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曾寫道：“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了。”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組織“遇見敦煌”系列，邀請校內外不同學科的學者，以專業的視角、平實的語言，嘗試與讀者一起品味敦煌的魅力。以下是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張曉虹教授的文章，原題為《河西走廊與古代中西文化交通》。

公元前140年，在漢王朝的西北邊境，出現了一只小型的隊伍。這只隊伍的首領是一位名叫張騫的年輕人。他本是漢武帝皇宮的禁軍（郎），此時受武帝的指派，出使位于中亞地區的大月氏。

大月氏本是在今河西走廊一帶游牧的部族，“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匈奴冒頓單于時，月氏為匈奴所破，被迫西遷到今里海一帶。由于新建立的漢王朝也為匈奴所迫，故武帝希望聯合大月氏以夾擊匈奴。

張騫帶領這只大約一百余人的隊伍，出關中后不久就在隴西被匈奴俘獲。匈奴王把他們扣押下來，不讓他們繼續北行。張騫在匈奴國一呆就是十年。《漢書·張騫傳》中稱，這十年中“然騫持漢節不失”，一心向漢。直到十年后的一天，張騫找到機會逃出匈奴，繼續向西，最終到達大宛，即今烏茲別克斯坦的費爾干納附近。然而大月氏已在此居住數代，無意東歸。張騫無功而返，并在返途中再次為匈奴所獲，終于逃脫返回長安。雖然張騫未能按原計劃說服大月氏，但獲得了許多有關河西走廊及西域的地理知識，為漢武帝北逐匈奴，控制河西及西域地區奠定了基礎。

也正因為此，人們往往把后世所謂的絲綢之路的貫通，歸功于張騫鑿通西域。但事實上，早在石器時期，古代人類就已通過歐亞大陸中部形成持續的商貿往來。只是因緊鄰中原的河西走廊地區在先秦時期先后為塞種、烏孫、月氏和匈奴等游牧部族所占據，中原漢人無法越過這一由雪峰林立的青藏高原與遍布荒漠的西南部蒙古高原所夾峙的地區，不能直接與中亞乃至于歐亞大陸西岸進行貿易往來。因此，才將絲綢之路的貫通與漢武帝欲圖掃除河西走廊以及天山南北的匈奴勢力以“斷匈奴右臂”（《后漢書·西域傳》）而派張騫鑿通西域聯系在一起。不過，漢武帝在將匈奴勢力逐出設立河西四郡，以及隨后的漢宣帝設置西域都護府，從中原出發通過中亞地區的商旅自此通暢無阻，“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胡商販客，日款于塞下。”絲綢之路自此形成。

在古代社會，絲綢之路無疑是溝通中西經濟、政治、文化和思想的一條大動脈。在新航道開通、地理大發現之前，東起中國，穿越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社會，一直通向希臘-羅馬世界的絲綢之路，幾乎成為聯接東方與西方的唯一通道。并且，絲綢之路上運送的不僅僅是絲綢，在這條通道上文化交流與物質交流是平分秋色的。

如果我們查看地圖，就會發現所謂的絲綢之路實際上是一束穿越了無數城市的交通網，東方的起點是漢王朝的首都長安，經過河西走廊，再越過戈壁瀚海到達一個個綠洲，途經無數城市，最終到達西方的羅馬。在這條路線上，有一個地方處于十分關鍵的位置，這就是控扼絲綢之路東部的河西走廊地區。

一、  河西走廊與絲綢之路的形成

河西走廊位于我國甘肅省西部地區，地處東亞季風區與歐亞大陸腹地干旱區的連接地帶，其北上可達橫貫歐亞大陸北部的草原地帶，西向沿塔里木盆地邊緣可達帕米爾高原，由此進入中亞和南亞地區，向南沿青藏高原東側可抵達印度次大陸。由此可知，河西走廊地處歐亞大陸中部東西方交通要道上。

從我國內部來看，河西走廊東接黃土高原，越過隴山可達關中平原及我國東部地區，向西通過玉門關后沿天山南北麓可進入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和準噶爾盆地；其西部經黑河-額濟納河谷地，可北上蒙古高原；向南穿越祁連山山脈山口，能進入青藏高原。河西走廊正處于我國連接東西部及北上南下的十字路口。

雖然河西走廊位于我國西北干旱地區，但因接納了祁連山冰雪融水，在山前洪積扇前緣出露后形成了疏勒河、黑河、石羊河等重要內流河，因此地面水資源豐富，并為發展灌溉農業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各大內流河中下游綠洲上形成的串珠狀城市，如武威（涼州）、張掖（甘州）、酒泉（肅州）、敦煌等，成為連接東西方交通的重要節點城市。因此，早在漢代，《史記·河渠書》中就記載，“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這一自然條件為河西走廊成為東西方文化交通重要通道奠定了基礎。

公元前206年漢王朝建立后，由于采取休養生息的政策，在不到百年的時間里國力達到了空前強盛的狀態。恰在此時，漢王朝西部邊疆因匈奴勢力強大，常常受到騷擾，成為王朝大患。因此，武帝于公元前139年派張騫出使西域，欲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這就是本文開始所講述的故事。

由于張騫帶來了有關西域的知識，漢王朝憑借雄厚的實力不斷在軍事上取得對匈奴的勝利，疆界逐漸向西推進：元朔二年（前127年）河南之戰、元狩二年（前121年）河西之戰和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之戰，最終將匈奴逐出河西地區，并設立河西四郡，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區，進而以此為根據地，向西將疆域拓展到天山南北，建立了一個地跨東部季風區和西北干旱區的強大帝國。

在漢王朝的有效經營下，西部邊境形勢大為改觀，茫茫沙漠地帶也隨著漢王朝在軍事政治上的勝利而成為商人和使者的通道，武帝多年渴望的西域貿易繁榮起來。《史記·大宛傳》記載：“漢始筑城于令居（今甘肅永登西北）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使者相望于道。”

當時從漢朝赴西域的兩條道路，都是從長安出發，穿越河西走廊，再從走廊西端的敦煌出玉門、陽關，進入茫茫大漠，再途經西域的綠洲城市、越過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進入中亞。因此，在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上，河西走廊成為其中最關鍵的一段。

二、  河西走廊與東西文化交流

大約距今5000－3000年左右，歐亞大陸存在大規模的人群擴散與文化交流。其中，彩陶、青銅冶金技術等文化交流和粟黍、麥類、馴化的牛羊等物種擴散是影響早期中華文明形成的重要因素。河西走廊就是其中關鍵的一環。

從仰韶文化開始的中原彩陶文化，其西支從河西走廊西入新疆，時間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間。仰韶文化向西傳播到隴東、河西地區后，形成了帶有地方特點的馬家窯文化，并成為黃河上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早期文化——齊家文化的重要來源。

而在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是中國最早出現紅銅器和青銅器的，應該說，冶銅業的出現是齊家文化對中華民族早期青銅器鑄造和生產力發展的一項突出貢獻，并對二里頭文化的青銅器發生了影響。著名考古學家安志敏據齊家文化銅器發達這一現象，推測中原銅器“很可能是通過史前時期的‘絲綢之路’進人中國的。美國學者菲茲杰拉德·胡博更明確提出，二里頭青銅文明的起源或許與中亞地區巴克特利亞冶金術的東傳有密切關系，從西而東的具體傳播路線是中亞與西伯利亞—新疆—甘青—中原，最后直接產生作用的正是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如我們看到的位于河西走廊東部武威皇娘娘臺遺址中成批出土的銅器，表明河西走廊地區不僅是中國率先進入青銅時代的區域，而且通過這些銅器與二里頭出土地的青銅器比較，可以看出其中的文化聯系，揭示出的晚期齊家文化向關中乃至中原的強烈東漸的過程——通過河西走廊的中介，來自西方的冶金術對二里頭青銅文明產生了影響。

傳統中國是以農業立國的文明，農業發展在早期中華文明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在中國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多種農作物都是通過河西走廊擴散的。根據植物大化石的發現、測年技術和同位素技術的發展，特別是碳氮同位素研究技術的成熟，近年來我國學者通過對河西走廊及周邊地區史前－青銅時代遺址年代、農作物遺存和碳氮同位素等資料的梳理和對比，發現粟黍作物的西進和麥類作物的東傳，都是通過河西走廊，這對理解河西走廊史前文化面貌以及早期人群擴散和文化傳播提供了堅實的科學依據。

粟黍農作物在距今約10000年前后最早馴化于中國北方，在仰韶文化時期迅速傳播至整個黃河流域，成為黃河流域人類重要的食物來源。考古調查結果顯示，距今約5000年前后隨著馬家窯文化的不斷西進，黃土高原馬家窯文化人群擴散至河西走廊。伴隨著文化和人群的擴展，傳統的粟黍農業被帶至河西走廊地區。同位素和植物大化石結果顯示，河西走廊馬家窯文化半山－馬廠類型時期人類基本以粟黍農業為主。

小麥、大麥等農作物最早在西亞地區被有意識采集和馴化，在距今約10500年前已有馴化的小麥和大麥出現，之后迅速傳播至歐洲及中亞。麥類傳入中國后，循新疆至黃河流域一線留下了許多考古發現與種植記載，其中新疆樓蘭故地、民豐尼雅遺址以及青海互助、甘肅敦煌、陜西西安、咸陽、河南洛陽、新安，甚至安徽亳縣、湖南長沙等地都發現麥粒或炭化小麥。這一系列考古成果展現了麥類進入中國后形成新疆→青海、甘肅→陜西→中原的傳播路徑，小麥成為黃河流域，甚至更廣泛區域的糧食作物。

根據考古學家復原出的麥類傳播路線示意圖，小麥和大麥傳入河西走廊要早于中原地區，大約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同位素和植物大化石結果顯示，主要流行于河西地區的四壩文化晚期遺址中麥類作物比重很大，這說明距今4000年以后一種麥類和粟黍混合農業在河西走廊興起。

綜合河西走廊以及周邊地區植物大化石的考古發現、植物種子直接測年和同位素結果分析，可以初步確定河西走廊在史前農業雙向傳播中的重要性，河西走廊是歐亞大陸大尺度農作物傳播路線和時間的關鍵區域。

進入歷史時期，河西走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更加凸顯。盡管采用重農抑商的國策，但漢王朝境內的工商業還是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特別是絲織業欣欣向榮。當時世界的交通網，以包括阿富汗、哈薩克斯坦、中國新疆的中亞地區為軸心，向東西伸展，形成一大國際市場。在這個國際市場上，中國的絲綢是最大宗的貿易品，深受西方各國的歡迎。當時的羅馬貴族已作為絲綢的消費者而聞名。然而羅馬人所穿的絲綢全為安息（波斯）人所壟斷。安息商人為獲厚利，到印度西北部的罽賓國，越過高聳的蔥嶺，穿越大漠戈壁，千里迢迢到達中國。顯然，絲綢在這里恰似一條彩線，將這一地區的城市串接起來，形成了一條光彩四溢的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雖然整體是一片交通路線網，但只有河西走廊這一段是可以通行的唯一路線。因此，跨越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進入河西走廊后在漢帝國的保護下，物質供應與行旅安全都得到了保障。來往于絲綢之路上除了各國商隊與士兵外，還有僧侶、學者與藝術家，他們常常在富庶的河西走廊一帶停留下來，傳播著文化與思想。因此絲綢之路不僅溝通了中西間的經濟貿易，更是政治、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大動脈。中國早期的養蠶術、造紙術、印刷術和火藥技術是經由河西走廊傳到世界各地，而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以及西域及其更西邊的地方性宗教——祆教、摩尼教、猶太教等也經由河西走廊傳入中原地區。

如在中國早期佛教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大師，不少都是世居河西走廊地區。如如晉武帝時高僧法護，“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高僧傳·法護傳》），即為世居敦煌的月支人。如中國漢傳佛教四大佛經翻譯家之一的鳩摩羅什（343-413），在進入長安前曾居河西走廊的涼州（今武威）傳教十五、六年（圖2）。在絲綢之路貫通后的兩百年不到的時間，中原地區已有大量佛經梵本流通，而將這些梵本譯為華言的多是長期生活在河西走廊地區的通曉梵語漢文的胡僧。由此可知，佛教的傳入與河西走廊地區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國威及于西陲的唐代，一些西域或中亞的地方性宗教經西域到河西走廊地區，再傳入中原。如祆教（拜火教）、摩尼教和基督教（景教，基督教聶斯托里教派）等，如河西走廊的沙州有祆祠的記載。

宗教之外，中亞及西域豐富多彩的歌舞、音樂、飲食、風俗更是浸潤入唐代的社會中，至今仍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唐代詩人李端在《胡騰兒》一詩中，開頭就稱“胡騰身是涼州兒，肌膚如玉鼻如錐。桐布輕衫前后卷，葡萄長帶一邊垂。帳前跪作本音語，拾襟攪袖為君舞。安西舊牧收淚看，洛下詞人抄曲與。”所詠反映正是河西走廊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一站，其民族與文化的中西交融。

事實上，河西走廊不僅是西方文化傳入中國的通道，也是中國文化向西方傳播的中介：中國早期的養蠶術、造紙術和印刷術，治國良策、倫理道德和自然科學等也是經由河西走廊流向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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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曾對河西走廊與敦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有一段精彩的總結，可作為本文的結語：

“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了。”

本專欄內容由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