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三年，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一些“可愛的古人”：蘇軾、范仲淹、王陽明、曾國藩等，在創作、出版等方面也掀起了熱潮。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更感興趣的是，遇到困厄時，這些古人是如何“一蓑煙雨任平生”的？

范仲淹生于989年，逝于1052年，2022年是范仲淹去世970周年。梁啟超評價說：“五千年來歷史中立德立功立言者只有兩個人，范仲淹和曾國藩。

品讀歷史人物，首先要確定如何識別“真實”。日前，知名歷史小說家郭寶平的新作《范仲淹》在鳳凰出版社問世，引起各界關注。著名文學評論家丁帆認為，本書為當下抒寫歷史題材小說重樹了一種嚴肅的范式。著名歷史學家孫江認為“真”的歷史小說是非虛構的寫作，作者以歷史學者的身份進入由文本構筑的歷史現場，通過合理的想象和推理，將歷史的片段與片段、細節與細節勾連起來。做到了這一點，歷史小說家就超越了歷史學家。

而在網上，范仲淹被認為是用一把爛牌打出“王炸”的人生，從而成為讀書人進取精神的標桿。

特別邀請到郭寶平老師，在本期政邦茶座談談何為真實的范仲淹，他是如何“立德立功立言”的。

高明勇：聽說您為了寫《范仲淹》辭去公職，我比較感興趣，“范仲淹”為什么會成為您必須要寫的“這一個”歷史人物？

郭寶平：準確說，我是為了專心致志寫歷史小說，提前離開了工作崗位。幾年前，促使我下決心離開工作崗位的人物是明朝的高拱，還不是范仲淹。看我這些年寫的歷史題材作品，就不難發現，我的寫作興趣是那些進入官場的讀書人，也就是常說的“士大夫”。范仲淹是“士大夫”的代表，所以我的歷史人物寫作終歸繞不開他。范仲淹是宋朝人，可以說是古典中國人的一個代表，寫范仲淹也是寫古典中國人。讀《范仲淹》，你可以看到古典中國人是什么樣子的。你看范仲淹和富弼、韓琦，殿庭上爭得面紅耳赤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可下殿不失和氣，歡好如初。我們的前人，不是整天都熱衷于宮斗、陰謀論的。

高明勇：這些年寫范仲淹的書也不少，作為寫他的“這一個”寫作者，您認為自身最大的優勢是什么？

郭寶平：經歷、閱歷。作為同樣是憑借考試成績進入體制或者說官場的讀書人，我對范仲淹的許多言行，感同身受。

高明勇：我了解到您的研究生專業是中國政治制度史，這種科班出身的專業背景，為歷史小說創作提供了哪些支持？

郭寶平：寫歷史小說首先應該熟悉那個時代的典章制度，不然對歷史事件、人物就把握不準，只能胡編亂造。比如，范仲淹進士及第后被分配到廣德軍任司理參軍，有人就望文生義說他中進士后參軍了。豈不知，“軍”在宋朝是地方行政建制，司理參軍是司法官。又如，人到中年的范仲淹一度非常苦悶，寫過一首《詠蚊》詩，羨慕蚊子不必為前程發愁。為什么？因為按當時的制度，進士及第先做“選人”，只能在規定的官階內升職，最高升到八品，只有改“京官”后，仕途才算展開。可改“京官”不容易，官場上，相當多進士出身者終身都未脫離“選人”身份，沉于下僚。范仲淹做了不少努力，卻未成功。再者，他擔任的監鹽倉官，屬于“監當官”，進士及第初分配時做監當官即為人所輕，何況范仲淹已經進入官場十年了？所以他很苦悶。不了解這些制度，怎么可能明白范仲淹此時的境遇？再比如，范仲淹是在20歲后才知道自己身世的，揭開這個秘密的是他沒有血緣關系的哥哥。乃兄因何選擇在那個時候揭秘？了解當時的遺產繼承制度，就可以解開這個謎團。可以說，不了解典章制度，許多問題看不透，也難以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所以，讀研究生時專修中國政治制度史，對我的歷史小說寫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高明勇：您說“向什么樣的人致敬，代表著一個時代的品位、品格。”這句話我有點不是很理解，對寫作者來說，更多的是“向什么樣的人致敬，代表著一個作者的品位、品格”，作者屬于這個時代，但作者無法涵蓋整個時代，對吧？

郭寶平：老實說，我膽小，怕引用西方名人的話會被詬病，就把“評斷一個國家的品格，不僅要看它培養了什么樣的人民，還要看它的人民選擇對什么樣的人致敬，對什么樣的人追懷”這句名言給改造了一下。

高明勇：歷史小說首先也會涉及到作者的史觀，您的史觀是什么？

郭寶平：我對成王敗寇的歷史觀和崇尚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成功學”的風氣憂心忡忡，愿意追懷、致敬那些傳承、光大浩然正氣的人物。《大明首相》里的高拱和這本書里的范仲淹，就是這樣的代表。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更多的人致敬、追懷范仲淹、高拱這樣的先賢。為此，應該把這些先賢去臉譜化，不為賢者諱，將其還原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讓大家由敬而遠之轉而親而近之。

高明勇：故事從一個迷霧彌漫的清晨開始，是否有特別的隱喻？范仲淹的人生命運，和時代的迷茫？

郭寶平：確實是隱喻。主要是暗喻范仲淹的人生處于迷茫中。

高明勇：長期體制內工作的經歷，對寫同樣處于體制內的范仲淹來說，是否特別得心應手？

郭寶平：是不是得心應手不敢說，但對范仲淹當年的一些做法更容易理解甚至感同身受是事實。寫作過程中，寫到范仲淹的某件事，我常常聯想到自己親身經歷或耳聞目睹的某件事，歷史瞬間就打通了，感覺自己一下子就能夠猜透范仲淹當年心里是怎么想的，甚至他的表情是什么樣子的，仿佛浮現在眼前了。

高明勇：兩個“體制內”對話，您認為最大的相同，最大的不同都是什么？

郭寶平：說到相同點，就是憑考試成績進入“體制內”的寒門子弟，報效國家的心愿不可遏制。

說到最大的不同，可以從很多角度去看，我只說印象最深的一點：現在是層層節制、層層負責的科層制；那時候沒有層級管理的概念，范仲淹在西北軍政機構任副帥，基本上都是直接與朝廷公文來往，并不需要經過正帥夏竦，相應的，他上公文，都是以個人名義，并不代表他任職的西北軍政機構。更重要的是，那時候受儒家思想影響，官員身份具有雙重性，士大夫在官場既是“公務員”，又是“帝王師”，具有管理民眾和致君堯舜上的雙重使命。像范仲淹，剛接到知興化縣的任命，不過八品官，就直接給朝廷上公文，不厭其煩地教導宋仁宗應該如何做皇帝、如何治國理政。

高明勇：您提出“以人性審視歷史人物”，南京大學丁帆教授有句評語認為，長篇歷史小說《范仲淹》告訴我們的真諦是“以人性審視歷史人物”才是一切文學作品的靈魂所在。其實這種“審視”是很困難的，您認為主要難在哪？您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

郭寶平：以人性審視歷史人物，我在寫作過程中主要是把握兩點：第一，歷史人物也是人，是人，就有欲望；有欲望，就會有糾結甚至是掙扎。要寫出他的欲望、糾結和掙扎。第二，摒棄非黑即白歷史觀。受儒家君子小人之辨的影響，往往把歷史人物分成好人和壞人，一旦定位為好人，他的一切就都是好的，即使有不好的一面，也要為賢者諱；一旦被定位為壞人，他就一無是處了。

人性復雜，紅塵滾滾，每個歷史人物都受到時代的規約，都有他的難處，都有過堅守與妥協，不是簡單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可以概括。范仲淹如此，張元、呂夷簡、夏竦同樣如此。你看書中的張元，典型的漢奸，可他叛逃前在項羽廟痛哭，后來又自殺而死，反映的就是他的欲望與掙扎、堅守與妥協。

高明勇：媒體報道時用了一個說法，叫“最真實的范仲淹”。我有個看法，選擇真實的史料有個關鍵性問題，就是寫作者通過自身建構的價值體系與歷史觀來選擇史料。您是通過什么認識論和方法論來保障“真實”的？

郭寶平：可能是《范仲淹》這部小說里的范仲淹，與人們頭腦里固有的形象有些差別，感到耳目一新，加上書里的人物、事件、時間與地點等都是真實的、經得起考證的，所以文學界、史學界和廣大讀者認為我的這本書描繪了一個真實的范仲淹的形象。

我是在寫小說，不是寫學術書，而小說的任務主要是塑造人物，所以我在寫作過程中對史料的取舍，主要是塑造人物的需要，有利于表現人物性格特點和揭示人物命運的史料，即使只是野史中的記載，也可以用起來。

有句話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歷史書包括皇帝們的《實錄》提供的未必就是真實的歷史；倒是嚴肅的歷史小說，以人性審視人物，根據歷史文獻提供的線索，結合思想資源、典章制度、人物性格與命運等作出推理，反而能夠將隱匿于紛繁歷史塵埃中的真相一一展現出來。

高明勇：歷史的真實，更多時候是靠細節刻畫體現出來的。

郭寶平：對。在我看來，符合人物性格與命運的，進而言之，符合人性的，可能就是最接近真實的。比如，范仲淹與呂夷簡是不是歡然解仇，歷史上爭論很大，歐陽修認為二人歡然解仇，范仲淹的次子范純仁堅持認為沒有解仇。他們都是很了解范仲淹的，誰的意見對？在《范仲淹》這部小說里，我根據范仲淹的經歷、心境、性格和他與呂夷簡交往的脈絡，認定他路過鄭州時一定去拜訪了呂夷簡，書中的那番對話，與當年他們的談話應該是八九不離十。

再如，范仲淹與梅堯臣交惡，這樁公案迄今沒有令人信服的解釋。如果聯想到范仲淹見梅堯臣不久，宋仁宗突然發怒，要將范仲淹貶嶺南，再聯系到范仲淹、梅堯臣的個性，就可以窺見端倪了。我認為，這部小說里對范梅交惡的描述，可能最接近歷史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