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欒成顯 等 中華讀書報

編者按 近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重點檔案保護與開發項目、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項目成果《蘭溪魚鱗圖冊合集》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世界上第一次系統出版的以縣為單位的基本完整的魚鱗圖冊。所謂“魚鱗圖冊”，就是官府為征收賦稅而編造的土地簿冊，在中國古代國家治理和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對于《合集》的出版，學界予以廣泛關注和高度評價。中華讀書報約請欒成顯、曹樹基兩位學者對《合集》的學術價值略作評述和闡發，并由《合集》主編之一張涌泉教授撰文介紹了《合集》編纂出版的經過和感悟。

《蘭溪魚鱗圖冊合集》，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

蘭溪魚鱗圖冊：一座待開掘的學術富礦

欒成顯（中國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浙江魚鱗圖冊的搜集、整理、研究與數據庫建設》的成果之一，由胡鐵球、李義敏、張涌泉主編的《蘭溪魚鱗圖冊合集》正式面世了。

《蘭溪魚鱗圖冊合集》的出版，很不容易。這種檔案文書的編輯出版，看上去只需要將原文書編輯一下，排版付印就可以了，但實際操作起來，絕非那么簡單。特別是像蘭溪魚鱗圖冊這樣大宗的特殊的檔案文書，特點十分突出。蘭溪魚鱗圖冊檔案主要是在清同治年間攢造的，但其后又經過光緒年間補編以及民國時期補造，同一冊籍之中卻有不同時期攢造的記錄，具有層累性之特點；蘭溪魚鱗圖冊在攢造之后一直在使用著，冊中多有印章、夾條、批注等，屬該檔案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這批檔案達746冊之多，總計20余萬頁，數量巨大，每一編輯小項都牽涉數萬以上條目內容。因此，該書在編排過程中，遇到了種種意想不到的問題，頗為棘手。《蘭溪魚鱗圖冊合集》編輯團隊克服種種困難，高標準，嚴要求，精益求精，通過全面普查、科學修復、高清掃描、系統編目、正確定名、分層斷代、撰寫敘錄、精準釋文、編纂索引、影印匯刊等諸多環節，歷經九載，才得以付梓。據我所知，該書編輯團隊為此投入大量人力、財力，花費巨大心血，大大超出了最初設想。今天，高質量的《蘭溪魚鱗圖冊合集》面世，達250冊之多，巨帙皇皇，碩果累累，這是文書檔案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是首次系統出版的以縣為單位的基本完整的魚鱗圖冊，實為我國地方檔案文獻整理的標志性成果，具有里程碑意義。

魚鱗圖冊是中國古代獨創的土地管理制度，從宋代一直延續至民國，其對田土的精細丈量，對業主產權的確認，對土地權屬轉移的記錄等等，形成了一整套十分完善的登記管理制度，從而成為中國古代極其重要的經濟制度之一。南宋紹興經界創制魚鱗圖冊制度，開創了“按圖核實”、從土地著手核實人戶占有田土的機制；明萬歷通過清丈攢造魚鱗冊籍，首次基本查清了全國耕地面積；清代大力推廣，對魚鱗圖冊實行動態管理，長時段地登載土地流轉與產權變動記錄，使之更加完善。它的許多成就都遠遠早于西方近代相關文明的形成，是中國古代創造的優秀文化遺產之一，對于今天我們繼承傳統文化、堅定制度自信無疑具有重要意義。所以，對魚鱗圖冊文書檔案的整理與研究是一個重大課題。

同治蘭溪八坊魚鱗圖冊

時至今日，社會科學研究必須走出以文獻證文獻的圈子，重視原始資料，重視第一手資料的發掘，重視文書檔案資料的運用。魚鱗圖冊是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對魚鱗圖冊的研究當然離不開文獻記載，但魚鱗圖冊本身就是一種冊籍。所以在魚鱗圖冊制度的研究中，絕不能忽視魚鱗圖冊文書檔案本身。傳統文獻有關魚鱗圖冊制度的記載十分有限，或含糊不清，或語焉不詳，多屬宏觀描述性的。若只根據文獻上的某些記載就斷言如何如何，就下結論，難免失之偏頗。這就必須依靠對魚鱗圖冊文書檔案進行發掘和利用。在魚鱗圖冊之上，可看到按字號順序登錄的各號田土內容，其中有字號、土名、田土類別等則、田形、四至、丈量弓步、坵段面積，等等，可以說，與田土形態相關的種種信息多登錄在冊，這對于了解魚鱗圖冊是如何攢造的，冊籍上登載了怎樣的內容，田土面積的計算方法等等，都是難得的原始資料。魚鱗圖冊的攢造是魚鱗圖冊制度實施的集中體現，是它的核心，是這一制度實施而產生的最后結果。魚鱗圖冊文書檔案是研究魚鱗圖冊制度的第一手資料，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研究價值。毫無疑問，《蘭溪魚鱗圖冊合集》的出版，對中國古代魚鱗圖冊制度的研究具有特別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在編輯過程中所實施的系統編目、正確定名、分層斷代、撰寫敘錄、精準釋文等這些環節，既是針對蘭溪魚鱗圖冊遺存特點而采取的整理措施，同時，它也構建了魚鱗圖冊修復、數字化、整理、影印的完整工作鏈條和嚴密學術規范，對今后其他魚鱗圖冊的整理刊行無疑具有示范和啟迪意義。還應指出，其中的定名、斷代、敘錄與釋文等項，既是對魚鱗圖冊文書檔案的一種整理，同時也是對魚鱗圖冊文書檔案的一種研究，如通過詳細的分層斷代，理清了各魚鱗字號的編造時間，并撰寫了有關敘錄，毫無疑問，這是實實在在的研究。如果對魚鱗圖冊攢造的時間和地點都沒有搞清楚，那是無法進行下一步研究的。所以，這是對魚鱗圖冊文書檔案的最基礎性的研究，為該魚鱗圖冊的進一步科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世紀80年代，我曾根據我們所里收藏的一本魚鱗冊文書寫了一篇文章（《龍鳳時期朱元璋經理魚鱗冊考析》，載《中國史研究》1988年第4期）。這本魚鱗冊屬于徽州府祁門縣，是朱元璋在元末龍鳳時期所攢造的。其所載為一個保的土地經理資料，保存相當完整。文章依據該冊所載資料，對該保所載各種田土資料作了統計分析，然最后不無遺憾地說：“只就一個都保的魚鱗冊資料而進行統計與分析，其資料并不十分完全，因而在某些方面不免帶有局限性，只是相對的。”南宋時，朱熹在漳州經界時曾言，當時業戶占有土地已是“散漫參錯，難以檢計”。宋代以后，這種情形有增無減。古代中國土地占有的實際情況表明，只有依據縣域范圍以上的魚鱗圖冊資料進行田土資料統計分析，才能比較接近歷史實際。迄今為止，在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中，特別是在土地占有與產權結構等方面，尚無依據縣域范圍的完整的地籍檔案，對相關土地資料進行的統計分析，這方面研究應該說還是空白。其主要原因，即是因為相關文書檔案資料的缺乏。今天，《蘭溪魚鱗圖冊合集》所刊布的資料即是屬于一個縣范圍的，這種達到整個縣域范圍的魚鱗圖冊資料，十分難得。目前這種遺存只有徽州休寧縣魚鱗圖冊和蘭溪縣魚鱗冊是這樣的，而蘭溪縣域魚鱗冊的遺存，更為系統，較為完整，極為珍貴。這可以說是其最具特色的獨有的研究價值。其為縣域范圍的土地資料統計分析，特別是在土地占有與產權結構等方面的統計分析，提供了可能，展現了廣闊的前景。這種研究，對完善中國古代土地制度的研究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本文作者欒成顯研究員

當然，蘭溪魚鱗冊的研究價值絕不止于此，其所涉及的重大研究課題是多方面的。魚鱗圖冊之上既登錄了每塊耕地的諸多自然屬性，也記載了人地關系的種種信息；既有當時官府土地管理的原始記錄，也留下了土地流轉、桑田變遷的歷史印記，蘊含著豐富的社會經濟信息。通過魚鱗總圖和魚鱗清冊各號田土類別、等則、四至的記載，可在一定程度上復原耕地的田土自然形態；通過魚鱗圖冊上業主與佃戶的相關記載，可反映農村的租佃關系；通過魚鱗圖冊“鄉→都→圖→莊→戶”的編制序列，可反映農村基層組織單位的大小及其演變過程；通過魚鱗冊詳細登記的業主姓氏及其住址情況，結合族譜等其他資料，可了解較大區域范圍的宗族分布狀況；通過魚鱗圖冊詳細登錄的業主與分莊資料，可明了宗族之下的各人戶的構成形態；通過魚鱗冊上登載的多種多樣的會社組織，可開展會社類型、組織規模及其分布特點的研究。而魚鱗冊上登錄的長時段的土地流轉與產權變動記錄，更可為考察相關經濟史的動態演變趨勢做出有力的論證，等等。總之，魚鱗圖冊可為土地流轉、地權分配、社會結構、基層組織、賦役制度、民間會社、宗族社會、環境變遷等諸多問題，提供獨特的研究素材，為社會經濟史的深度研究展現了廣闊的前景。在《蘭溪魚鱗圖冊合集》出版之后，中外學者會利用魚鱗圖冊所載珍貴資料，開展進一步的研究，結出豐碩的成果。這是值得期待的。

清代田賦制度研究的新進展——《蘭溪魚鱗圖冊合集》“憑條”讀后

曹樹基（三江學院、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浙江師范大學胡鐵球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浙江魚鱗冊的搜集、整理、研究與數據庫建設”順利完成，胡鐵球、李義敏、張涌泉主編《蘭溪魚鱗圖冊合集》（全250冊）正式出版。幾年來，我一直關注這一項目的進展，我為這一成果的取得感到由衷高興。

本項目開題之初，胡鐵球就一再說，746冊“同治蘭溪魚鱗圖冊”中夾雜了一批“憑條”，或許就是突破之點。那時，他的研究尚未展開，討論無法深入。四年過去了，回頭再看，突破點之一，果然就在這批“憑條”以及后來發現的8萬條“批注”上。關于“批注”的價值，我在另一篇評論中有專門論述。本文僅討論“憑條”。

同治蘭溪縣一坊魚鱗圖冊金字弍百七拾一號至二百七拾六號

胡鐵球認為，同治年間，蘭溪縣在魚鱗圖冊的攢造過程中，頒發了一種“憑條”。憑條上寫明業戶姓名、住址、土地類別、面積、坐落字號、四至、土名等信息，有佃戶的寫明佃戶。這些信息與魚鱗圖冊的內容完全一致，故可將此類憑條視作魚鱗圖冊的簡本。實際上，將若干份憑條合在一起，便成為省略了土地簡圖的地籍冊。

胡鐵球等人在《同治蘭溪魚鱗圖冊》及民間搜尋到42張憑條，其中40張注明同治五年至六年由蘭溪縣清賦局發放。依原設計，魚鱗圖冊繪制完成后，清賦局通知業主一個月內前來清賦總局核對地權信息，并將憑條換取“印單執照”，即正式的地權憑據。

胡鐵球等人認為，絕大部分憑條并未按照這一設計繳回清賦總局。這是因為，蘭溪一縣有十幾萬號地塊，用憑條換取印單執照，意味著十幾萬鄉民需親自赴縣清賦總局辦理核對地籍信息，等待有司填寫并頒發印單諸事宜。如此多的鄉民進城，是不可能的。因此，核對地籍的工作無法進行。

在我看來，這一算法可以再精確一些。據光緒《蘭溪縣志》卷二“丁口”記載，光緒元年（1875）蘭溪進行保甲登記，當時本地城鄉男丁共41557口，外來男丁4110口。保甲登記的可靠性高，可以據此作進一步分析。

假設是時蘭溪本地人口性別比為105，則本地成年女性人口為39578（41557/1.05），本地成年總人口為81135（41557+39578）；設16歲以下兒童占總人口的40%（《浙江人口志》，中華書局，2007年，第520-521頁），本地總人口為135225[1+（0.4/0.6）]。假定外來人口多為男性青壯年，只有半數攜帶家眷，共有人口0.6萬，那么，光緒元年蘭溪縣人口合計約為14.1萬（13.5+0.6）。

洪武二十四年（1391）蘭溪全縣人口23.3萬，在從1391-1851年的460年間，即便以1.5‰的低速增長，人口也翻了一倍，戰前蘭溪人口至少達到45萬，戰后本地人口只占戰前人口的30%（13.5/45），70%的人口死于戰爭。1949年蘭溪縣人口35.9萬（《蘭溪縣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48頁），從1875至1949年，蘭溪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約為12.7‰。這是一個很高的增長速度，既說明戰后蘭溪人口的補償性增長，也說明光緒元年的蘭溪戶口不會高估。

以平均每戶5口計，合計有戶2.7萬（13.5/5），即大約有2.7萬個糧戶，無論一個糧戶有多少個地塊的田地，辦理登記，每戶只需要1人。這樣，一個月內每日赴縣鄉民多達900人（27000/30）；假使放寬至兩個月，每日赴縣鄉民仍然多達450人。況且，這里的“每日人數”指的是經過合理安排才能達到均勻水平。也就是說，即便將每日赴縣辦理憑條核對的人口降低到這樣的水平，也仍然是一件不可能完成之工作。

這一與“憑條”看似無關的數據分析，其實有關。它啟發我們從縣域的視野來考察蘭溪的田賦征收。已知光緒元年蘭溪縣有大約2.7萬個糧戶，于是，有司必須每年印制2.7萬件“上忙下忙執照”，發給已經交納田賦的糧戶。這是每年蘭溪有司的日常工作，沒有執行上的困難。

需要討論的是圍繞發放“上忙下忙執照”展開的程序。由于“上忙下忙執照”是印刷的，且都名是留給辦事人員填寫的空格，就說明“上忙下忙執照”一定是從縣有司領取的。縣戶房依田賦征收冊將“上忙下忙執照”發放到下轄各都，各都董依各都之田賦征收冊進行核實后，將“上忙下忙執照”發放到下轄各圖，各圖正與冊書依各圖田賦征收冊進行核實后，在收取各糧戶當年田賦銀兩的同時，將填寫好的“上忙下忙執照”發放到糧戶手中。各級辦事部門依以上程序辦理后，再反方向，由圖至都，由都至縣，分別記錄于各圖田賦征收冊、各都田賦征收冊與縣田賦征收冊，核對無誤后，是年田賦繳清，銀兩上繳縣庫。

既然存在這樣一套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完備的田賦征收會計體系，縣清賦總局就不可能設計一套繞過都、圖，且直接與糧戶打交道的機制。同治五年八月五莊的一件憑條如下：

今據業戶蘇應柳民地六斗，結實壹畝伍分正，坐落下推字叁百叁拾伍號，十一都三圖午塘五塘莊，土名蓑衣頭。先給憑條，隨赴城局，有契據者蓋用戳記，無契據者換給印單管業，限一個月為期。業戶住十一都三圖屯墳莊，佃戶方。

東至三百三十六七八九號，南至三百四十七號，西至三百三十一二三四號，北至三百二十五號。

同治五年八月日清賦局經查

憑條上的“五塘莊”三字是印章，應當是五塘莊的圖董或冊書蓋上去的。至于業主所居住的屯墳莊，則是村莊之莊，而非圖、莊之莊。本憑條的原意是說，如果還保留有土地買賣的契約，依憑條就可以在原契據上蓋章。如果契據遺失，政府將憑條與魚鱗圖冊校對過之后，就換給糧戶印單。

胡鐵球等認為：“圖董（冊書）會依據魚鱗圖冊的信息填寫憑條，發給業戶，并蓋用印章，以作憑據。憑條是按土地字號發放的，若某一土地字號為多個業戶共同擁有，則按照各業戶擁有的土地情況分別發給，也就是說一個土地字號可以發數張，甚至數十張憑條。”由此看來，憑條發放的量遠遠超過“上忙下忙執照”發放的量。不僅如此，從這一分析可知，所謂土地確權工作的憑證頒發，主要是在圖即村莊一級進行的。

不過，由于涉及在舊契上蓋上縣印以確權，這事兒就不能讓圖正、冊書替代，也不能讓各都的清賦分局辦理，而必須由糧戶親赴縣局辦理。需要追問的是，如果是在斷賣契的白契上蓋章，政府還要收取地價3%的契稅嗎？如果政府必須收取契稅，戰前農民不赴縣辦理契稅手續，不領取契尾，為什么戰后農民要多此一舉呢？如果說不頒契尾，只是在白契上蓋章，有誰見過這樣的契約呢？至此，我們明白，所謂“有契據者蓋用戳記”一句是制度層面的必要交待，因其數量有限，并不會造成行政資源的擠兌。對于大多數糧戶而言，只要不辦理產權的全部轉讓，就不需要有司頒發契尾，他們在村莊上就能完成土地的確權。這一確權過程的終端，就是《同治蘭溪魚鱗圖冊》上的批注。詳見另文。

本文作者曹樹基教授

現在討論“無契據者換給印單管業”一句。印單執照的模樣是這樣的：

執照

蘭溪縣正堂陶為給與印單事。今據糧戶王瑞祀，拍民中地畝陸分正 厘，坐落一坊 都 圖 莊金字叁百貳拾貳號，土名大堂山下塢口殿邊。報明契據遺失，合給與印單管業，須至印單者。

東至貳百玖拾玖號，南至叁百貳拾壹號，西至叁百貳拾壹號，北至叁百貳拾三四號。

同治六年二月日給

光緒元年正月過入魯班師廟戶

金字叁百貳拾貳號附件

由于田賦收據也稱為“執照”，所以，研究者將其命名為“印單執照”是妥當的。這份印單執照鈐有騎縫官印，表明不僅是有司印制的，而且有司鈐印后發放的，即有司將鄉民土地確權之權力下放到了圖董冊書手中。由于頒發印單執照并不需要收取契稅，故有司也就不必將此權緊緊握在自己手中。

胡鐵球等人正確地指出，與憑條相比，印單執照無業戶住址，無佃戶信息；與魚鱗圖冊相比，無業戶住址信息。暫且不論這些信息的缺失是不是會對以后的土地交易產生影響，我們只知這種印制的“執照”也是按土地字號發放的，其數量應當與憑條一致。既然憑單與印單執照的填寫與發放都是圖正、冊書操作的，且數量巨大，那么，在發放了憑條之后，再發放印單執照就顯得毫無道理。據研究者統計，全縣共發放印單執照4000余件。這一數據相對于全縣數十萬件憑條可謂微不足道。以今天的眼光看，這些印單執照大概就是制度設計不周密的代價。

可以計算一下這些代價的絕對價值與相對價值。民國《湯溪縣志》卷十五記載，依同治五年蘭溪清賦章程，“按畝捐錢十余文”，以當時全縣20萬畝土地計，以“十余文”為15文計，可得錢300萬文。假定發放的4000余件暨4500件印單執照屬于浪費，又假設每人日填45件，4500件印單執照的填寫浪費了100個勞動日（4500/100），每人每日工資以120文計，則浪費1.2萬文（100×120），占全部“捐錢”的0.4%（1.2/300）。從總體上看，蘭溪縣的土地確權工作流程的設計還是合理的，雖有浪費，但微乎其微。

總之，胡鐵球等對于“憑條”的研究相當扎實，體現了他與他的研究團隊考據史料的強大能力。本文在其研究基礎上添足，其實是想告訴大家，《同治蘭溪魚鱗圖冊》的出版，為我們打開了從縣域角度研究清代田賦制度的新通道。以前鄉村中留存于各家各戶的契約文書，可以在縣域的范圍內得到整合，并賦予新的解釋。

探索地方檔案文書整理出版的新范式

張涌泉（浙江大學文學院教授，《蘭溪魚鱗圖冊合集》主編之一）

20世紀后期以來，隨著學術研究視角的下移，檔案和民間文書的整理研究成為熱點，各類成果呈現井噴式增長。但由于檔案和民間文書的整理出版是個“新鮮事”，缺少成熟的經驗，加上整理者多非古籍整理行家，新手上路，率爾操觚，存在的問題不少，如規范缺失、觀照不夠、沒有敘錄、缺少索引、印刷不精，等等，導致整理質量良莠不齊，甚至亂象橫生，已然引起學術界的關注。

2014年，受蘭溪方面委托，我們開始了《蘭溪魚鱗圖冊合集》的編纂工作。所謂“魚鱗圖冊”，就是官府為征收賦稅而編造的土地簿冊。宋代以后，賦稅征收逐漸轉向以土地為主，所以給每塊土地建立檔案就變得特別重要。浙江婺州（金華）是魚鱗圖冊的創始地、樣板地，據史書記載，自南宋嘉定八年（1215）開始，婺州曾經有過十多次魚鱗圖冊編制的記錄。而蘭溪又是樣板中的樣板。然而世事滄桑，各地的魚鱗圖冊大多已經失傳了。幸運的是，蘭溪市財政局（現存蘭溪市檔案館）保存了746冊主要為清同治年間編制的魚鱗圖冊，當地民間也有少量保存，這是迄今國內外發現的以縣為單位最完整、最系統的魚鱗圖冊檔案，是蘭溪人民獻給世界的一份珍貴文化遺產。如何不負蘭溪人民的重托，把《蘭溪魚鱗圖冊合集》編印好，編出質量，編出特色，這是項目組念茲在茲、須臾未忘的大事。為此，項目組精心謀劃，精心組織，在學術規范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努力打造地方檔案和民間文書整理新的范式。

本文作者張涌泉教授在《蘭溪魚鱗圖冊合集》發布會上介紹該書編纂情況

建章立制，創新范式

由于檔案和民間文書的整理出版缺少成熟的經驗，存在的問題不少。最嚴重的就是規范缺失。本書課題組在全面普查官方機構和民間散藏的蘭溪魚鱗圖冊的基礎上，吸收當今古籍整理先進的理念和方法，建立了嚴格的整理規范，包括全面普查、搶救性修復、高清彩色掃描、復原最初的編造系統、重新編目、分層斷代、撰寫敘錄、彩色影印、精準釋文、編制索引等10個環節，構建了魚鱗圖冊修復、數字化、整理、影印、研究的完整工作鏈條和嚴密學術規范，糾正以往同類文獻整理中存在的種種問題，為學界提供了可供復制的經驗，建立起明清地方檔案文獻整理的新范式。

搶救保護，科學修復

以往出版的地方檔案與民間文書，不少掃描出版前未經修復，難以展平，多有褶皺，致使有些關鍵性文字被遮擋，影印效果欠佳。蘭溪魚鱗圖冊歷經多次流轉，由于自然和人為的因素，也出現了蟲蛀、鼠嚙、霉變、酸化、脆化、撕裂、粘連等各種問題，流失在民間的散冊甚至已經結成“方磚”，若不及時修復保護，很可能隨時間而湮滅。官藏蘭溪魚鱗圖冊先前雖經修補，但由于方法不到位，修補又不徹底，也存在局部霉變、補紙過厚、修復時新加的封面紙張質量較差等種種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掃描和制版影印的效果也會受到影響。

為了追求最好的圖版效果，在有關方面的支持下，課題組在掃描前對全部魚鱗圖冊逐冊逐頁進行了認真的檢查和仔細的修復。在資深古籍修復專家的指導下，修復團隊吸收當今古籍修復先進的理念和方法，遵循“最小干預”“修舊如舊”“修復可逆”“最大限度保留歷史信息”等原則，對魚鱗圖冊的殘破現狀逐冊進行具體分析，對不同情況予以相應的處理，擯棄傳統的一律整卷、整頁托裱的方法，盡可能采用局部修復的方式，避免因過度修復而造成的保護性破壞。

殘破的魚鱗圖冊（左）得到修復（右）

正是秉持著對歷史負責、對蘭溪人民負責的精神，課題組一絲不茍，搶救性修復蘭溪魚鱗圖冊五萬余葉，掃描后毫發無損地交還給原收藏單位，使這些珍貴的文獻得到更妥善的保護，以一種更好的狀態保存與流傳下去。

高清掃描，全彩影印

在魚鱗圖冊修復完成后，課題組采用分辨率600DPI、無壓縮的TIF格式進行高清掃描，掃描的高清圖版一式兩份，一份供出版社影印制版之用；另一份提供給蘭溪市檔案館永久保存，供研究者查閱之用，為以后有效避免翻閱原件造成損害創造了條件。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蘭溪魚鱗圖冊上面有大量的貼條等附加資料信息，這是魚鱗圖冊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以往魚鱗圖冊的修復和掃描，往往將任務外包給商業公司，而外包公司由于員工缺乏相關的學術訓練，又一味地追求工作效率，有意或無意地將記載重要信息的貼條丟棄，以致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為保留這些貼條信息的完整性，課題組制定嚴格的操作規范，修復和掃描前先給每張貼條編目，拆冊時一一將其夾在原所屬冊葉的字號處，并采用多次掃描的方式：先將原始狀態掃描一頁，然后將貼條全部翻過，正文掃描一頁，最后按照貼條先后順序分別單獨掃描。修復和掃描完成以后，又將每張貼條粘回原處。嚴格按此操作，確保沒有一張貼條出現遺失或錯亂，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魚鱗圖冊的歷史信息。

粘有貼條的蘭溪魚鱗圖冊

數字化掃描完成后，進入印刷環節。由于圖版索取不易，加上印制技術和經費的限制，以往多數檔案和民間文書都是用黑白照片影印出版，圖版的效果不夠理想，特別是原件的朱筆文字和符號在黑白照片上幾乎全不可見，從而對進一步的整理研究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同治蘭溪魚鱗圖冊》攢造完成后，直至20世紀90年代，一直在使用之中，這是一份活的地籍檔案。在使用過程中，有關信息需要核對、確認、落實、糾正、更改、補充，所以其中有大量紅色或墨筆的印章、批注、貼條等等，名目繁多，色彩斑斕，它們是原件的有機組成部分。但這些后加的紅色信息，呈現層累型特征，如果用黑白圖版影印，就會模糊不清，無法對文本進行準確的信息分層，效果也會大打折扣。在有關部門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本書所有圖版全部高清彩色影印。這樣做，雖然印制費用成倍增加，但為了把最好的效果呈現給讀者，也為了讓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能原汁原味地傳之久遠，我們想，我們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應該的，也是值得的。

研究先行，深度整理

以往地方檔案和民間文書的整理出版，存在問題較多，如沒有分類，沒有索引，甚至沒有題名，等等，很多整理是初步的，粗獷式的。本書課題組在出版之前，對蘭溪魚鱗圖冊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普查、搜集、整理和先行研究，對魚鱗圖冊進行深度整理，并撰寫了長達七萬字的前言，詳細考證同治蘭溪魚鱗圖冊的攢造過程，深入解讀貼條、批注、印章等核心內容，復原保護流傳的整個過程，闡明其學術價值。本書的整理工作還包括：

（1）課題組對所有收入本書的蘭溪魚鱗圖冊都作了編目，徹底復原了最初的編造系統，糾正了原本存在的冊籍順序錯亂、封題字號不清、貼條位置不確等疏誤。

（2）《同治蘭溪魚鱗圖冊》文本呈現層累型特征，除了同治原本外，部分冊籍系光緒、民國間修補或重編，課題組對其進行分層斷代，確定了每一號的編制或修補時間。

（3）同治蘭溪魚鱗圖冊按照千字文順序編排，先城后鄉，本書按此順序每一坊一圖各撰一文，撰寫了149篇敘錄，詳細介紹各“坊”“圖”的內容、形制、編造年代、補造字號、流轉過程、遺存現狀等等；釋讀重要貼條與批注的信息及功用，將粘貼位置有誤的貼條復歸原位；比勘縣志所載內容，補充和糾正莊名信息等等。最長的一篇敘錄達1868字，可以說就是一篇簡要的學術論文。

（4）本書卷末附有100余萬字的《蘭溪魚鱗圖冊土名索引》，把《蘭溪魚鱗圖冊合集》中的59萬余條土名信息一一釋讀，匯聚成冊，編成索引，為研究者準確、快速檢尋所需信息打下了基礎，也為方言學、地名學、文字學的研究提供了絕佳的史料。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魚鱗圖冊所登記的信息多為手寫體，所載業戶大多是小人物，所載土名大多是小地名，俗字別字盈紙滿目，還有各類的印章，識讀不易。課題組成員利用扎實的文字學、文獻學、書法學等專業知識，不避繁難，力求準確識別出文本中的每一則信息。如《同治蘭溪魚鱗圖冊》三都三圖中柰字77號有地名“大水推莊”，課題組通過形音分析、文獻查證、實地調查等手段，指出“推”為“堆”字形誤，而“堆”又為“碓”字音誤，“大水推莊”實為“大水碓莊”，不但改正了魚鱗圖冊本身存在的抄寫疏失，同時還連帶糾正了嘉慶《蘭溪縣志》和光緒《蘭溪縣志》皆作“大水推莊”的錯誤。

三都三圖中柰字73-77號地名“大水推”

總之，本書在編目、定名、類聚、釋讀的基礎上，對魚鱗圖冊進行了深度整理，可以說是迄今為止對同治蘭溪魚鱗圖冊研究最為深入全面的一次，在某種程度上，本書既是一部整理影印著作，也是一部學術著作。

感謝蘭溪有關部門的信任，給了我們整理這批珍貴文化遺產的機會。現在差不多九年過去了，我們把經過精心修復的魚鱗圖冊原件、掃描的高清圖檔和印制精美的250冊《蘭溪魚鱗圖冊合集》還給了蘭溪鄉親。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沒有辜負蘭溪人民的重托。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工作能對后續魚鱗圖冊及其他地方檔案、民間文書的整理出版起到一定的參考和示范作用。

原標題：《蘭溪魚鱗圖冊：一座待開掘的學術富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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