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2年4月1日，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以視頻方式出席第二十三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人民視覺 資料圖

12月1日，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來華訪問。這是他任職后首次訪華，也是新冠疫情發生后，歐盟最高領導層成員的首次來訪，意義重大。米歇爾與我國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分別進行了會見，達成了不少共識，強化了雙邊合作意向，也促進了相互理解。米歇爾為何選擇此時訪華？今后中歐關系能在哪些領域進一步開展合作？中歐關系發展的最大障礙或挑戰是什么？圍繞上述問題，“復旦歐洲觀察”學術共同體（由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青年學者自發組成的一個學術共同體）部分成員和特邀嘉賓就此進行了研討，并發表各自觀點如下。

“復旦歐洲觀察”學術共同體部分專家（排名不分先后）：

簡軍波：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

彭重周：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后

嚴少華：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員

張亞寧：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青年副研究員

特邀嘉賓：

韋宗友：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米歇爾在復雜國際局勢背景下的中國之行

韋宗友：米歇爾來華，也有通過發展對華關系，加強歐洲戰略自主，反制美國在經貿上“盤剝”歐盟的考慮。

最近一段時間，歐洲因為美國向歐洲輸出天然氣價格問題、拜登政府通過的《削減通脹法案》在電車補貼上對歐洲車企的“歧視”，以及美國《芯片與科學法案》大力扶持“美國制造”對歐洲芯片產業的“虹吸效應”等問題，對拜登政府十分不滿。歐盟普遍認為，拜登政府一方面要求歐盟在對俄羅斯及中國等戰略問題上“向美國看齊”；但另一方面，卻在經貿問題上處處“占歐洲便宜”，甚至落井下石，讓歐盟遭受損失，歐盟對此深感不滿，也認為有必要通過發展對華經貿關系，平衡來自美國的經貿壓力，維護歐盟經貿利益。

嚴少華：米歇爾訪華有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落實10月份歐盟峰會對華政策討論所達成的共識，此次峰會達成的重要共識是歐盟多面性對華政策仍然適用，合作仍然是中歐關系舉足輕重的一部分；二是平衡成員國層面和歐盟層面的對華關系，米歇爾在幾個主要歐盟成員國與中國領導人進行雙邊會晤之后訪華，希望發出協調和統一的聲音，避免歐盟機構在對華政策中被邊緣化；三是美歐近期分歧有擴大的趨勢，尤其是在經貿領域，歐盟內部對美國《削減通脹法案》中的一些保護主義措施頗有微詞，甚至揚言報復。米歇爾訪華與法國總統馬克龍訪美差不多同期進行，歐盟也有借米歇爾訪華在經貿問題上向美國施壓的考慮。

簡軍波：米歇爾在復雜國際局勢背景下訪華，對維護中歐友好和促進中歐合作具有積極意義。他能踏上中國土地就象征著歐盟有加強中歐關系的強烈愿望，這是中歐關系繼續前進的重要動力之一。尤其考慮到他還受到歐盟內部和成員國對其中國之行的一些壓力和質疑，這一訪問更顯難能可貴。

張亞寧：米歇爾此次訪華除了當前烏克蘭危機需要中國發揮更大建設性作用這一目的外，還有穩定中歐關系宏觀大局的考慮。自烏克蘭危機爆發后，歐盟成員國政府和民眾的對華態度發生了較大程度的惡化，其中不乏呼吁“重新定位”對華政策的聲音。作為歐盟27個成員國的外事代表，歐洲理事會主席訪華顯然也有穩定中歐關系、統籌協調“后疫情”時期中歐關系發展的考慮。

彭重周：德國總理朔爾茨11月初訪華之后不到一個月，米歇爾也對中國進行了短暫的訪問并與習近平主席進行了超過三小時的會見。與朔爾茨相同的是米歇爾也把烏克蘭問題放在議程的首要位置，并將中國在俄烏沖突中不偏向俄羅斯作為最重要的目標。

但除此以外，與朔爾茨以務實態度討論經濟問題為主軸的訪問不同，米歇爾在訪問和會談中的其他主要關切都是寬泛的原則性問題，例如市場準入問題、國際治理問題等。在這些議題上米歇爾基本都只是重復了歐盟一貫的原則性要求，而沒有談及具體政策落實方面的目標。由此可見，米歇爾的訪問主要是為了展現歐盟在中歐關系中能夠扮演一個獨立角色，且能與中國政府在對歐洲最為重要的俄烏問題上進行對話。

彰顯這樣一種外交姿態是米歇爾此行最為重要的意義。鑒于他此次是克服了歐盟內外不少官員的批評和壓力下進行的訪問，可以認為對于歐洲理事會來說，展現出歐盟外交獨立性這個姿態對其對外關系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這種重要意義的背景就是俄烏沖突對歐盟對外關系的沖擊。2019年歐盟提出對中國“合作伙伴、競爭者、對手”的三重定位，但這三種定位在中歐關系中分別占有的比重是動態變化的。在俄烏沖突之前，歐盟在中歐關系中的重心是將中國視為“對手”。但俄烏沖突之后，出于防止中國完全偏向俄羅斯的戰略需求，歐盟逐漸將“對手”這一定位的調門放低，開始加大“合作伙伴”和“競爭者”的定位權重。這種對華戰略認知的轉變是促成朔爾茨和米歇爾訪華的重要因素。

“英雄惜英雄”也可以是中歐合作的一種境界

簡軍波：對中國而言，推進中歐關系良好發展是當務之急。有觀點認為歐洲已經和美國綁在一起，不值得我國花大力氣與其發展關系，強扭的瓜不甜。這一觀點過于悲觀，事實上，歐洲與美國并不完全相同，雙方在如何對待俄烏沖突、解決國際能源危機、看待聯合國的地位，乃至于如何處理對華關系等方面都存在顯著差異，而且雙方在經貿領域也還存在深刻摩擦，歐洲也在持續追求其“戰略自主”。

因此，歐洲有自身獨立的對外戰略思考，并不完全依附于美國。這決定了歐洲可以在國際社會發揮獨立且獨特作用，在某些方面可以與中國形成合作關系。

基于此，中國應繼續支持歐洲的“戰略自主”，尊重其在國際社會發揮獨特作用的地位，尋求與其一同塑造更為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的機會。為更好深化與歐洲的合作，這就要求我國將歐洲在我國對外戰略中的定位基于客觀現實厘定清楚：歐洲是我國追求多極化世界的伙伴？是推進文明多樣性的同路人？是反對美國霸權的同志？還是促進國際經濟自由主義的朋友？或者都是？

彭重周：中國對中歐關系仍然保持了一貫的定位，即中歐不存在戰略差異，雖然在不少領域的訴求有所區別，但合作前景廣闊。由此可見，當下中歐關系的變化主要是源自歐盟戰略的演變。

簡軍波：面對這樣一個歐洲，我國與其不僅在功能領域，也包括在戰略層面有巨大的合作空間。功能領域的合作已經討論較多了，包括市場開放、新能源、氣候變化、健康、金融、核擴散等等。這些領域合作若能得到后續推進和落地，會在很大程度上深化雙邊關系。

戰略領域的合作需要得到深入討論。中歐都追求國際民主化，致力于維護聯合國權威，尊重國家主權原則，尊重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追求國際獨立自主地位，偏好基于自由主義的經濟全球化，這些表明雙方在塑造國際秩序方面并非完全沒有共識。

從推動國際秩序發展進程這一更為宏觀的視角來看，中國能夠在推動聯合國系統（包括世貿組織）的改革與權威的重塑、實現維和與地區和平建設、維護落后發展中國家的穩定和促進繁榮、以至于推動多極化世界方面，都能夠推進某些與歐洲可能的共同行動。當然，合作不都表現為要制定共同行動路線與致力于共同方案，在一些國際問題上能夠不相互拆臺，能夠相向而行，都是中歐實現合作的重要表現。英雄惜英雄，而無需共同扶持，也不失為合作的一層境界。

故而在國際秩序調整變化背景下，中歐應超越功能性領域合作而尋求戰略合作，再將戰略合作思維化為具體的合作項目與合作精神，可能會更好地促進中歐關系的鞏固與進步。當然挑戰也同樣巨大，就像“冷戰”時代一樣，歐洲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我國存在根本性矛盾，但這沒有妨礙中歐發展良好合作。這些歷史經驗能給“后初代全球化”時代的中歐關系帶來新的啟示。

韋宗友：中歐作為世界兩大重要政治力量，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發展、應對全球挑戰等方面，有著共同利益，也有著廣闊合作空間。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中歐可以通過推動俄烏雙方走向談判桌、通過談判和對話，盡快結束流血沖突，防止戰爭失控；強調捍衛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維護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各國主權與領土完整；共同反對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倡導核武器用不得、核戰爭打不得，防止亞歐大陸出現核危機。

在促進世界經濟發展方面，中歐兩國應進一步加強經貿合作，推動經貿關系邁向新臺階，采取切實措施防止“脫鉤斷鏈”，創造條件盡快推動中歐投資協定的落地，為歐洲和世界經濟注入正能量，降低歐洲和世界經濟衰退風險。在應對全球挑戰方面，中歐可以加強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治理、防擴散、能源安全和糧食安全、發展援助等領域對話、磋商與合作，打造全球治理戰略伙伴關系，推動中歐戰略伙伴關系走深走實，造福雙方及世界各國。

嚴少華：米歇爾此次訪華是在美國持續向歐盟施壓，尤其是在芯片等高科技領域要求追隨美國的背景下展開的，因此訪問本身就是歐盟戰略自主的一種體現。雖然中美關系近期也出現了回暖的跡象，兩國領導人最近的會晤也為中美關系設定了“地板”和“護欄”，但中美關系更可能的走向是在這個設定的“地板”上持續摩擦，而中歐關系則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間。

通過此次米歇爾訪華，歐盟也更明確地發出了反脫鉤、反冷戰、反對抗的信號。中國可以抓住這樣一種信號，盡快恢復中歐高層次對話和各領域交流，尤其是學術與人文交流，為中歐合作打開新的空間。

張亞寧：就中歐關系的未來合作而言，毫無疑問，中國與歐盟在維護全球貿易體系穩定、氣候環保等全球治理領域有著廣闊的合作空間。當然，也必須清醒的認識到中歐在如何定義“多邊主義”，以何種原則進行全球治理等核心問題上仍分歧巨大。但無論理念分野何其深，雙方都應該，也必須保持溝通渠道的暢通，越是困難重重越要堅信“對話的力量”。

中歐關系發展的最大障礙或挑戰是什么？

簡軍波：一次訪問解決不了中歐之間存在的眾多問題。雙方在許多價值觀和理念、對國際事務的看法、對一些問題的解決途徑都存在根本分歧，故而米歇爾訪華后，中歐關系依然會持續面臨許多重大挑戰。

不能過高估計歐洲在實現我國對外戰略目標上的功能，歐洲具有對我友好和充滿敵意的兩面性。最客觀的認知可能是：歐洲依然是試圖擺脫美國霸權控制的“第二世界”，但也越來越具有爭奪傳統上屬于“第三世界”的地緣政治抱負。這樣一個歐洲在處理對華關系時會是一個極度矛盾的復合體，既要和中國發展政經關系以獲取經貿利益和擺脫美國的霸權控制，又要通過在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顯示對華強硬來部分實現其“獨立性”。

彭重周：朔爾茨、米歇爾，以及可能將在2023年初訪華的馬克龍在短期內紛至沓來，代表了歐洲主要國家和歐盟在短期內重塑和穩定中歐關系的努力。可以說，在俄烏沖突告一段落之前，中歐將會維持一種“競爭但不斗爭”的關系。但決定未來中歐關系長期的走向主要取決于兩個要素。第一是中歐如何在處理雙邊經濟交往中各種矛盾的同時進一步發展經濟關系；第二是歐盟能否避免從零和博弈的角度看待中國不斷擴大的影響力，并和中國在差異中共存。這兩點將決定中歐關系能否從“競爭而不斗爭”走向“和而不同”。

張亞寧：當前中歐關系的發展挑戰不容忽視，經貿領域的合作過去是中歐關系穩定的“壓艙石”；但伴隨著一系列歐盟貿易救濟法律的醞釀與出臺，維護供應鏈的穩定和韌性反而成為中歐經貿關系的主旋律。正因為如此，習主席在與米歇爾的會談中提出打造“數字經濟、綠色環保、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增長引擎。對于米歇爾表態“歐方愿同中方繼續推進歐中投資協定的進程”，考慮到當前的歐盟方面的政治障礙并非歐洲理事會，我們應該聽其言觀其行。

“中歐觀察”是復旦大學的歐洲研究學者的專欄，立足中國本位，聚焦中歐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