想講的是羅老師的歷史觀，就是對普通人的關懷。羅老師也說了，帝王將相享盡榮華富貴，死后仍然被人關注，被人稱頌，被人反復書寫，但是普通人呢？歷史、文化的發展背后是那些數以億萬計的普通人，但是我們的歷史研究者對他們是輕視的。羅老師俯瞰歷史的塵埃，從那些被埋沒的文獻中找回哪怕一丁點兒他們的故事、他們的聲音，如果仔細讀的話，能夠體會到羅老師想要闡述的歷史觀。

03

時代引導我們用同樣的眼光看過去

李禮: 羅新老師在北大轉學歷史之后，最早研究的是北朝的政治名號，王笛老師最早研究的是孫中山和辛亥革命，某種意義上，兩位的起點都是非常主流的。我想問一下羅老師，您為什么對這樣的歷史弱勢人物感興趣，這些年，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轉變？

羅新：我想說發生這樣轉變的不是個別人，也不只是歷史學科，可能也發生在許多別的學科、領域。發生這種轉變不是因為我個人素質里面潛藏著什么因素，這個時候爆發出來了，而這可能是一個時代的主題，時代的浪潮把我們卷到這個里面去，所以很多的人都在關注邊緣，關注底層，關注那些受迫害、受壓迫的人。時代引導我們這些研究過去的人，用同樣的眼光看過去，尋覓過去的材料。就我個人而言，我也說不清楚為什么，反正就是被時代推動了。

另一方面說得清楚是，博士畢業之后，我主要研究草原、阿爾泰人、游牧民族......這些在傳統史學里本來就是比較邊緣的，他們向來被當作外敵，總之在文化上是受歧視的，在道德上是被貶低的。我一進入到這個領域就意識到傳統史學的特點，它是如何對待邊緣、對待他人、對待權力之外的人，這種意識能幫助我反思傳統史學的種種特點或缺陷。

我的博士論文是關于十六國的，那個時候我也用“少數民族”這類詞來寫，我想我是接受了傳統史學的訓練的。但是因為博士論文寫得很糟糕，畢業后很長時間里我都在反省，我發現我沒能正確地處理那些傳統中文史料。這些史料應該用另一些眼光去閱讀，而不是用傳統眼光閱讀。于是我就開始去接觸西方的阿爾泰研究，學習阿爾泰語言，通過國際上已有的研究成果去認識阿爾泰人群。

我不再站在中原看長城以外，而是主動走到長城以外，看向中原，這是我個人學術上巨大的轉折。我開始理解已經被中文迷障過的文字史料背后的意義，這就是為什么我做那些名號，那些看起來音譯的詞匯，只有找到意義，我們才不會去把它當作一個莫名其妙的聲音來對待，而是把它當作實實在在的文化成果。

這一切改變了我對歷史的看法，我所說的批判、懷疑，主要是來自這些經驗，就是不再用簡單的方式來接受古代史料，而是把史料當作一種古人對現實的特殊描述，再去揣摩他為什么這樣描述？這種描述背后的價值觀是什么、文化傳統是什么？再回過頭來讀中原歷史的時候，就會看到傳統的歷史敘述中有哪些問題，有哪些是荒謬的，有哪些是讀書人天真地信以為真的。這讓我開始轉變，不再把眼光盯著皇帝，而是轉向去看那個社會，看那個時代真正的模樣。

04

怎么寫歷史，

涉及我們想要一個什么樣的未來

李禮：1902年，也就是120年前，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開始倡導“新史學”，他首先就是批判傳統史學，說中國過去的歷史，傳統的二十四史，只不過是“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像一個蠟像館里死板呆滯的偶像。從那時候開始，很多年過去了，我們對普通人、對小人物的關注，已經喊了這么多年，但其實邁出的步伐并不大。雖然在我們主流的歷史敘述中，一直說，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但實際上，敘事并沒有真正落實到小人物身上。

羅新老師，很多人認為盡管寫普羅大眾無疑增加了歷史的溫度，但歷史仍然是精英人物或擁有決策權的人去推動的。所以寫王鐘兒這樣的小人物，真正的意義是什么？

羅新：你說的這個意義已經不是我比較焦慮的那個意義，我指的是專業里面的意義。同樣研究南北朝史的學者，讀了這本書之后，對他有沒有啟發，有沒有幫助，這個焦慮才是我無法擺脫的。至于王鐘兒這樣的小人物對歷史有什么意義，那是另外一種，就是你追求的是什么樣的歷史。

我們怎么寫歷史，講什么樣的歷史故事，其實涉及我們怎么看現實、想要一個什么樣的未來。我們希望現實當中的普通人也被人注意，我們不要只看那些達官貴人、首富領袖，作為一個普通人，一個教師，一個出租車司機，一個看門的，一個掃地的，我也有我的價值，我的故事說出來也是有意思的。

在現實當中，我們也希望未來更是這樣，更是希望人們能夠在價值觀意義上重視普通人，我們要消除這個社會的種種不平等，提倡社會公正、正義。作為歷史學家，我們能做的就是把過去的普通人當個事兒。就像大衛·格雷伯說的那樣，我們就是要改變歷史，從哪里開始改變？從過去開始。過去沒有普通人，但是從現在起，我們講的過去有了普通人，過去王鐘兒不是歷史中的一員，從今以后就是了。

李禮：我想起微觀史寫作的開創者卡洛·金茨堡，他曾經說過，微觀史就是要恢復那些被征服的、被侮辱的人的聲音，恢復他們的歷史。一定程度上，羅新老師的《漫長的余生》，王笛老師的《茶館》《袍哥》，都屬于微觀史寫作的范疇。王笛老師，您關注微觀史比較多，您可以簡單講一下它海內外的進展嗎？

王笛：微觀史的寫作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始于意大利，然后到法國，再到美國，這個發展其實很充分的。彼得·伯克寫了一本What is Cultural History（《什么是文化史》），他統計他寫這本書的時候，微觀史著作大概已經有200多本了。我們目前引進介紹的只是一些經典著作，比如剛才提到金茨堡的，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還有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還有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史學家史景遷寫的《王氏之死》，等等。

金茨堡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就是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現在能夠看到的資料都是通過精英的眼睛到我們面前的。我寫《歷史的微聲》，為什么叫微聲？因為民眾的聲音是非常微弱的，《碌碌有為》其實也是在闡述同樣的觀點，就是通過觀察下層的生活去尋找他們的價值。我在《歷史的微聲》中反復強調，過去的英雄史觀不僅僅影響到歷史的寫作，其實影響到了老百姓對自己的認知。在這種長期的歷史教育下，作為普通人，就認為自己是人微言輕的，這是非常錯誤的認知。我們每一個普通人都要認識到，歷史、文化、文明，就是我們大眾創造的，雖然我們沒有做大事業，但是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生產勞動，都做出了貢獻，中華文明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那些歷史上的所謂的英雄、帝王將相，實際上，在我看來，他們更多的是文化和文明的破壞者，而不是建設者。每一次開疆擴土后面都是無數老百姓的犧牲，大動亂之后，又是千千萬萬的老百姓重拾舊河山，比如明末清初的湖廣填四川。歷史就是要重新認識到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價值，我覺得這就是寫微觀史最重要的意義。

李禮：普通人如何參與到歷史當中去，我想起兩位老師都說過類似的話，就是說每個人不要認為歷史寫作是知識分子的事情，其實每個人都在參與，包括我們現在看的朋友圈，有一些人在轉發一些認為對社會進步有用的東西，其實就是在不知不覺中推動著歷史前進。雖然參與了不一定會有好的結果，但是如果你僅僅因為自己是一個普通人就不去參與，那事情很有可能就永遠解決不了。

05

歷史，能給人帶來希望嗎？

李禮：一個讀者朋友的提問，歷史，究竟能給我們帶來什么？它會帶來希望嗎？

羅新：讀歷史能不能讀出對現實和未來的希望，這個不取決于閱讀這種行為，而取決于你讀的是什么歷史。如果你讀的就是帝王將相的歷史，它不會給你帶來什么，因為你看到的就是歷史循環、強力取勝這些東西。換句話說，重要的是我們這些歷史工作者能給讀者提供什么樣的歷史。帝王將相的歷史并沒有真實地反映過去，真實的過去要豐富得多，復雜得多。

我們今天的研究者和寫作者，應該揭示出歷史豐富、復雜的一面，具體來說，就是要呈現歷史不必然是什么樣子。今天這個樣子不是必然的，而是種種選擇的結果，其中有些選擇是錯誤的，有些選擇是好的，我們過去的歷史也是前人選擇的結果。因此，如果我們知道了這一點，我們就知道，未來沒有被注定，我們想要什么樣的未來取決于我們今天做什么樣的選擇。如果說讀歷史有什么好處，我覺得能帶來希望、安慰與信心。

王笛：我同意羅老師剛才說的，歷史畢竟不是應用學科，你要問它具體有什么用，確實也可以說是沒有用，但是也可以說它用處非常之大。我認為最有用的地方就是讀了歷史以后，頭腦會清醒得多，可以讓我們去思考今天。但是我也要強調，當有人宣稱找到了歷史的規律，指明了方向，說這個就是我們的必然之路，這個我是不同意的。

我認為歷史是沒有規律的，不要盲從、相信某條道路會通向光明的未來。我們走的每一步都要根據我們國家、民族本身的具體情況去做出抉擇，所以每一步抉擇都應該非常小心，而且要傾聽民眾的聲音，他們希望未來是什么樣子，這個就是我們應該走的道路。這個道路是在不斷摸索、取舍和思考中走出來的，就像改革開放，都是在民眾的推動下走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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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近代中國社會史30講

06

當權力失去制約

李禮：每一個歷史學家，他的寫作和研究都逃不開對當下的關懷。我們研究中國的基層政府或地方士紳，會發現過去不是靠官而是靠吏來執行很多事情，就是那些不在所謂編制里頭的小官吏或者衙役，他們非常重要，手里的權力非常大，很多官司實際上是他們解決的，這幾年我也是通過疫情感受到了這一點。一些人突然被賦權，并且當這個權力有一個模糊地帶的時候，他手中的權力對普通人的制約和影響非常大。那兩位老師，有沒有這方面的一些感受？

王笛：我當然有，這三年來其實有很多思考，李禮剛才所說的總結起來就是，權力怎樣才能受到制約。如果權力不受到制約，它可能會造成更大的損害。我們都盼望回歸日常，打破日常意味著某種不確定性，我們一定要避免這種不確定性，日常才是長久、健康的社會。

羅新：我這幾年有好多觸動。比如過去讀書，很早就讀到一些教條的話說，人的痛苦不來自別的世界，就來自人，只有人能夠傷害人。看起來病毒、疾病好多是來自自然的，但如果我們考察人類社會，會看到，傷害人類的東西最終是通過人的手段來起作用的。過去對這些話不太理解的，現在我們理解了。

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基本權利？哪些基本權利在什么情況下可以讓渡？哪些是在任何情況下絕對不可讓渡的？這些是我這些年來體會最多，思考最多的。現在北京剛剛開始冷起來，我就只能說讓我們做好準備，迎接冬天，要有充分的信心走向春天。希望大家都保重，過好每一天。

配圖來源《小武》；編輯排版 熊Mur

原標題：《為了那些受辱的、失聲的、被遺忘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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