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書，一九七一年生于馬來西亞。已出版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流俗地》、短篇小說集《野菩薩》、微型小說集《余生》以及散文集《暫停鍵》等著作十余部。曾獲花蹤、聯合報與時報等國內與海外的各項文學獎，也曾獲得大馬優秀青年作家獎，云里風年度優秀作家獎，以及南洋華文文學獎等等。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獲得第四屆紅樓夢獎專家推薦獎；《流俗地》則入選《亞洲周刊》十大好書、二〇二一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好書、豆瓣二〇二一年度海外華語文學等多個榜單及獎項，作者獲頒第七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青年作家”。

遠游與回歸

文 | 黎紫書口述

我過去很多年就是以業余寫作人的姿態在寫作。年輕的時候對文學感興趣開始創作，卻只是一種玩票性質，自己很愛寫作，可不能拿寫作吃飯，或者說，著作出版了也不能在馬來西亞市場賣出多少本，所以并沒有很積極在做這個事情，只有在參加文學獎的時候才特別受激勵，想要沖刺文學獎。到今天，雖然出道已超過二十年，可是著作不多。對我來說，寫長篇小說可能是我寫作生涯中最積極的時候吧，特別感受到自己想要做不一樣的作家，成為更認真的作者。

我相信所有寫作的人都是從閱讀開始的。先是對閱讀有極大的興趣，直到有一天覺得自己好像也掌握了某種寫作的能力，因為累積大量閱讀的能量在腦子里，就開始動筆寫作。在馬來西亞華人作家中，我可能是寫得比較順遂的一個，二十多歲開始寫作后不斷獲得文學獎的肯定，這給我很大的能量和動力，支撐我一直寫到今天。

| 黎紫書獲“花蹤文學獎”

前段時間我得了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獎，等于是馬來西亞給予我的終身成就獎，很多人替我高興，恭喜我，但我覺得自己是從文學獎出身的，拿過這個獎以后，似乎在馬來西亞我就再沒有獎可以拿了，以后便不能拿這個作為動力來催使自己寫作，所以有一點點感到失落。

小時候家里很窮，無書可讀，只能看母親搜集的老時代的電影畫報，我一邊閱讀那上面的文字，一邊在腦子里嘗試把文字還原為影像。后來有機會接觸書籍，讀很多通俗作品，看很多武俠小說、推理小說，并沒有特別鐘愛文學作品（嚴肅文學）。后來真正感覺到自己在閱讀文學書籍，那應該是魯迅的作品，在學校圖書館借的。

后來開始寫詩，一是覺得詩很漂亮，而且好像比較容易寫，那時候并沒有想到有一天會去寫小說。我總覺得小說要處理的東西太多了，人物、情節、故事，一堆的東西，年輕時不覺得自己有能力去做這個事情，直到我接觸到了蘇童的作品。我那時候讀蘇童的小說，只覺得驚為天人，馬上把我能搜到的蘇童的小說全部閱讀一通，感覺自己獲得寫小說的力量，就開始去寫小說了。蘇童最高明的地方是他小說的語言魅力，那時候我覺得只要用上一種有魅力的語言，就算寫簡單的故事也能寫得不錯，于是便嘗試去找這種別有魅力的語言。

直到現在，蘇童是我唯一能夠想起來對我影響最深的作家，他使明白我每個小說都必須有適合這個小說本身的語言。其他喜歡過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也影響過我，即使是很年輕時讀的那些武俠小說和推理小說，對我今天的嚴肅文學的創作，在骨子里也是有影響的，可是我不能很明確把那些影響找出來。我到今天還在閱讀，可閱讀的興趣沒有年輕時那么廣泛了，人生到這階段會覺得時間比較珍貴，而且閱讀的速度也慢了下來。以前只讀中文書，現在也讀英文書籍了，經常會發現一些讓我很驚艷的作品，總會嘗試將這些作品的好處吸收過來，卻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天能用在自己作品上。

我其實到今天也不能說自己特別鐘愛寫小說。小時候我喜歡聽故事，也喜歡講故事。剛才我說自己的寫作之路是從寫詩開始的，但很多年前我已經放棄寫詩。讀了別人的好作品以后，不得不承認自己不可能成為好詩人，我沒有詩人的才華。然而寫詩的經歷對我寫小說很有幫助，現在寫小說的時候可以隨時使用一些詩意的語言。正如我相信每個小說都應該有它自己的語言，我的人生也一樣，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就該適合寫不同題材或文類。

早期寫微型小說，是因為在馬來西亞沒有機會發表長篇作品，而且各大文學獎也只設有短篇小說組。后來集中寫微型小說，是因為我人在北京，面對陌生化的環境，內心經常受到沖擊，便想到遇到的許多事情寫下來，可我畢竟是個異鄉人，對這個地方的體會和了解不夠深入，沒有辦法把那一點點小感觸經營成比較大的作品，所以寫成微型小說最適合不過。長篇小說需要的細節很多，我要等到年紀夠大了才有信心處理這些細節，或者等到積累的人生經驗以及對生活的觀察夠豐富了，我才覺得可以經營出一個長篇小說來。所以我的寫作跟我的人生經歷、人生階段，還有我的所在之處，都有很大的關系。

我之前一直在報社工作，是新聞記者，十多年以后感覺厭倦了，有天晚上突然決定辭職，第二天早上就遞上辭職信。辭職以后我才去思考到底自己要干什么，比較真誠地面對自己的內心。其實我選擇當新聞記者只是因為我特別喜歡用中文寫作，那讓我覺得人生比較快樂。我那時覺得自己未必不可以嘗試做一個全職作家，可如果作家是我這一輩子要做的事，我就不能一輩子只甘于當這樣一個黎紫書，而必須成為一個更強大的、更優秀的馬華作家；我必須開拓自己的眼界，盡可能闖出去。后來就到了北京，也在倫敦和德國生活過一段日子，現在則人在美國。之所以到美國來，其實是擔心看到自己的人生到頭了──晚年我就要這樣過嗎？這讓我害怕，我始終還是很想去看別人的生活，去觀察不同地方的人是怎么想的，去追問到底是什么造成他們有這樣的想法……這樣的生活讓我特別迷戀，它也是讓我能夠寫下去的一個強大的養分來源。

當我決定此后要當一個作家時，我對自己承諾：必須成為一個誠實的人，要把那種誠實在作品中表現出來。一個作家在寫作中暴露自己是必然的事，所有對自我的暴露都不是可恥的事情。雖然一個女性作家看起來好像忌諱比男性多，很多私生活寫成文字，很可能會有讀者指指點點，或在背后竊竊私語，這些事情我從年輕的時候就不太在意。我從小生活在一個女性為主的生活圈子里，上的是女校，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大群女孩子當中最男性化的人。當然終歸我是一個女性，寫作的時候很自然會被貼上女性主義或者女性作家的標簽，但我其實不太喜歡被當作女性作家來談論，就是在談論黎紫書的時候不該只把她跟一堆女性作家擺在一起，我們女性作家絕對可以跟男性作家擺在一起比拼。

現在我51歲了，其實日子過得不錯，尤其《流俗地》還賣得比較好，我好像看到生活可以穩定下來了。可是我并沒有向往穩定的生活，長期的“穩定”會讓我感到害怕，不想看見自己70歲、80歲時還像現在這樣過著沒什么變化的小日子。我喜歡一種未知在前面等著我，或者想要自己變得更成熟，甚至成為一個自己還不認識的人。這樣的話，會讓我比較有動力往前跑。我知道這是很奇怪的言論，但現在的我確實是這樣想的。

因為在不同地區的關系，當我們說1980年，1990年，或者2020年的時候，我們記憶中的那個年代可能是不一樣的。我如果沒有離開馬來西亞的話，今天談時代這個事情，可能我說出另外一回事。那些去國的經驗對我整個人生，而不僅僅是我的寫作，影響都非常大。離開，其實也是一種老調，很多人說你離開就是給你一個機會以一定的距離去回看，便也看到了以前沒看見的許多細節，看到你離開了的是什么地方以及你跟它的關系。我的長篇小說《流俗地》寫的是馬來西亞70年代到2018年的時候，其中一大部分時間我已經離開馬來西亞，經常往外國跑。離開馬來西亞以后，我對這個國家很多細節的地方看得比以前清楚，感覺自己比以前更愛這個地方，或者我對家鄉的同胞了解得比以往要深。就好像在德國使用德語的時候回過頭來看華語，才更清楚看見中文的特質，那是你以前浸泡在中文世界里感受不到的。如果沒有這些離開的經驗，我盡管已經累積很多素材，相信也沒有辦法寫出像《流俗地》這樣的小說。

今天我還在到處奔走，比如在美國吧，現在已經待了有一年。我的先生是個政治狂熱分子，他跟他103歲的母親只要坐在一起就在談美國的政治和美國的將來，這個情形我在馬來西亞不可能看見，我跟我媽坐在一起，絕對不會去談馬來西亞的將來。可是我跟不一樣的人在一起的時候，雖然插不上話，卻總是在留意這些人關心的是什么，是什么造成他們跟我們不一樣，而我又為何不會成為那樣的人？我的小說也好，也不一定是小說，即便是我的散文隨筆吧，都是在不斷挖掘問題，又希望在尋找答案的過程里，把當時的思考都寫下來。作為作家的好處是你總是不斷在發掘，就像怡微剛才說的，你不可能一直都在寫自己，可是你把自己放在世界不同的角落或者人生不同的處境里面，就會發現沒有一個“自己”是純粹的自己，你總要跟周遭的人與社會聯結， “真正的自己”才得以存在。

我剛才提到過去在各處生活的經驗跟我寫作的關系。其實不管怎么樣生活，我們都沒辦法真的進入到別人的世界里，比如剛才怡微分享她在中國臺灣的趣事，或者搞怪的事情，這些情形我在中國大陸生活時也遇到過，也覺得那里很搞怪，許多事情很荒誕，在馬來西亞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可是我后來逐漸明白了這是他方的日常，換作中國大陸的人民到馬來西亞去，肯定也會覺得有很多事情不能理解。這么多年走過的地方不少，不管我跟當地人的關系有多親近，也還是沒辦法完全融入別人的世界。那個不能進入卻又很想進入的狀態，就能讓一個作家去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理解能力。

在《流俗地》里，我寫了一個盲女。她在出租車接線臺工作，而我怎么會想到要寫這樣一個人物呢？其實是因為我經常在國外，偶爾回馬來西亞，因為沒有車子，出門都要叫出租車。怡保有兩個出租車臺，但我只用一個，所以每次接電話的都是同一個人，同一把女聲。有時候我坐上出租車，還會聽到同一個人的聲音在跟那些司機通話。久而久之，我忍不住向那些司機打聽這聲音的主人，那些司機也很樂意告訴我，我就開始去想像這是個怎樣的人，她是怎么生活的。在想象的過程中就出現了銀霞這個小說人物。人與人之間這種似遠又近的關系，又似乎沒有辦法逾越的距離，使得我對人們的生活以及人們的狀態充滿想象。這個想象也就是我進入理解所邁出的一步，想象跟理解之間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過程。

來到美國之后，我家隔壁本來是空著，幾個月前搬來一個單身男人，我跟他只有一面之緣，可是我的書房跟他的睡房隔著一道墻。他搬來以后，我每天都在書房里聞到大麻的味道，于是我開始計算這個人一天到底抽多少大麻，有時候他回家，我聽到開門、關門的聲音，不到五分鐘大麻的味道就透過來了，我不由得懷疑這個人是趕回家來吸大麻的。憑著這些蛛絲馬跡，我開始想象這個人的生活，一個小說好像就要出來了，那個故事充滿一種試圖理解的企圖。這真的非常好玩，讓我的生活充滿樂趣。

我到現在還是這樣認為的。雖然表面上已經走過很多地方，甚至去過一些不被允許的地方 ，可是我很清楚知道，每次出去都是為了要“回來”，如今雖然像是在美國安家了，可是我跟我先生說，我夢想余生在馬來西亞渡過，有一天死在那里。我沒有辦法想象自己在美國會有一個幸福的晚年。在老家怡保，我每天都在后巷里喂養流浪貓狗，如今在美國住的地方看不見流浪貓狗，倒是傍晚出門散步會看到野鹿，會看到狐貍、野兔，它們都不需要我喂養，我卻因此特別想念老家，覺得在那里我好像比較有用處，那個地方也更需要我，任何一種優越的生活都不能改變我的這個傾向。

可能是因為經常在外面行旅，對土地和家鄉的思考比較多，在談到故鄉的時候就難免表現得十分嚴肅。我不知道這是優點還是缺點 ，可是對文學、對自己國家和歷史高度敏感，是我的人生將我培養成這樣的。

每一次有新著作出來，肯定都是我當時最喜歡的。我出版過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微型小說集，還有兩本隨筆散文集，每一種集子我都有自己最喜歡、最滿意的一本。比如我的隨筆集吧，我最喜歡的就是剛剛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推出的《暫停鍵》了。散文跟小說很不一樣，它就是在自我暴露。

我看了自己的長篇小說再去看我寫的隨筆，會覺得兩者的文字語言很不一樣，因為寫隨筆的時候并沒有創作的心思，就只是純粹在傾訴自己。我的隨筆文字都比較輕盈，寫得比較快樂，它們多是在我人生的行旅階段中寫出來的。長篇小說呢，我最喜歡的是《流俗地》。它是我迄今為止，發揮得最淋漓盡致，完成度也特別高的長篇小說，是當前我最滿意的作品。

至于短篇小說集，我最喜歡的是《野菩薩》。我同意剛才笛安說的，寫短篇和寫長篇是兩回事，那是兩個行當，因為寫短篇時所進入的狀況跟寫長篇很不一樣，對作品的想象跟構思以及要用力氣的地方完全不同。我讀自己的短篇，難免會看出刻意經營的效果，可是我又喜歡那刻意經營的一面，喜歡看到一個小說家在寫作時所經歷的很大的掙扎，而且我也很喜歡《野菩薩》里面比較實驗性的東西。

最后還有微型小說集。我覺得我是華文世界里最用心經營微型小說的作家了，我一點不看輕微型小說這樣的文體，雖然它只有一千字，可是那一千字太珍貴了，我必須盡可能把每個字用成十個字的體量，連一個標點符號或者小說的標題都必須是有作用的，能增加小說的張力。微型小說給我的訓練對于我書寫長篇有很大的影響，也才會寫出今天自己喜歡的《流俗地》來。《余生》是我最滿意的微型小說集；在寫完《余生》以后，我甚至覺得自己再也寫不出更好的微型小說了。

| 本文根據11月9日黎紫書、笛安、張怡微對談“遠游與回歸”整理而成

原標題：《黎紫書：對寫作者來說，所有對自我的暴露都不是可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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