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譜的重點在于材料，好的年譜，要求巨細靡遺、考訂精詳、系年準確，對作者的搜討之力、考據之功與沉潛之心都要求甚高。就這點來說，成國先生的《王安石年譜長編》（以下簡稱《年譜》）當之無愧。尤為難得的是，面對這樣一位聚訟千年、評論兩極分化的特殊譜主——王安石，他雖然在材料方面富有四海，卻表現出高度的克制，甘心沉默不語，把判斷的權柄留給了讀者。由此，我們才得到了一部可靠的王安石年譜。

然而，真實正是在細節中得到呈現的，細節越豐富，呈現的面向越復雜，越是接近真實。作為司馬光的傳記作者，我從成國先生處獲益極大。今細讀《年譜》，更深感大變法時代的復雜性，茲綴取三事，略陳淺見，還請成國先生與諸位師友批評。

其一是新法的目的。關于這一點，《年譜》中有兩個耐人尋味的細節。第一個在卷四，熙寧三年，右正言李常、監察御史里行程顥彈劾京東轉運使王廣淵和買抑配取息，事實清楚，神宗基本上已經被說服，王廣淵卻堅持“比無抑配者”。然而最終，在王安石的維護下，神宗決定“置王廣淵不問”。那么，王安石是如何打動神宗的呢？《年譜》引《宋朝諸臣奏議》李常《上神宗論王廣淵和買抑配取息》注載：

王安石為上言廣淵在京東功狀，且曰：“廣淵為人，誠不可知，然見陛下欲責功實，乃能趨附，以向圣意所在。古者設官，諭主意所好惡，使民辟行之，恐不當罪其迎合也。”（998頁）

王安石為王廣淵辯護，所持的理由是兩點：第一是王廣淵“在京東功狀”，也就是通過“和買抑配取息”所獲得的政府增收。第二是王廣淵能“趨附”、迎合“圣意”。“設官”的目的是為了宣傳君主的好惡，以便老百姓順其所好，避其所惡——這樣的說法實在令人“耳目一新”，筆者淺陋，沒能查到王安石有何經典依據，這里也順便向飽學之士請教。

熙寧七年，類似的一幕再度上演：韓宗師彈劾程昉在河北淤田“廣害民稼”，又謊稱當地百姓主動請求淤田，有欺罔之罪。程昉自己也承認只取得了“逐縣乞淤田狀”，并沒有挨家挨戶得取得老百姓的同意。程昉的淤田未取得當地百姓同意，并且損害了百姓利益，可以說是事實俱在。然而，王安石的辯護卻還是那么理直氣壯，《年譜》卷六引《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九載：

王安石曰：“……程昉……為朝廷宣力淤田至四千余頃，假令奏狀稱‘人戶乞淤田’一句不實，亦無可罪之理。”

而神宗的反應也特別實誠：“若果淤田有實利，即小小差失，豈可加罪？！” （1696頁）也就是說，在神宗和王安石的眼里，百姓是否同意、他們的田園廬墓是否被淹，都是“小小差失”，微不足道。神宗和王安石真正重視的，是“實利”。王廣淵“抑配取息”和程昉“淤田廣害民稼”兩個細節，時隔四年，性質完全相同，王安石新法的真正追求是什么，還用再說得更直白嗎？

其二是王安石的反對派在批評中所表現出來的浮泛作風。《年譜》卷四引《宋會要輯稿·食貨》四，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右正言李常批評青苗法，有云：“況今官吏務為希合，百端罔民，其尤甚者，使善良備給納之費，虛認貫百，以輸二分之息。”（1012頁）認為在青苗法的推行中，某些州縣“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宋史·李常傳》）。若其事屬實，則近于明搶，比“抑配”性質更嚴重，可謂惡劣之極。王安石堅持要李常“分析”，明確指出“是何州縣如此”。李常不能指實，因遭貶黜。當時曾公亮、陳升之力保李常，后來司馬光批評李常貶官處置不當，所持的理由都是，“諫官許風聞言事，豈可令分析？”（1013頁）殊不知，“風聞言事”的奧義是要保護信息來源，哪里就允許臺諫官任意夸大事實了呢？！王安石要求李常明確“是何州縣”，合情合理；相反，曾公亮等人的辯護是禁不住推敲的。

李常之不能“分析”，暴露了仁宗后期以來臺諫作風的浮泛。他們濫用了“風聞言事”的特權，喜歡夸大其辭，批評的重點在于表達態度、張揚自身的形象，往往不能征實。這種作風，當國家行政比較簡單的時候，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自從王安石推行新法以來，政府行政繼續向縱深發展，政策措施如此具體、牽涉人群如此之廣之深，籠統的批評根本就已經是隔靴搔癢，完全不著痛處，只能授人以柄。

這種浮泛的作風，不止臺諫官有，臺諫官出身的司馬光更甚。元祐元年二月，司馬光請求廢除免役法，恢復差役法，章惇把司馬光的前后劄子“反覆看詳”，指出其間的多處“疏略”，一一駁斥，深中其弊。比如前后劄子中說法的相互矛盾，初三日劄子言免役法對上戶不利，十七日劄子又說“彼免役錢雖于下戶困苦而上戶優便”。又比如，司馬光聲稱“臣民封事……無有不言免役之害”，而章惇卻發現“其間言免役之法為便者，亦自不少”。（《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六七）

與新法批評者的浮泛相比，章惇表現出了令人驚喜的理性態度。比如，司馬光批評免役法雇傭所謂“浮浪”的城市平民管理官物，導致官物損失。章惇則建議進行抽樣調查，對比免役法施行前、后各三年指定州的官物失竊情況，用數據說話。（《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六七）章惇的思想方法堪稱科學。王安石變法之后的政府在轉型，功能增加，施政復雜，批評也應當跟進，時代需要的是腳踏實地的態度，冷靜客觀、實事求是的精神。如果章惇的做法能夠成為宋朝政府的作風，宋朝政府的行政能力將有何等水平的增長！可惜，這樣閃光的思想卻在愈演愈烈的派系斗爭中灰飛煙滅了。

批評者浮泛，當權者則有雙重標準。比如，《年譜》引《長編紀事本末》、《宋會要輯稿·食貨》，熙寧三年韓琦批評青苗法，導致神宗動搖，王安石反擊，攻擊韓琦沒有引用河北百姓的狀，因而不能真實反映河北民情。王安石說：“倘河北一路有一人不愿，則韓琦必受其狀以聞。今琦自入奏乃無此，則百姓不以為不便……可知矣。”（1005頁）照這個說法，在王安石的價值體系中，判定一項政策是否合理，老百姓的態度是重要指標，而“狀”作為民意的載體是必須的。然而，到了熙寧七年，當王安石為程昉辯護的時候，百姓的“狀”就變得一文不值了，王安石曰：“淤田得差去官及逐縣官吏狀足矣，何用戶戶取狀？”（1696頁）王安石團隊的作風比他的反對派更扎實，但是，他并不真的關心是非。

其三，是王安石以外的宰相群體對待政令之缺乏嚴肅性。根據《年譜》卷四所匯集的材料，我們可以大致復原出熙寧三年正月二十二日至三月四日間圍繞著青苗法的政情變動：

正月二十二日，朝廷下詔（1）嚴禁各地強制推行青苗貸款，（2）規定地方官不得阻止百姓自愿請貸。次日，王安石告假。曾公亮、陳升之以中書劄子將二十二日詔旨下發各地的時候，擅自取消了“地方官不得組織百姓自愿請貸”的條款。

二月一日，韓琦請罷青苗法的奏疏抵達神宗御覽，神宗發生嚴重動搖。二日，王安石力辯，未能說服神宗；遂以三日，稱疾家居；四日入見，請罷政。司馬光為神宗代筆寫下的慰留批答措辭激烈，至云“卿之私謀，固為無憾，朕所素望，將以諉誰？！”（1005頁）二月五日起，王安石復稱病不出，態度堅決。

在王安石缺席期間，神宗一方面以樞密副使為誘惑，希望說服司馬光降低批評的調門兒，遭拒。另一方面，神宗的確產生了停止青苗法的想法，“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連日不決。”

二十二日，王安石復出。二十三日，神宗將青苗法的處置全權交給王安石，“詔以韓琦論青苗奏付制置三司條例司”（1012頁）。同日，李常上了那封夸大其詞、不能自圓其說的奏劄，被王安石抓住小辮子，趕出了朝廷。二十七日，在王安石的堅持下，河北都轉運使劉庠遭到“與放罪”處分，意思是“有罪，免罰”，起因是他主張不對城市居民發放青苗錢。二十八日，神宗收回了司馬光的樞密副使任命。三月四日，經王安石親自修改的“駁韓琦所言青苗不當書”雕版下發全國。（1025頁）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復原出這一個多月的政情，目的是想展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這幾位宰執的政治態度。正月二十二日的詔書是他們簽署了的，但是當王安石缺席的時候，他們卻用中書劄子的形式修改了詔書。當韓琦二月一日的奏疏打動了神宗，王安石又稱病缺席之際，他們本來是有機會徹底扭轉局面的，但卻猶豫不決，無人敢于承擔。在討論如何處理劉庠的時候，陳升之、趙抃仍然表達了不同意見，與王安石激烈沖突。《年譜》引《宋會要輯稿·食貨》四記載了如下對話：

升之曰：“議令有罪，乃商鞅法。”安石曰：“議令者死，管子已如此言。然此非議令，乃違令也。不知三代以來，違令者亦有罪乎？！”（1015頁）

王安石所稱“違令”之人，表面上指劉庠，實際上連帶指責陳升之等宰執。必須承認，他的話是很有道理的。劉庠是外官，無緣參與政策的制定。而曾公亮、陳升之、趙抃身為宰執，參與最高決策，當政策出臺之前，討論之時，明知不妥亦不敢或不能堅持反對；等到政策頒布之后，遇反對聲高則隨聲附和，全無宰相之體，政治態度的嚴肅性喪失殆盡。何以致此？沒有擔當，不敢任責，私心雜念太重，既不敢得罪皇帝，也不敢得罪得到皇帝支持的王安石。比如曾公亮就說過：“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正是基于這一判斷，他才會在青苗法可能在王安石病告中取消時，“夜遣其子孝寬報介甫”。（1011頁）

如果整個宰相群體對待國家政令都是如此的不嚴肅，那必然導致朝令夕改，“上失其威，下受其弊”。（《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三）但是，在這個宰相群體之中，卻有一個態度如磐石般堅定的王安石。因此，政策最終會走向哪個方向，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在王安石的映照之下，其他宰相都成了小丑，逐漸喪失了神宗的尊重。所以，我們看到，在王安石二次罷相之后，神宗待宰相越發禮數輕薄（《宋史·蔡確傳》），大權獨攬。對此，曾公亮等難辭其咎。

以上，便是我細讀《年譜》所看到的熙寧政治之一斑。

作為一個作者，我常常被告知，在快餐時代，讀者想要的閱讀感受，是簡潔明快的“直給”——你這本書里究竟有什么值錢的、好玩的、有用的東西，最好，一、二、三，啪、啪、啪，干脆利落講清楚，我們可以直接拿走，就行了！但是，我常常很擔心，這樣，就等于讓讀者跳過了閱讀的過程，跳過了思考的過程，直接在吃別人嚼過的饃。那不是很容易被糊弄嗎？所以，我講歷史，是很不愿意“直給”的。如果拿“直給”的標準衡量，《年譜》顯然是南轅北轍、風馬牛不相及。當然，也許有人會說，像年譜這一類的書，本來就是給專業研究者準備的資料匯編，不是給普通人讀的。但是，對于那些真正關心歷史，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讀者，我還是覺得，你可以自己來讀一讀《年譜》，自己去感受一下北宋東京的改革往事，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