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還供職于南方都市報副刊時，擬推出一個名家系列訪談“談藝錄”。顧名思義，這是關于藝術人物的專題，但不想做成最有名或有職務的浮頭人物“威水史”——大致而言，正好是要在這類人之外圈定人選。當時請教了不少師友，上海的石建邦兄推薦的第一位便是章先生。那不是我第一次聽到章先生的名諱，記得幾年前白謙慎先生在電話里就談起過他的這位書法老師；我最近一次讀到白先生寫章先生的文章，是2017年9月7日他在澎湃新聞所發章先生過世消息的《記與恩師章汝奭先生的最后一次會面》。每一憶及，輒感世間文字總有因緣。

南都對章先生的專訪《章汝奭：我就是一肚子不合時宜》，近一萬字，刊發于2015年1月15日。讀后，我對章先生的家世、生平、學書經歷才略有了解。讓我注意的，一是先生生于1927年，歲在丁卯，與先祖母為同年生人；二是抗戰中章先生流寓大后方，曾輟學（金陵大學外文系）到新津機場美軍空運部做翻譯。新津是成都附近一個小城，抗戰時國民政府調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成當時亞洲第一大轟炸機機場新津機場，美軍援華航空指揮部就在這里。抗戰后期，遠程飛至日本本土轟炸的盟軍戰機，也有從這里起飛的。抗日，這在章先生來講當然是一大勝業，但在我卻因家鄉曾有這樣一位人物短暫駐足而感到榮幸，所以對這位尚未謀面的老前輩充滿了好感。

眾所周知，章先生擅行楷書，尤其是高齡仍可以書寫心經、金剛經等經文，蠅頭小字，無界格，書寫無錯漏，行氣十足，成為一時談論的絕技。大概就是同時吧，《東方早報·藝術評論》連續刊出章先生談論題跋的文字（《談談書畫題跋》《章汝奭藏手札墨跡記》等），題跋多寫于箋紙上，不僅展現了傳說中的小字工夫，而且兼談藝林掌故，文辭造句之美、追憶前輩之大方得體，均令人受益良多。我一直覺得，大眾媒體刊載的這一類作品實在是功德無量，因為這絕非我們常見到的所謂書畫家的“書畫作品”，那種只知炫人耳目，實質空洞，為人不學，下筆無文的“作品”，沒有靈魂，“刷屏”而已。章先生寫的是一種掌故，其精神實質是中國人的知人論世，因此也反映作者的學養與人格。這是當之無愧的傳統文化精華。章先生所談的前輩如高二適、陸儼少等人，無不娓娓道來，是近世以來絕妙的學人逸事，對有志于書學的讀者，也有普及知識的功用。得體最難，我一直記得章先生在行文中有（深恐）“交淺言深”、“妄自矜重”數語，其為人之自愛自重，可見一斑。昔溥心畬指點江兆申學詩之法為“多讀書”，如果僅僅為書畫而書畫，水平如何，其人如何，可想而知。

從此我格外留意章先生的書跡。石建邦兄一次路過廣州，專門帶了章先生兩件小字長卷給我開眼：《楚辭》和《古詩十九首》。那是章先生中歲時期的作品，較晚年的小字更端正整飭，從中能夠領略到章先生書法的寬博和純正，對比晚年的書法，還可以體會到中間的過程。那么多字，絲毫沒有今天常見的剪、拼、作等痕跡（當然，主要是沒有剪、拼、作的意識），十分安詳、正派。但當時我僅僅能領會這么一點點，如果用前人的措辭，我只能是在觀摩之后，“唯唯而已”。

不僅如此，我還有一點疑惑。

幾年前，我曾經觀賞過北方某名角的戲曲表演。終場之后有互動環節，這位名角說得興起，拿書法來做了比喻：寫大字才有氣魄，寫小字則全不足觀，云云（大意）。其實自習書法以來，自己對書法的體會和認識也是逐步增加、提高，對世間的各種書法觀念——其實很多尚不足以稱為觀念，只是粗淺的偏見而已——一般抱敬而遠之的態度。那位戲曲名家的結論讓我吃驚。雖然這人在我看來是不知書者流，不過細想一下，竟然也無從辯駁。這個疑惑一直到我遇上章先生的字才解開。先是東方早報上刊載白謙慎先生的《凌云健筆意縱橫——章汝奭先生的小楷》一文，有云：

很多年前，我曾向老師請教寫蠅頭小楷的用筆。他說，你看過籃球運動員上籃吧，寫字也要有那上籃的意思。章老師當時并沒有作更多的解釋，但上籃這個比喻，卻給予我思考和想象的空間。在激烈的比賽中，那些優秀的運動員，在不同的方位、以不同的身體姿勢投籃，那“意思”總是在的。章老師小楷的點畫，看起來并不像唐代楷書那樣按部就班，面面俱到，但即便是最為細微的運筆，都會呈現出每個筆畫應有的形態及其走勢，哪怕透露的只是一絲一毫的端倪。只要一個動作的“意思”有了，“勢”在了，點畫也就活了。點畫本身長一點也好，短一點也好，并不是關鍵，運筆過程和點畫形態是否完整，全依賴“勢”的完整，關鍵要有那個類似上籃的“意思”。

這篇長文里面談到了不少學習書法的金玉之言，但這個“運動員上籃”的妙喻是最打動我的。白先生是著名的藝術史家，最能體會和闡釋老師的書學理念；章先生是身體力行的書法家，故一個簡單的比喻可以解決亂麻繩一樣的問題。“運動員上籃”雖然通俗化，但我以為是非常深刻的書學理論，這也是我真正感受到“章先生是書學前輩”的開始。

2015年末，在友人的熱心幫助下，我和內人印了一本筆記本，里面的插圖是我寫的字、內人畫的水彩畫。我們兩人都是業余水平，承蒙章先生慈悲，為我們題了“寫字畫畫”的簽條，倍增光寵。筆記本印好之后即快遞給石建邦兄轉呈，不久石兄來電，章先生帶話：要多臨帖。次年5月，接到石兄轉來章先生寫贈的心經條幅，并有一張短箋：

老人鄭重囑咐：漂亮的恭維話就不說了，要你在字的結體、章法、點畫、行氣布局上多加些“夾棍”，用些苦功。他是把你當自己人看了。

如果說，“上籃說”我還有點似懂非懂，“夾棍說”立即豁然開朗了，雖然也不大懂。這不僅僅是知道怎么批駁如那位戲曲名家的高論，更重要的是理解了這種書學觀念，尤其是參照章先生的書法作品，更覺得他在書學上的貢獻，實在遠勝那些浮頭名家們聱牙詰屈的理論。練書法、寫楷書，豈獨僅僅規整、好看而已！慚愧的是，我生性貪多務得，做事缺少恒心毅力，沒有像章先生指點的那樣下苦工夫臨池，故寫字一直處于業余水平。

看章先生晚年書跡，無論大小字，也無論、行、草，其筆下的騰挪跌宕，呈現筆法的豐富，足可見心胸的寬大方能滋養這樣的氣魄。相比之下，以字的大小來看書法，是何其淺薄的皮相之見啊。章先生去世后，追悼會上掛的是他生前所寫的一幅對聯：

任老子婆娑風月，看爾曹整頓乾坤。

我看到這幅挽聯，不僅深覺允當，而且感受到章先生那種不諧俗、自尊自信的人格。試看當今，有幾個人當得起這兩句呢？這不是只靠寫寫書法就可以修到的境界。

2015年秋天我到上海，石建邦、顧村言兩位兄臺特意陪我到古北路拜訪章先生。扣門之后，出現的是一位十分瘦小的老先生，當時我心里有點吃驚：怎么，那些字、那些文章，就是這位老先生寫的？！

不消說，章先生在我心里是高大的，甚至有點嚴厲。前人有云，“文章之道，以氣象光明俊偉為最難而可貴。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曠野。如樓俯大江，獨坐明窗凈幾之下，而可以遠眺。又如英雄俠士，裼裘而來，絕無齷齪猥鄙之態。”以前讀并不太明白，覺得隔了好多層，而章先生，無論是字里字外，正是曾文正所說的“光明俊偉”一類人物的注解。

那天在章先生府上，拜觀了他抄寫的《法華經》冊頁，以及他老伴留下的便條，鼓勵章先生好好抄這部經文。關于這個字條，章先生有文章記述。還有大字草書字卷，以及那天凌晨寫的一通心經，據說是他女兒的朋友求書。那天看章先生的作品，我有一個感受：他的書法造詣深厚，因此所謂的擅長小字，某種意義上也是不準確的。觀看他的各種字體，“上籃”和“夾棍”非常容易體會到：他在書法上花的時間、精力和想法都太多了。

章先生每天早上兩三點便起來寫字，幾乎隨時都在寫，他用的毛筆寫完字便裝上筆帽，因為過不了一會又會寫。不過那天印象最深刻的還是章先生的性格——我們剛一落座，他便批評一位在媒體上“大放厥詞”的書法名家。他并不掩飾他的火氣。他提及當年下放南京梅山時與高二適的交往，特別是高二適要為之宣傳而被他所婉拒：“你還有點性格嘛。”聽這樣的復述，并不覺得這是自我標榜，恰恰相反，深深感受到這位老人家性格上的倔強，人格上的孤高和自愛。

章先生出身世家大族，青年時深受離亂之苦，中歲遭遇文化革命，在南京梅山燒了十年飯，“每一頓兩個人淘八百斤米，還要裝飯、賣飯、洗碗”，就是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我自己坐著小矮凳，在另一個凳子上擱上硯臺，就這么寫字。只有這個條件。寫大字也寫，就得把鋪蓋擱開，在床上寫”（見訪談《我就是一肚子不合時宜》）。撥亂反正之后，章先生是上海對外經貿學院的教授，是廣告營銷學方面的專家，成就卓然，“營銷”一詞便由章先生定名（“‘營銷’這兩個字，還是我給起的”，見訪談，同前），晚年生活事業均佳。經歷過逆境的人，與順境中的人很不一樣。但不論境遇是壞是好，章先生始終給人一種志氣不失的勁頭，他的心中始終有一種高邁的人生標準，他之批評時風，以有益教化為己任，正在于此。人的心中應該有超越物質的追求。這一點也最讓人心折，因為這是所謂“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大言不慚大行其道的時代。

無論在生前還是去世時，章先生可以說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名氣，受到很多人的敬重。歷經了上一個多災多難、文化人尤其不得安生的世紀，受到晚清民國以來社會大變革的種種影響，無論是對西方的了解還是對傳統士夫文化的繼承，章先生都是其中的佼佼者，現在他們這一類人、這一代人越來越少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實。縱觀社會上的名家，我以為，章先生這樣的人雖然很少，但也不會成為“出土文物”那樣的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他的書學成就，生前生后也有足夠分量的評介，然而他始終不是“學術明星”那樣的人物。這不是章先生的不幸，恰恰相反，西方有“無限多的少數人”一說，章先生的道德文章必然會被這少數人所銘記，與他交往、受他啟發的人也將永遠保存這位可敬老人的回憶。

那年滬上之行后，我從南京回廣州，在去機場的地鐵上，忽然看到一處地名“梅山”，我想到了章先生。平心而論，我與章先生緣分至淺，時間亦短，所能記下的都是一些瑣瑣不足道的細事，并不足以闡發先生的道德文章。但就一個學習書法并從事文字工作的后輩而言，這些瑣事無疑極為重要。“梅山”是否為章先生下放之處并不重要，但在我應該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