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環境法治不斷強化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全方位多舉措保護長江水生動植物資源多樣性，不僅對處于食物鏈頂端的中華鱘、江豚等瀕危野生動物棲息繁衍，以及野生河豚、刀魚、鰣魚、鰻魚、鮦魚等珍稀魚類恢復種群有重要作用，還是持續改善長江水生態環境，推動長江經濟帶可持續發展，建設美麗長江的重要一環。

而隨著餐桌上對野生長江魚類的美食需求悄悄旺盛，加之“魚類是可再生資源”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雖然傳統漁民在“上岸”后改變了捕魚生產生活方式，但依然從事零散漁業生產的漁民，卻在捕魚方式上不加限制不斷“翻新”，即便是漁獲不豐，對生物多樣性和環境生態潛在的危害卻相當嚴重，并沖撞著法律底線。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隨著漁政、公安部門對禁漁期長江非法捕撈水產品執法力度不斷加強，一些個案也隨之浮現，司法部門在依法懲處、修復環境的積極努力背后，卻凸顯了法律保障缺失的困境。

漁獲不多依然被追責

4月27日9點30分，一場不同尋常的巡回法庭庭審，在泰州市泰州醫藥高新區八圩漁業社區廣場舉行。

兩名涉嫌犯非法捕撈水產品罪的被告人童某、顧某某，先后被法警帶到巡回法庭設置的被告人席位上，而法院為漁民和村民旁聽而安排的二十多張小凳子則座無虛席，因為來了近百名群眾，大部分人不得不圍站在周圍現場觀摩這一特殊的庭審“法治課”。

檢察官對兩個案件被告人分別提出了指控。

30多歲的童某攜帶電瓶、逆變器、抄網等電捕魚工具，采取電捕魚的方式捕獲了鯽魚4條稱重計1.21千克被當場查獲，經過價格認定中心認定所捕鯽魚價值52元。

60多歲的顧某某則在四圩港閘南側與長江相連水域放置“地籠網”，捕得鰻魚、螃蟹等水產品2.1千克，經認定價值80元。

“你是否知道不能電捕魚？”檢察官成月紅訊問童某。

“知道，因為一時糊涂。”童某說。

“你是否知道禁漁期、禁漁區？”檢察官問。

“知道禁漁期，不知道禁漁區。”童某答到。

這點漁獲就判刑？旁聽群眾幾乎屏住了呼吸。

“不應該電捕魚，對自己非法電捕魚非法后悔，以后看到有人電捕魚也會去制止。”童某在最后陳述中低頭表示。

為了加強對被告人法庭教育和對旁聽漁民的法治宣傳，法院在庭審中還特意對靖江市漁政監督大隊出具的“關于長江禁漁制度宣傳的情況說明”當庭作出詳細質證。“此前已經經過多種方式宣傳每年3月1日0時至6月30日24時為禁漁期，漁政監督大隊已對沿江違規漁具進行了全面清理。”這份情況說明寫道。

檢察官成月紅還對在審查起訴期間，靖江漁政監督大隊副大隊長沈林宏對《江蘇省漁業管理條例》相關規定所作的證人證言進行了質證。

“按照規定包括多層攔網、閘口套網、深水張網（長江）、地籠網、底扒網、魚鷹等都是條例規定的破壞漁業資源的禁用漁具，其中地籠網則主要捕撈小型魚蝦、苗種，違反了漁業資源保護種苗、捕大放小的原則，對漁業資源的破壞性很大。”沈林宏在證言中說。

兩被告人當庭認罪悔罪，法官李劍峰對兩起案件分別當庭作出了宣判。童某、顧某某犯非法捕撈水產品罪，判處罰金人民幣一千元，相關捕魚工具依法沒收。

“法院這個開庭，讓我們漁民長見識了，絕對不能在禁漁期違法捕撈，代價很大！”解開疑惑的旁聽村民紛紛表示。

獲罪案件巨大部分采用電魚方式惡捕

當天庭審前一個小時，泰州醫藥高新區法院和泰州市漁政監督支隊在在靖江長江九圩段，組織了組織被告人童某、顧某某參與義務放流和社會公益放流活動，約兩萬多鳊魚、鰱魚魚苗在漁政執法船歡快的汽笛聲中躍入長江。

據了解，為了將司法恢復措施制度化，法院還和漁政部門在漁民聚居區設立了“泰州沿江漁業資源行政執法司法恢復基地”，將魚苗放流常態化。

“法院將被告人義務放流活動作為悔罪認罪表現之一，列為從輕量刑要素，并作為被告人義務在判決主文中列明，更加體現了非法捕撈行為人恢復受損資源義務的強制性，賦予對該項義務的可執行性。”泰州醫藥高新區法院副院長陳益群說。

在泰州法院審理的案件中，基本上所有被告人對非法捕撈的事實無異議，對違反國家長江禁漁期制度在主觀上是明知的，認罪悔罪率高。

相對于電捕4條長江鯽魚獲刑的唏噓，來自泰州漁政部門執法數據卻反襯了長江非法捕撈并不是一個小覷的問題。

當天公布的《泰州沿江漁業資源行政執法司法保護白皮書》顯示，僅2016年以來，泰州漁政部門共處理非法捕撈行政案件83件，其中在泰州醫藥高新區法院審結非法捕撈水產品犯罪案件46件77人，呈現逐年上升趨勢。

在進入該法院刑事懲罰范圍的被告人中，男性占90%，且大多為無業、農民、漁民、個體經營戶、工人等低學歷人員，雖然近年來加速了漁民與農民融合，但大部分法律意識淡薄，多數被告人雖明知國家關于禁漁期的規定，但為了“嘗嘗江鮮”或心存僥幸鋌而走險，并沒有意識到其行為的違法性和嚴重性。

白皮書還顯示，在這46件案件中采用電捕方法非法捕撈的達45件，占97.8%。“野生環境下長江魚類資源豐富，僅涉案中被告人捕獲的品種就包括長江鳊魚、花魚、餐條、鱸魚、鰻鱺幼苗、中華絨螯蟹幼苗等，其中最大的魚重量達34公斤。”泰州市漁政監督支隊支隊長張榮根介紹。

“電魚活動范圍廣、流動性強，不分晝夜，沒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行動飄忽不定，給打擊非法電力捕魚帶來一定的困難。”張榮根介紹，電捕魚設施比較簡單，制作成本較低，購置一套建議電捕魚設備只需幾百元，而且易操作，由于野生魚價格高于人工養殖魚，在利益的驅使下，沿江少數農村富余勞動力和城區閑置人員非法從事電力捕魚作業。

涸澤而漁出現極端案例罪名卻出現分歧

記者了解到，對長江禁漁期非法捕魚的打擊力度在不斷加大，但拋棄網補而采取“涸澤而漁”的電捕行為，卻并沒有因為有人被追究法律責任而消停，反而出現了極端案例。

在2017年長江禁漁期期間，僅南京公安水上分局就查獲了非法捕撈案件27起，抓獲犯罪嫌疑人64名。其中一起案件就摧毀了一個地跨江蘇三市長江水域的職業電魚團伙。

令人觸目驚心的是，揚州漁民蘇春雷等8人組成的電魚、銷贓團伙裝備十分精良，不僅使用大馬力快艇躲避警方巡邏艇執法，還使用電磁波規模性、破壞性捕撈，給漁業資源和水生態資源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害。

“四艘高速快艇單程油耗就近千元，時速達70公里，每條艇配備通電近80米的電纜線，拖入長江三四十米深的江底，電流通入水體后可直接造成魚蝦、藻類、浮游生物等水生生物大范圍死亡。”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港池派出所辦案人員介紹。

2017年11月2日，南京市鼓樓區檢察院對該案8名被告人依法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開庭期間，檢察官對2016年11月至2017年6月期間多達10筆查明的事實進行了當庭指控，起訴書顯示的單筆銷贓價格最高達1.1萬元。

中國水產品研究院淡水漁業研究中心為該案出具的漁業資源損害專家評估意見，涉案電魚行為導致長江南京段水域漁業資源損害修復所需補償費用為186520元，檢察機關據此提出附帶民事賠償，被告人則在審理期間退出違法所得，并繳納了相關補償費用。

2017年12月15日，南京鼓樓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支持了檢察機關公訴意見，被告人孫雪平犯非法捕撈水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蘇春雷等另外5人被判從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一年六個月到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的刑罰。另判決梁愛左等兩名被告人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拘役、緩刑并處罰金。

值得注意的是，公安機關在辦案期間對被告人采取刑事拘留的涉嫌罪名為非法捕獵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后在移送審查起訴中改為了非法捕撈水產品罪。

記者為此采訪鼓樓區檢察院了解到，該案件有漁民舉報有人采用電捕方式捕撈鮰魚、鱖魚、石扁頭、鮦魚等珍稀深水魚，但由于偵查過程中相關證據早已滅失，無法找到珍貴魚種原物，從依法辦案角度上把握，最后以構成非法捕撈水產品罪起訴。

記者了解到，構成非法捕獵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的，刑法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構成非法捕撈水產品罪的，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

“采用電魚、毒魚、炸魚等毀滅性方式在大江大河捕魚，社會危害性十分嚴重，亟待加強法律懲戒力度。”南京市鼓樓區檢察院副檢察長梅琨介紹，該院非法捕撈水產品罪公訴案件從2016年的零件，到2017年12件27人、2018年前4個月的8件13人，說明漁政、公安部門近年來執法司法意識不斷提高，也說明執法者通過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推動環境生態改善的作用有了全新認識。

梅琨建議國家從立法層面進一步加大對類似行為造成環境生態危害的法律懲戒力度，通過案例宣傳加強對漁民、漁業生產的法治引導，同時為盡快修復大江大河生物多樣性，建設美麗中國，補上在水生態資源保護中法律懲戒手段欠缺的重要一環。

（原題為《禁漁期在長江非法電捕4條鯽魚為何被追刑責？推進恢復大江大河生物多樣性亟待立法補上缺失一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