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發(fā)生在甘肅民勤的當?shù)亍稗r(nóng)民”于“核項目”奠基典禮上“做法驅邪”事件，讓人們的目光得以再一次投向已沉寂許久的道教文化，乃至道教文化背后的中國傳統(tǒng)人生禮儀者、鄉(xiāng)土文化或地方風俗。本文作者陶工作為建筑界人士，常年服務于宗教界的建筑項目，在文中就有關道教文化的幾點基本概念稍作了澄清，并對他們的背景稍加簡介，希望能有助于讀者對于道教乃至中國傳統(tǒng)民間信仰在歷史長河中所起到的作用能建立客觀的判斷。

日前，中國科學院被披露在甘肅民勤“核項目”的奠基典禮上，請來當?shù)亍稗r(nóng)民”“做法驅邪”。此新聞一出，引發(fā)了科學與宗教兩大陣營的強烈反響，一時間批判與辯駁不絕于耳，主流媒體認為科學界不應參與迷信活動，也有一些言論將“道士”與“迷信”畫了等號，還有一部分人指出，請道士做法是開始施工之前的慣例，無可厚非。

對于社神（土地神）的崇敬與祭祀，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根脈之一，是天人合一、敬畏自然思想的直接體現(xiàn)，是有中國特色的生態(tài)文明，絕非所謂的“迷信”。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特別強調，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如今的建筑業(yè)從業(yè)者，已經(jīng)擁有了基本的生態(tài)保護意識，懂得尊重自然、保護自然。祭祀行為，是他們在所處的文化傳統(tǒng)中尋找出來的一種向自然表達尊重的方式，無可厚非。

一些言論以“農(nóng)民”二字稱呼舉行“迷信”的宗教人員，這一方面對于農(nóng)民似有不敬，更是對具有千年傳統(tǒng)的道士先生的不尊重。由張道陵天師所創(chuàng)立的正一盟威之道（即道教）是中國本土所孕育的唯一制度化的高級宗教，作為天師教制重要環(huán)節(jié)之一的祭酒扮演者一方百姓的教育者、人生禮儀的舉行者，地方社會生活的協(xié)調者，甚至鄉(xiāng)土文化、地方風俗專家，乃至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傳承人的多重且重要的社會身份，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

陶工作為建筑界人士，常年服務于宗教界的建筑項目，因此想就這一事件背后的幾點基本概念稍作澄清，并對他們的背景稍加簡介，以助于建立客觀、良性的判斷。

崇敬自然

東亞文明的特征之一，是以道家文明為核心的對于自然的禮敬。因為人與萬物都是由無形無相的大道所造化，所以人與萬物也都具有了“道氣”，又因其所稟賦的道氣不同，而各有差異。順著這一種思想，大到群山之中的五岳，江河之中的四瀆，中到奇幻迷離的洞府，小到林中的巨木都被認為是“鐘靈毓秀”之所，世間所有超越品類之物，都被視為自然界靈性的一種“化形”以及人類共同生命體的一部分，從而得到先民的崇敬。在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下，土地也自然成為了僅次于上天的第二尊神。先民們根據(jù)天上太陽的運轉得以在溫暖肥沃的中原大地上耕種、定居，然后才又了文明，華夏文明因此得以孕育。

與周邊部落相比較，漁獵部落多以穴居，而游牧部落則逐水而居，他們與善于耕種的華夏先民來比，少了許多對于大地母親的執(zhí)著與依戀。農(nóng)耕文明對于豐產(chǎn)的渴求和先民對大地的敬畏產(chǎn)生了華夏文明最古老的神祇之一“社”。在中華帝國漫長的歷史中，對于“社”理解也從單純的土地擴充為政權疆域，其祭祀從皇帝一直執(zhí)行到村落，國有國社，里有里社。在先民心目中，對于一方土地的祭祀關乎全部居民一年的收成，故而由祭社所發(fā)展出來的“社會”（也就是廟會）衍化出了最早的集市，并被在現(xiàn)代漢語中引申為Society （人群組織）的名詞翻譯。時至今日，北京的“社稷壇”已然完整如初，各個地方村落的土地廟已然香火不斷。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大地之神也不全是溫婉的母性人設，至遲從商代以來，便存在著因為擔心建造房屋動土而觸犯“土府”諸神的各種擔憂與禁忌。處理方法有兩種：一者“血祭”，即將動物宰殺后作為犧牲，奠祭給房基所在的土地神，因此也被稱之為“奠基”。二者“擇時”，即以天文歷算的方式，推算出可能沖犯土府神煞的時間，并合理規(guī)避。早在睡虎地秦簡中，便出現(xiàn)了類似內容的記載。

祭祀與禁忌的濫觴最終導致了宗教上的革命，東漢時期發(fā)展起來的盟威道（也就是今天的道教），提倡廢除一切鬼神的祭祀，只崇奉清虛的大道，道民只要歸奉大道一心向善，則有大道庇佑，百無禁忌，這些精神標志著一個高級而成熟的本土宗教的形成。但隨著信徒隊伍的壯大，六朝時期還是出現(xiàn)了以向大道“上章”請命的方式，延請?zhí)焐瞎倬陆导艺瑸榈烂瘛芭x五方五土眾神”的科儀。（《赤松子章歷卷三：謝土章》），以及向土府眾神獻供的《土府醮儀》（《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一百九十八》：土府醮儀）。宋元之際，道教進一步與民間法術融合，又流傳出以“地司太歲殷元帥”為主將為信徒家宅解除五方、八卦、十二宮等神煞的“地司法”。時至今日，帶有地司法內容的各種《謝土科儀》（或又稱“安土”、“安龍”、“奠土”）仍被道門中的法師所行持。時至今日，在基層的執(zhí)行過程中，也不乏法師順從信徒風俗，在儀式中以犧牲奠基的情況，我們在民勤視頻中所看到的正是這一幕。

回到民勤，我們注意到道教法師身旁綁縛著一只犧牲所用的綿羊，據(jù)報道其所行的儀式稱作“領牲”。就陶工所了解，在西北地區(qū)，以儒家為主導的祭祀典禮中，“領牲”是完整祭典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即在宰牲之前，將少許酒水滴灑于牲身上，以身體的抖動來判斷神明是否領受此牲。也就是說，甘肅民勤這位“農(nóng)民”道士，是在舉行一場延續(xù)幾千年的儀式傳統(tǒng)：以祭祀的方式來奠基。所以它既不是驅邪，也不是迷信，它的背后我國自古以來是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天人合一精神。

作為建筑界從業(yè)人士，陶工知道，當代中國幾乎所有的建筑工程啟動，都必然舉行“奠基”。各個建筑工地上，都流傳著因為沒有如法安土奠基而造成施工傷亡的傳說，工人們對此大都深信不疑（陶工本人也是），因為現(xiàn)代工程對于自然環(huán)境破壞之大，是觸目驚心的。挖掘機與炸藥相互配合，不消半日便可以將一座鐘靈毓秀、植被茂密的山峰移為平川，不知是否曾經(jīng)有人考慮過建筑工人們的內心震撼？所以，與其說民勤的這一次事件是一次“迷信”活動，倒不如說是企業(yè)管理者穩(wěn)定人心的一場團隊建設，也是建筑工人們與大自然的一次和解。

守望文化遺產(chǎn)

根據(jù)相關報道披露，舉行法事的“道士”實際是當?shù)剞r(nóng)民，但在東漢張道陵天師創(chuàng)立盟威道伊始，農(nóng)民與道士這兩種身份便從來都是可以共存的，這也是我國本土道教與其他外來宗教在制度上最不相同的一點：祭酒領戶化民。

據(jù)道經(jīng)記載，漢安元年（142年）五月一日，在鶴鳴山洞天之中向天師張陵授以“正一盟威之道”，其中包括一系列的“清約”以及“教誡”，天師依憑老君降示來教化四川地方百姓，其中的核心內容，便是建立二十四治教區(qū)，并委任祭酒于教區(qū)內“領戶化民”。祭酒們平日務農(nóng)，同時還義務地負責轄區(qū)內一切生老病死的人生儀式，以及糾紛的仲裁。（《陸先生道門科略》）此外，第三代正一系師張魯熱心公益，在漢中大量建造義舍，并為行人提供義米，并依托教區(qū)設立社區(qū)保障制度。以至于在漢末群雄紛爭的時局下，大量因為戰(zhàn)爭流離失所的難民都涌入漢中（《三天內解經(jīng)》）。這可能是全世界唯一成功運營過的“烏托邦”。盟威道并非反動割據(jù)，他們是劉漢皇室的鐵桿擁躉，系師張魯因此還被冊封為“中郎將、漢寧太守”。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西征漢中，張魯將公庫封藏，納降歸順，忠實地實踐了《道德經(jīng)》“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的精神。

1958 年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毛澤東主席對區(qū)區(qū)幾百字的《三國志·張魯傳》進行了傾情批注，并連同原文一同印發(fā)讓中央委員認真學習。因為深懷農(nóng)民情節(jié)的毛澤東迫切地需要一個途徑，讓中國農(nóng)民能夠盡快地進入共產(chǎn)主義，他在中國的歷史典籍中苦苦求索可能存在過的蛛絲馬跡，并最終發(fā)現(xiàn)了張魯。早期道教的道德治國、以及平均主義成為了毛澤東他推進人民公社的思想源泉和原始教材之一。

回到民勤，我們不難認定，視頻中的舉行儀式的人，就是農(nóng)民與道士身份兼具的正一祭酒，他們同時也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基層農(nóng)村工作者。時過境遷，祭酒的稱呼只在教內沿襲，民間則多尊呼他們?yōu)椤暗朗肯壬?，官方則稱之為“散居道士”，同時也有類似陰陽先生、伙居道士、或者赴應道士的稱呼。

據(jù)陶工所了解，基層的“道士先生”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首先，他們是基層社區(qū)的權威，在識字率尚不普及的年代，一處村鎮(zhèn)上的道士先生因為家學，往往是少有的幾位能夠讀書識字的人，又因為他們曾經(jīng)授受正一法箓，具有神職，因此成為群眾心目中公正和神圣的化身，由此不僅逢年過節(jié)的門簾吊掛需要請他們來寫，甚至出現(xiàn)了民事糾紛也都習慣性地由先生來調節(jié)，或主持“神判”，在基層政府機構與法律法制尚不完善的年代，道士先生彌補了這些不足。其次，定期由道士先生主持的人生禮儀（婚、喪、成年禮）以及公共儀式（公醮、普度），對基層社會起到了有效的穩(wěn)定作用。一次隆重的周年醮會，往往能夠調動基層地方上的所有階層屬性的人群全部參與進來，以儀式為紐帶增進凝聚力。此外，通過由同一人或幾人為一地區(qū)所有群眾舉行儀式的形式，能夠有效地增強社區(qū)感情與歸屬感。最重要的一點，基層的道士先生往往是一方文脈道統(tǒng)的守護者，他們不僅通曉地方歷史、宗教與人文，更了解風物與水土，很多人甚至是地方戲曲與音樂的一把好手。民勤的道士先生所掌握的“民勤嗩吶”便已被當?shù)卣陥鬄槲幕z產(chǎn)，一處擁有道士先生的村鎮(zhèn)，其所保存的文化底蘊與傳統(tǒng)也往往更為豐富。

然而，作為傳統(tǒng)文化與地方文脈的守望者，道士先生們的生計并不容易。由于長期以來的歷史遺留問題，散居道士與宮觀道士被分別對待，前者的道士身份非但往往不被認可，而且還經(jīng)常被扣上封建迷信從業(yè)者的帽子。雖然中國道教協(xié)會在10年前頒布了《關于道教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暫行辦法》，承認散居道士的合法教職身份，但事實上仍然稍顯籠統(tǒng)，至今尚未形成具有實操性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制度上的缺陷，致使許多地區(qū)的道士先生無法獲得合法的生存空間，寶貴的地方文化遺產(chǎn)瀕臨失傳。以地處江南漁民之鄉(xiāng)的常熟市為例，城內致道觀曾經(jīng)是江南巨觀，歷代高道、文人云集，然而近代以來，常熟所有道觀摧毀殆盡，家傳的散居道士先生雖然活躍于鄉(xiāng)間，但在上世紀90年代仍然屢有基層執(zhí)法人員對散居道士執(zhí)行罰款甚至有時拘留的事件，道士們至今對此仍心有余悸，以至于至今尚未能成立相應的道教組織，大量寶貴的江南鄉(xiāng)土文化遺產(chǎn)瀕臨失傳。同處江南的上海市道教協(xié)會率先調整思路，從原先的強制性的管理轉型為對散居道士提供一定的培訓和服務，除已定期舉辦4次“上海散居道士培訓班”外，自2011年開始，還專門啟動了“道教科儀數(shù)字化保存項目”，將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永久傳承。

絲綢之路上的民族認同

民勤縣隸屬武威，是絲綢之路與河西走廊上的重要關隘。說起絲綢之路，人們往往只能想起大漠中的敦煌壁畫與石窟造像，而本土的道教似乎存在感極低。但事實并非如此。從漢代打通河西走廊開始，道教便隨著漢文化一同傳播到天山南北。在敦煌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的大量唐代經(jīng)卷中，存在著大量的道教經(jīng)卷以及唐代敦煌地區(qū)道教發(fā)展的文書記錄。從中我們可以知道，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絕對不是單向的。隨著清代雍正、乾隆年間重新打通河西走廊，社區(qū)性的道士先生們也隨著軍民一同移居到絲綢之路沿線。清末左文襄公再次平定新疆，湘軍子弟更將湖南本土的“定湘王”信仰傳播到了天山南北，甚至天山南路“各城漢、回（指維吾爾族）都爭奉香火”（《拜城縣志》）。

我們以迪化（烏魯木齊）為例，文學家茅盾在他的《新疆風土雜記》中寫道：“凡漢人較多的各城市中都有“定湘王”者，本為湖南之城隍，左公部下既定新疆，遂把家鄉(xiāng)的城隍也搬了來了?！磕曛性?jié)，各省人士追薦其遠在原籍之祖先，“定湘”廟中，羅天大醮，連臺對開，可亙一周間?！?今日之新疆，則除蒙族之喇嘛外，更無佛徒。漢人凡用和尚之事，悉以道士代之。”茅盾的觀察十分敏銳，據(jù)記載，烏魯木齊的道教十分興盛，反而是內地的僧人來此傳教卻都無法立足，這與內地的宗教生態(tài)似乎有著一定的反差。陶工的一位學術界友人R君認為：在漢族與其他民族雜居的西北地區(qū)，道教或因為成為維系漢族人群身份認同感的共同紐帶而興盛。而在佛教方面，藏傳佛教卻一直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漢傳佛教由于某種原因未能振興（個中原因待詳考）。說一樣的語言、吃一樣的食物，拜一樣的神，成為界文化定身份的重要因素，而西北地區(qū)漢族所普遍尊崇的玉皇、真武、關圣等，也都是道家神明，道教名正言順地成為維系西北地區(qū)漢族軍民的精神紐帶。

回到甘肅，我們不應該忘記榆林窟的全真道士甚至為了保護珍貴的佛教文化遺產(chǎn)，不惜犧牲了生命。1933年，于右任為此寫下了《萬佛峽紀行詩》：

隋人墨跡唐人畫，宋抹元涂覆幾層。

不解高僧何事去，獨留道士守殘燈。

層層佛畫多完好，種種遺聞不忍聽。

五步內亡兩道士，十年前毀一樓經(jīng)。

今天的敦煌石窟中，仍保存有不少清代當?shù)孛癖娧诱埖朗肯壬e行醮會的榜文，而這些道士的徒子徒孫，如同民勤奠基儀式上的那位道士一樣，仍然活躍在家鄉(xiāng)各類人生禮儀的壇場之間。也許我們可以說，正是活躍在祖國邊陲的道士們，在狹窄的河西走廊上延續(xù)著華夏文明的一線光亮，正是因為他們的堅守與傳承，才使得即便是遠離中原的天山南北，亦存在著極為強勁的文化向心力。

當然，“儀式”雖然不屬于科學，但也不能完全強調其中的宗教成分。禮儀的核心是陶冶個人以建立和諧社會，或者反過來說，通過節(jié)律社會生活（禮樂教化）來塑造個人。我們更應該做的是積極引導這種泛宗教行為與社會主義生態(tài)文明建設相適應，而不是片面否定。

（感謝楊德睿教授、喻曉、袁寧杰、李滔祥、王琛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