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微信群里面看到張進老師去世消息的。

前些日子，我還看到他在“渡過”公眾號上面發文章寫自己面對癌癥的心情，也聽一些同行說他的病情有好轉，想不到是這樣的結果，非常震驚。張進是知名媒體人，也是“渡過”公眾號創辦人。他也有重度抑郁的經歷，他用《渡過》這本書現身說法自己走出抑郁癥的經過。很多人是通過《渡過》了解抑郁癥的。

 那些年，我在南京大學讀社會工作專業。我和很多同學一樣，都是小城市考入了一個名牌大學，突然一下子就從機械化的應試教育來到了價值多元的大學校園，人是很不適應的。再加上周圍高手林立，從前的優勢很難發揮出來。許多人都有價值迷失、認同缺失，感到空虛的時刻。回想起來，我也有很多精神不健康的表現，比如故意不去上課、躲在宿舍不下床、暴飲暴食。大一那一年，我長了三十斤。后來通過朋友們的陪伴、自我學習、參與社會實踐，我慢慢找回了平衡。

有個別同學的狀況，比我更糟糕，有人有更嚴重的長期抑郁，也有人直接住院了，甚至還發生了極個別的自殺事件。當時學校的處理往往都是通知家長、勸學生自己住、建議休學，即便是對于處于康復狀態的同學，有些機會也會刻意不對他們開放。走過這么一遭的朋友們和我說，他們并不喜歡這樣的“關心”，也并不希望被當成異類對待。我一直都沒有覺得精神困擾是多么丟人的體驗，反而覺得這是一個失序環境下人對壓力的自然反應，我開始有了為同學們發聲的想法，開始希望呈現真實的抑郁癥人群的生態給大家看，到了研究生的時候，便決定把這個當作自己的論文題目。

我從2015年開始全身心投入抑郁癥和躁郁癥的社會調查，那時候我還是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生，我很希望和任何能在這個話題上聊上幾句的人有更深入的交流，所以發出了很多郵件、私信，凡是有回應的，我都會去當面請教。

2018年的3月，在之前并不認識的情況下，張進老師答應接受我的訪談。我們直接在他北京的家中見面。記得房子不大，他辦公的地方放了很多精神健康相關書籍。我問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他都一一作答，不時會說：“這個問題我之前寫過，你可以去看看。”

做精神健康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先不說社會和家人的不理解，就算是在親歷者內部，也會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聲音。許多人做這個事情，往往是自己或者親友有過生病的經歷，希望為類似的人找一條出路，有這種動力在，才會克服很多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

我們經常會在公眾號后臺、郵箱和線下活動的時候收到各種各樣的求助，大多數的求助都無法提供直接服務，我們會收集同類問題匯總，通過公開舉辦線上線下活動的方式去回應。同時我們也開放了“投稿”，雖然沒辦法做到一對一的陪伴，但是我們會通過做展覽、發公眾號推文的方式，來傳遞出親歷者的心聲，鼓勵當事人發展自身的潛能，促進社會對話。

網絡上經常說對抑郁癥反歧視、去污名，但真的回到現實生活里面，往往是找一個能做線下活動的地方都很難。許多場地對精神健康不理解，對公益不理解。在不斷尋找資源的過程中，我也認識了更多的朋友，慢慢地，事情就做起來了。

事情做起來的前提是自己身心的透支和周圍親友的大力支持，我們有一句話說得很幽默：“我為社會做公益，家人為我做公益。”前兩年，我被診斷為癌前病變，求醫問藥的過程中發現實際上真的陪伴在自己身邊的，也只有至親。我把那段經歷拍成了紀錄片，在知道張進老師得癌的事情后，幾次想過要不要發給他看看，后來終究是擔心叨擾沒有發。

這些年，做精神健康公益的人很多，來了走，走了來。有的人自己有抑郁癥，做著做著，情況惡化，沒辦法再正常工作；有的人，沒有穩定的收入，過于消耗，做了一段時間去了別的地方掙錢；有的人，被太多人當成救命稻草，消息回不過來，事情忙不周全，反而落得被埋怨。走的人很多，留下來的也不少，張進老師和他的“渡過”，一直都奮戰在這個領域。

做精神健康的這些年，遇見死亡，是常事。但遇見同行的去世，是第一次。

以前有很多問題很多困惑，總想找前輩、老師回答，后來發現這些事情，大家都是頭一次，等到前輩們也逐漸退場，等到自己也有了學生在帶，回看這片荒原，才發現許多問題，慢慢已經有了答案。我們已經一起“渡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