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全球金融危機十周年。十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機暴露出了經典經濟學的軟肋。主流的經濟學家在金融危機面前失語，擺在研究者面前的問題是：有沒有其他的理論或者模型能夠預測金融危機的發生？

有，那就是生物學?，F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金融市場的實務專家，都開始轉向生物學和進化論來尋求靈感。2017年出版的兩本書，《適應性市場：以思考的速度進行金融進化》和《理論的終結：金融危機、經濟學的失敗與人際互動的完勝》，就是引入進化論視角來看經濟學的兩本著作。《適應性市場》的作者是麻省理工大學金融經濟學的教授羅聞全（Andrew W. Lo），《理論的終結》的作者是資深投行人士理查德·布克斯塔伯（Richard Bookstaber）。兩人都不是傳統經濟學家，都有金融市場的實操經驗，也都從進化論中找到了發展經濟學的養分。

適者生存的金融市場

達爾文的進化論，嚴復最早翻譯時就用兩句話總結出了它的精髓：“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意思是各種生物通過相互競爭，通過變異來演化出新的功能和體征，那些擁有更能適應環境的功能和體征的生物會大量繁殖，而不合時宜的生物則會被毫不留情地淘汰。如果總結一下，進化論的關鍵詞主要有四個：競爭、變異、繁殖、適應。

對照一下達爾文的理論，不難發現，金融市場的演化邏輯也是如此。對沖基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一開始作為金融市場上新物種出現，馬上就有其他人跟風而至，挖掘市場上的無風險套利的新機會，競爭的加劇很快會填平這些新機會，迫使新物種們必須創新，去挖掘新的投資機會。其中好的投資策略也會被大量抄襲，其中比較適應市場環境的基金會變得越來越壯大。自然界的競爭、變異、繁殖和適應，變成了金融市場里的競爭、創新、抄襲和復制以及適應。

用生物學和進化論的視角，會挑戰許多傳統經濟學的認知。

求最優解就是一個例子。傳統經濟學學習的榜樣是物理和數學，希望能總結出定律，設計出一套規則，搭建一些精致的模型，來解釋復雜的經濟現象。傳統經濟學很喜歡說平衡狀態，很喜歡強調優化，這是物理學和數學被引入到經濟學之后帶來的思維方式——在給定了一定的外部條件之后，你可以計算出最優的選擇。比如說給定了供給和需求，你就能算出供給平衡的價格。

物理學和數學之所以總是可以求得最優解，是因為它們建構在一系列放之四海皆準的定理之上，給出條件，就能求得最優解。而生物學的不同之處是它永遠處于動態之中。生物與環境一直在互動，找到最優解不是生物的目標，存活才是它們的首要目標。進化論中強調的是“適者生存”，并不是“最優者生存”，因為過去環境中的最優解，一旦遇到新的情況，同樣可能不適應，同樣可能被淘汰。生物必須在適應當前環境和應對未來變化這兩個選擇中，做出某種妥協，當環境變化劇烈的時候，有著更多靈活度的生物反而能存活下來?？铸堉詼缃^，就是這個道理。

與物理或者數學最大的不同是生物的進化并不遵循嚴格的定律或者法則，但是進化動態的過程卻能夠保證生物的多樣性和結構的精巧。所以，進化論可以作為一種觀察和理解復雜系統的切入點。進化論強調了個體的行為和環境的變化。生物通過變異去適應環境，在這么做的過程中也會對環境產生改變。當人類出現之后，他們對環境的適應與改變更快更深遠。生物進化的“競爭、變異、繁殖、適應”的過程，在人類的經濟活動中演變成了一方面人類對環境的“觀察、判斷、決策、反饋”的循環，另一方面則是人類施加于環境的“創新、試錯、復制、反饋”的循環。

經濟與金融市場與生態圈很相似，在微觀層面，每個市場的參與者都會在兩個循環過程之中汲取經驗，不斷修正自己的經驗法則，改變行為，而他們的行為又會對外部的環境造成影響。

經濟與金融市場和生態圈在宏觀層面也有驚人的相似。生態圈催生出許多復雜的系統。比如人腦中有800多億個神經元，每個神經元細胞都很簡單，只是跟它周邊的神經元發生關聯，但是億萬個神經元相互作用，它們所形成的整體卻能夠催生認知，構建思想，這是研究者對每一個神經元再仔細觀察也無法達到的。

這種無法從個體的行為推導出整體的結果，在自然界和人群中都很常見。無數工蟻簡單的行為，讓蟻群好似一個鮮活復雜的生命體。無數小魚的簡單游動，讓整個魚群變得好似整齊劃一的復雜整體。百萬人的朝覲人群，突然不知道為什么會發生嚴重的踩踏事件。金融市場何嘗不是如此？每個市場參與者牟利的選擇，在特定時期卻會演化成市場巨大的動蕩。在《理論的終結》中，布克斯塔伯用“涌現現象”這個詞來描述從市場中個體行為無法預判市場整體的表現。

“適應性市場假說”

羅聞全。

從進化論出發去思考能更貼近現實的經濟學，羅聞全推出了“適應性市場假說”，其中三個主要觀點值得仔細琢磨。

首先，羅聞全提出要站在金融市場參與者的角度去看金融市場的變化。因為金融市場的參與者都是人，有效市場理論中對理性人的假設就有了問題，認為參與者完全非理性的看法也有問題?！斑m應性市場假說”因此提出，更好地理解應該是，人并不總是理性的，也并不總是非理性的，人的各種反應和行為其實是進化的結果。在進化的過程中，人類形成了一系列固有的處事方式，比如說在獲利和虧損時會出現貪婪和恐懼兩種不同的情緒。有的時候人的這種反應很正常，有的時候人卻需要克服這種“本能”的反應才能更理性地做出判斷。

第二個主要觀點強調是人雖然會有很多行為偏差，但是人卻能夠靠思想的進化來不斷修正自己的錯誤。行為經濟學家已經梳理出來我們有不少的行為偏差，比如我們對待同樣大小的盈利和損失的感受并不相同，我們更傾向于避免損失。有的時候因為我們固有的一些行為偏向，我們會做出并不是最優的選擇。但是我們的這種行為偏向并不是固化的，一成不變的。我們和動物的最大區別就是我們能從過去的經歷和負面的反饋中學習，從而改變我們自己的經驗法則。而這種改變非常快，因為這屬于思想的進化，我們汲取教訓之后的改進是以思考的速度在快速迭代的。

第三個主要觀點強調了金融系統不是精密的機器，而是一個生態圈。金融系統既然不是一臺復雜的機器，它其中的每個構件也并不是像螺絲釘那樣一成不變地運動。相反，金融系統是由人組成的，整個系統，或者說整個市場也就變地非常動態，驅動市場變化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尤其是我們每個人的行為會產生反饋，我們從經驗中會得到教訓，我們也會不斷適應別人的行為，同時適應金融大環境和監管環境的變化。每個參與者的最大驅動力是求生存，而求生的本能驅使了他們不斷去競爭、不斷去創新、不斷去適應。

未來的金融危機將會是流動性危機！

理查德·布克斯塔伯。

布克斯塔伯則從市場參與者與市場環境的互動與博弈的視角推導出，下一場金融危機很可能是流動性危機。

布克斯塔伯在金融危機之后加入美國證監會，參與銀行監管的美國金融改革法案的制定，同時也參與對金融市場所做的各種壓力測試。他認為，因為很多專家都分析認為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是杠桿率過高，導致了下一次危機的導火索會是流動性危機。

危機前杠桿率過高，不僅市場參與者如此，撮合交易的銀行也是一樣，當資產價格暴跌的時候，市場上太多機構不得不火線大甩賣（fire sale）。恰恰如此，各國監管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都把去杠桿放在了第一位。危機之后通過的美國金融改革法案就特別強調了對銀行的杠桿率的監管。歐洲針對銀行監管的巴塞爾協議III也同樣強調了要控制銀行的杠桿率。美國金融改革法案也強調要對銀行進行拆分，要對那些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的銀行著重監管。

但是，如果從市場參與者與市場環境的博弈角度去看，監管的變化恰恰導致市場環境發生了變化。按照布克斯塔伯的分析，杠桿率和流動性其實是兩個最主要導致市場癱瘓的原因，既然全球監管都在關注杠桿率，風險必然會被推向流動性。因為監管與市場主體永遠是貓和老鼠的關系。監管既然專注杠桿率，對杠桿的規定非常嚴格和具體，老鼠就一定會從別的方面去找到空子去鉆。此外，西方市場在金融危機之后連續多年的量化寬松，給市場帶來了巨大的流動性，而現在各個主要市場進入了加息周期，回收流動性的本身也會給整個市場帶來更大的外部壓力。

去杠桿的強監管也帶來了它的副作用，讓銀行的做市能力，也就是撮合交易的能力變弱。在強化監管之前，如果遇到了危機，比如說某個資產被大甩賣，銀行會用自營業務來做市，暫時用自己的資金買入賣單，等待買家出現。這么做雖然有風險，但是因為銀行與客戶的關系是長期交易，所以如果這時銀行不接盤，未來客戶就不會選擇這家銀行作為中介。但是現在既然監管不再允許銀行用自營業務接盤，銀行也就樂地在危機出現的時候袖手旁觀。出現危機的時候，沒有銀行在其中撮合交易，市場中的流動性會更加有問題。這是為什么布克斯塔伯認為未來金融危機會因為流動性所引發的第二層原因。

此外，相對于杠桿，流動性更難觀察到。一個市場主體的杠桿率有多高，比較容易看出來，查一下他的公開資料，或者用它持有的資產除以他的資本金，就能算出來它的負債率。而流動性就比較難以判斷了，尤其是流動性是一個動態的參數，當市場一旦緊張，一旦價格下跌有大量的賣盤出現的時候，反而是流動性抽緊的時候。因為資金那時候都擔心風險而選擇觀望。這是布克斯塔伯為什么擔心流動性會引發下一場危機的第三個原因。

以思考的速度進化

羅聞全與布克斯塔伯的這兩本書，都是經濟學研究引入生態圈構想和進化論思想的初步嘗試，卻也發展了進化論。生物進化在進入人類時代之后，無論是速度還是深遠程度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與生物界的進化所不同的是，金融市場的進化，依賴的是思想的進化。思想的進化和自然界的進化一樣，都是一種試錯的過程。市場的參與者不斷推出新的想法，看是不是能夠更好地適應環境，并在市場中接受檢驗，市場的反饋也會讓參與者去不斷修正自己的想法。思想進化的速度要快得多，不再是生物繁衍的速度，而是思考的速度。用思考的速度進化，這是人與自然的最大區別，也給了我們思考未來人工智能發展的另一個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