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三年，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一些“可愛的古人”：蘇軾、范仲淹、王陽明、曾國藩等，在創作、出版等方面也掀起了熱潮。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更感興趣的是，遇到困厄時，這些古人是如何“一蓑煙雨任平生”的？

范仲淹生于989年，逝于1052年，2022年是范仲淹去世970周年。梁啟超評價說：“五千年來歷史中立德立功立言者只有兩個人，范仲淹和曾國藩。

品讀歷史人物，首先要確定如何識別“真實”。日前，知名歷史小說家郭寶平的新作《范仲淹》在鳳凰出版社問世，引起各界關注。著名文學評論家丁帆認為，本書為當下抒寫歷史題材小說重樹了一種嚴肅的范式。著名歷史學家孫江認為“真”的歷史小說是非虛構的寫作，作者以歷史學者的身份進入由文本構筑的歷史現場，通過合理的想象和推理，將歷史的片段與片段、細節與細節勾連起來。做到了這一點，歷史小說家就超越了歷史學家。

而在網上，范仲淹被認為是用一把爛牌打出“王炸”的人生，從而成為讀書人進取精神的標桿。

特別邀請到郭寶平老師，在本期政邦茶座談談何為真實的范仲淹，他是如何“立德立功立言”的。

高明勇：我看不少評論家關注《范仲淹》時也都注意到“為當下抒寫歷史題材小說重樹了一種嚴肅的范式”，您認為小說筆法寫歷史，最大的難點在哪，又是如何克服的？

郭寶平：我總覺得以真實人物往往又是著名人物為主人公的歷史小說，如果憑空編造，不僅是欺騙讀者，也是對主人公和他同時代人的褻瀆。要開腦洞、奇思妙想，就不要以著名歷史人物為主人公。正是在這個觀念指導下，我寫的歷史小說被評論家認為重樹了一種嚴肅的范式。以小說的筆法寫歷史，難題是先要做夠歷史學家的功夫，再做小說家的功夫，而且弄不好會兩頭不討好。我把握的原則是在確保真實性的同時盡量提高可讀性，注重情節安排、氛圍烘托。在結構安排上，盡量把具有矛盾沖突的事件詳寫，主人公一般化的經歷略寫。比如這部小說里，范仲淹做西帥的內容就比較多。因為這期間發生的事情特別多，矛盾沖突比較尖銳，也非常能反映范仲淹的性格和為人。

高明勇：在網上有個好玩的問題，有人問，作為一個普通人,你最喜歡生活在古代歷史上的哪個朝代？答案幾乎都是選擇“宋朝”。您寫“宋朝歷史人物”范仲淹，有沒考慮過這個問題，純粹因為“這個人”，還是因為“這個朝代”？

郭寶平：考慮過。我寫范仲淹，可能最重要的還是朝代的因素。在我看來，古典中國人要到宋朝去尋找，范仲淹就是一個代表。

高明勇：這也牽涉到了另一個問題，為什么“宋朝”會這么受關注？

郭寶平：什么是好時代？文明進步的時代才是好時代。

高明勇：通讀您的小說，在《岳陽樓記》的印象之外，又描述了一個更全面、更生動、更鮮活的人物形象。范仲淹“輕一死而重萬代法”，采取“荒政三策”解決饑荒問題，做決策“完全根據事實分析、判斷，提出主張。為此，甚至不惜否定此前自己的意見。”您認為宋朝的議論之風、改革之風、忠義之風，都是范仲淹倡導起來的。作為曾經的體制內官員，您認為范仲淹是如何進行“決策”的？

郭寶平：范仲淹是儒者、仁者，他為官做事是基于儒家的道義。這應該是他在決策時把握的總原則。具體的“決策”，我覺得范仲淹做事主要是基于情理。讀范仲淹為一些官員寫的墓志銘、行狀，他推崇的是“斷獄必以情”，“政惟慈恕，不尚威罰”等等。宋人說“范文正公處大事必曲盡人情”，這是正面肯定的；朝廷給范仲淹的貶官責詞里，說他“區斷任情”，這是反面的指責。正反都指出范仲淹做事比較注重“情”。歐陽修是范仲淹的鐵桿“粉絲”，他說范仲淹很“自信”。

綜合這些信息，結合大量實例（書中這樣的實例很多）可以得出結論：范仲淹做決策主要是基于情理，按照個人判斷進行的。

高明勇：該如何評價范仲淹的“決策”風格？

郭寶平：基于情理的個人判斷做決策，比較體恤民間疾苦，總體上有利于為百姓做實事。但情理和個人判斷是有局限性的，失誤在所難免。比如范仲淹堅持認為西夏和遼交戰是作死，除非天要亡之，否則這樣的事絕對不可能發生。遼軍已攻入夏境，他還堅持說這是苦肉計，屢次要求朝廷發兵，用語十萬火急。如果按照范仲淹的判斷發兵，夏和遼可能轉而聯手對宋了。這件事就發生在慶歷新政期間，范仲淹身居高位，咄咄逼人，甚至要求皇帝扣押與之爭論的樞密副使富弼。他志同道合的好友樞密使杜衍和副使富弼、韓琦三人，一致反對他的主張，才避免了一次重大危機。事后有人拿這件事攻擊范仲淹，富弼為他辯護說，這是因為范仲淹憂國之切！

高明勇：寫完《范仲淹》，對自己意味著什么？一段創作的“結束”，還是“退休”后創作高潮的開始？

郭寶平：既然主動退回書齋，寫作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所以會繼續寫。

高明勇：我也注意到，《范仲淹》出版以后，好評如潮，這些評論中，您最看重哪種評價？

郭寶平：對《范仲淹》一書的評論，包括網上一些網友的評論，我基本上都認真看了，對我都有很大的啟發，讓我很感動。比如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邱華棟先生的一段話：“能夠超越時間的障礙和時代的阻隔，進入到時間深處，去打量他們具體的處境，描繪出他們在歷史中的聲音、心靈、整個復雜的充滿人性的形象。”丁帆教授不僅審讀了《范仲淹》試讀本并給出評語，還寫了評論文章。他對我的一些觀點有批評，很中肯，但更多的是鼓勵，不僅指出《范仲淹》“為當下書寫歷史題材小說重塑了一種嚴肅的范式”，而且認為《范仲淹》“既不是戲說歷史的商業快餐，也不是沒有血肉的史料堆砌，它是一部有血有肉的歷史藝術巨制。”還有一位新聞界的朋友，對《范仲淹》一書說了八個字：“為古人塑形，為今人立魂。”畫龍點睛，醍醐灌頂。

高明勇：梁衡先生將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評為“影響中國歷史的十篇政治美文”之一，作為范仲淹的傳記作家，您是如何看待這篇千古文章的？

郭寶平：寫作《范仲淹》一書，讓我對《岳陽樓記》有了新認識。《岳陽樓記》開篇就說：“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范仲淹為什么這樣寫？因為背后牽涉到一樁轟動朝野的大案，即滕宗諒案。滕宗諒字子京，是范仲淹的同榜進士、好友。他受范仲淹舉薦出任環慶路帥臣。此公為人疏散，好榮進，花錢大手大腳，西帥鄭戩是范仲淹的繼任者，也是他的連襟，此人熱衷于查貪腐案，他給御史爆料，說滕子京浪費、貪污，欺壓百姓。當朝廷派人前去核查時，滕子京搶先把賬本燒掉了。這引起皇帝和大臣們的極度憤怒，認定落實不了去處的三千貫公用錢是滕子京貪污了，按照法律要判死刑。就連一向維護范仲淹的樞密使杜衍也主張殺滕子京以正國法。如果滕子京果真貪污公用錢，就屬于私罪，按照宋朝法律，舉主要與被舉薦人承擔連帶責任。此時范仲淹擔任參知政事，正在推行慶歷新政，滕宗諒案一出，頓時將他陷入尷尬之地。舉朝都說滕子京該殺，范仲淹只能硬著頭皮形單影只地替滕子京辯護。宋仁宗此時對范仲淹很信任，頂著壓力，最后將滕子京貶到岳州了事。這件事對范仲淹的威信損害很大，也嚴重干擾了慶歷新政的推行。僅僅過了幾個月，范仲淹就急流勇退，以巡邊為名離開了朝廷，慶歷新政幾近夭折，對范仲淹的非議甚囂塵上，御史彈劾他“欺詐之跡甚明”，宋仁宗也不點名指責他“陰招賄賂，陽托薦賢”，范仲淹不得不請求外貶，宰相章得象還借機羞辱了他一把。這些內容書里都有詳細描寫，都是根據史料據實而寫的。了解了這個背景，結合范仲淹的人生經歷，再讀《岳陽樓記》，就明白為什么開篇說那樣的話。可以說，《岳陽樓記》是范仲淹向皇帝和世人表明心跡的，自勉且勉天下士；他對洞庭湖的描述，實際上是寫的宦海。梁衡先生把《岳陽樓記》列為影響中國歷史的十篇政治美文之一，名副其實。任何時代、任何人，職場上都不可能一帆風順，要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讀書人不管遇到什么不公、不平，報國愛民之志不能移，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