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昌前往昭覺的大巴車是禁煙的，但一群彝族男人在車上肆無忌憚地吸煙。

路邊停車休息時，有彝族山民出售烤土豆，很多乘客去購買。這簡直是我吃過的最好的土豆。當地朋友說，土豆是很多山中彝族家庭一年的日常主食。他們沒有其他食物，只能吃土豆，所以土豆烤得特別好，這些能下山到路邊賣烤土豆的，已經算是有點小錢的。

涼山懸崖村

涼山的懸崖村被媒體爭相報道過，村子里的人每天出入要爬繩梯。在媒體報道中，懸崖村既是中國各地發展不平衡的極端貧困典型，也是政府不放棄老少邊窮地區的扶貧典型。政府把懸崖村的繩梯換成鋼管梯，還常有官員去看望他們。

我來到涼山時，發現當地人一大愛好是玩短視頻。他們靠拍攝爬梯子上下村子的過程，能獲得一些收入，儼然是一項全村活動。

本地人說，懸崖村并不是涼山最窮的地方，甚至不能算很窮，只是窮得有特色。那些真正窮得地方，是窮得毫無特色，完全不會被外界知曉，即使知道了也不會關注。他們還說，懸崖村本地人并不愿搬走，因為只有留在那里才能得到補助，當地官員也不愿意他們搬走，這樣才能得到上級政府關注。這種說法固然有些偏頗，卻也反映人們對樹立扶貧典型的真實看法。

昭覺是一座外表看起來有些落后的縣城。在城市中心的烈士紀念碑廣場四周，有大量彝族人坐在街邊聊天抽煙。他們大多穿著傳統服裝，包著頭巾。男人披著藍色或白色的披風，當地人叫“查爾瓦”。

在文化館前，一群彝族孩子在練習鬼步舞。他們上身穿著民族服裝，下身則是很潮流的褲子和鞋。我發現，很多昭覺的彝族都喜歡玩短視頻直播，尤其是自己唱歌跳舞的視頻。本地朋友說，彝族人有跳鬼步舞的天賦，這是他們跳竹竿舞練就的。

在顧彼得眼中，彝族人身材高大、體形健美，有著貴族騎士般的威嚴氣質。他筆下充滿了對彝族人的同情，認為是漢族的壓榨造成了民族對立。一方面，顧彼得作為西方人，不可避免地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有一種特別的情懷，西方人曾認為彝族人可能是雅利安人后裔。另一方面，顧彼得當時見到了著名的彝族領袖嶺光電，那是一位有著卓越現代意識、極具個人魅力的領袖。

而在孫明經（編注：孫明經是一位攝影師和紀錄片導演，1939年，孫明經加入中英庚款川康科學考察團，進行地理人文考察，拍攝了8部影片。）對寧屬的敘述中，則這樣寫道，“倮夷有尚武精神，起居簡單，具有上等戰士所必具之優點，宜善為編導，使成國防勁旅。寧屬不僅為重要工業所賴之金屬礦所在地，且為‘建軍工業’所賴之‘人礦’所在地”。孫明經在描述中，更多從國家整體需求出發，認為彝族適合作為士兵。他雖然用了“倮夷”這樣的蔑稱，但這是當時漢地通行的稱呼。在其他部分，他也提及鴉片煙土對本地人的毒害。直到現在，這依然是涼山地區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彝族地區，佛寺、教堂和清真寺都不多見，彝族人傳統上比較排斥外來宗教。在十九世紀末，很多西方傳教士試圖進入涼山地區傳教，有一些被當地彝族部落殺害和驅逐，留下的教堂大多在漢族縣城或彝族生活的地區邊緣。其中，保留完好且建筑風格獨特的是德昌天主堂和會理天主堂，這兩座教堂是同一位傳教士主持修建的。

德昌老教堂

德昌是一座很古老的小城，以漢文化為主導。有一條古街，中心是一座鐘鼓樓，城樓兩邊牌匾寫著“南通蒙治”、“北達京畿”，這是漢地縣城的傳統標配。以這座鐘鼓樓為界，向北叫上翔街，向南叫下翔街，德昌天主教圣心堂就在上翔街上。

這座教堂周圍是比較老舊的民居，老照片上的正面圍墻和大門已經不在了，只有鐵欄桿圍著。教堂主樓是民國時期常見的中西結合建筑，整體是西式的羅馬風格，但在屋頂飛檐的細節上卻帶著大量中式元素，門窗均有拱起。外觀最有意思的設計是，教堂樓頂采用的不是傳統西式教堂的尖頂，而是中式四角飛檐中間的一座寶瓶，這個細節把中西文化元素結合得非常巧妙。

民國時期，很多教堂為了吸引當地人，往往樂于融入中國文化，就出現了地方教堂融合中式風格，外國傳教士穿長衫通漢學的情況。這座教堂的現存墻面很老舊，題字只剩下中間“圣心堂”三個字，兩邊的字被清掉了，能看到一點痕跡，木頭大門緊關著。

教堂內好像沒人看管。正門旁邊有一座小門，一把沒鎖上的鎖頭掛在上面，我打開門進入教堂旁院里。進入院子能看到神父辦公室，同樣也沒有人。比較遺憾的是，墻壁上原來的文字都被清理掉了，無法辨認出當年寫的是什么。

神父辦公室旁有一座碑，上面記載了教堂的歷史。法國傳教士在1896年進入德昌傳教，這座教堂修建于1908年，一直活動到1950年。之后天主教學校被政府接管，教堂的田地被收歸國有，宗教活動受到限制。1965年之后，教堂徹底停止活動，建筑也受到破壞。直到1982年，天主教會在德昌重新開始活動，1997年進行了重修，2000年開辦教會幼兒園。

我去的時候，教堂主樓沒有鎖門。天主堂內部是傳統而簡單的樣式，白色墻壁、紅色柱子、綠色木頭拱頂，大門上方有一處漂亮的彩繪，下面寫著“獻祭罪贖”。側面墻壁上是中式鏤空的窗子，但有所損壞。

德昌天主堂可以說是天主教會在涼山地區不多的幾座教堂遺存。當地的民族和政治沖突很容易波及教會，在傳統穩定的漢族縣城相對更能保存教堂。我要去的下一座教堂也在一座傳統古老的漢族縣城里。

會理老教堂

會理是一座古老的漢族縣城，也是一座開發完善的旅游小城。這里已經是涼山州的最西邊，靠近云南，經濟發達，甚至有傳聞說，這里要從縣升級為市。明清時期，會理商幫發達，古城內保存了大量明清時期建筑。這座城也和明朝初期月魯帕木兒叛亂有關，叛亂之后，原本的土城墻被毀掉，重建了磚石結構的新城。明朝政府將這里作為重要的交通和防御地點，其中最重要的北城門保留到今天，成為重要的旅游景點。

會理天主堂在北城門東邊的一條街上。我去的時候正好趕上教堂維修，無法參觀。這座教堂同樣是中西結合的建筑，但與德昌天主堂不同的是，這座教堂把中西兩邊分開，主樓正面是法國羅曼式磚木結構建筑，三個尖頂呈山字形，墻體厚重，半圓形拱券。后面的鐘樓則是中式重檐六角攢尖頂的木結構建筑。因此，從側面看起來，前后形成中西兩種風格的并置。

這座位于旅游街區的教堂外觀修飾得很好。灰色整潔的墻面，褐色與白色相間的紋飾，讓這座教堂看起來更新。這座會理天主教堂建成比德昌天主堂要晚20年。1863年法國天主教傳入會理，1902年設立教堂，而這座教堂是1926年修建的。

德昌和會理這兩座天主教堂，由同一位神父——法國傳教士賈元禎神父（Paul Audren）主持修建。賈元禎神父屬于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這是一個從事海外傳教（尤其是亞洲地區）的天主教使徒團。在中國，他們陸續開辟了包括成都教區、康定教區、重慶教區、寧遠教區（西昌）、敘府教區（宜賓）在內的14個教區。

從會理返回西昌時，已是農歷新年前最后幾天，西昌城里最熱鬧的是老城區的年貨街市，我買了一些彝族的手工藝品、服裝配飾和漆器。當然，我不確定那是當地彝族人手工制作的，還是來自義烏批發市場。

尾聲

在西康的二十天探訪，我從北向南，穿行了原西康的康屬、雅屬、寧屬地區。坦率地說，西康地區的近代歷史遺留并不多。也許川邊地區在近現代一直處于紛爭當中，在緩沖地帶上不太容易進行大規模建設，而西康省存續時間又太短。

從這個角度看，西康地區的歷史從一開始就充滿制衡和妥協。元朝蒙古統治者在西南邊區設立土司進行管理，這種放權是蒙古人對待帝國邊區的方式，只需按時征稅就可以獲得一定自治權。對于外來的蒙古人來說，這有利于管理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地區。

明朝延續了這一制度。但到了清朝后期，這種制度的弊端開始顯現。土司作為少數民族地區的唯一統治者，只要不叛亂，中央政府基本上默認土司可以為所欲為。英國人在這一時期的介入帶有強烈的政治野心，不但試圖控制西藏地區，更想通過西藏進入四川，而土司們對此態度曖昧。雖然他們并不愿接納英國人，但也不那么順從地成為帝國的邊地屏障，這導致了帝國的中央政府開始考慮撤銷土司。

這種嘗試在中華民國建立前就開始進行。到了民國時期，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中國獲得了喘息機會，英國人不再那么積極地介入西藏問題。但清朝滅亡打破了原有的天下共主體制，藏區與中央政府只有名義上的隸屬關系。在此時期，西康地區主政者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制衡拉薩政府對川邊的控制，通過宗教上的懷柔和軍事上的試探維系脆弱的平衡，也包括利用云南的新軍和青海的穆斯林軍閥對藏區進行牽制。

這期間，紅軍長征在西康的藏區及彝區傳播了革命思想。很難說，當地土司們是真的認同革命，還是作為在漢人政治派別之間押寶的手段，但這讓少數民族地方統治者之間就派別問題產生了分歧。這意味著，后來的西康地區統治者，要拿出更多務實的誠意來拉攏民族地方領袖，包括經濟建設和教育發展。

直到共和國建立后，解放軍進入西藏，確認了國家最終的邊界，并通過1950年代中期對藏區和彝區叛亂的鎮壓肅清，實現了西康地區對中央政府的徹底認同，也由此實現了西康省的歷史目的。

我的這次探訪，還存在很多遺漏，并沒有涉足西康省西部地區。但由此可找到一些理解“邊地”的思路，也希望讓更多的人思考邊區復雜的政治與文化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