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關注的“女子患癌找人撞死自己”案，近日有了新進展。江蘇句容市人民法院判決：被告人徐紅偉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被告人王斌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緩刑2年。 

2008年，吳敏（化名）被診斷為宮頸癌。在病情進入晚期并自殺未果后，吳敏多次聯系朋友徐紅偉，求他開車把自己撞死，其丈夫王斌也承諾，事后絕不會找徐紅偉麻煩。2017年6月15日，徐紅偉在約定好的地點，開車撞向吳敏，并二次碾軋，后者于4天后死于家中。案發后，徐紅偉和王斌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起訴。 

這是一起交織著人倫、道德、人性與法律沖突的案件，可謂悲劇之上又添悲劇。法院的判決，充分考量并調和了案件中的種種矛盾。而類似的案件，并非第一次出現，比如2012年的東莞“孝子殺母”案，2016年的“雇人殺己”案。他們有一個共性，即處于痛苦中的病人尋求以死解除痛苦。 

這類案件，每次都引發了一波對安樂死的討論。但安樂死，目前在全世界范圍也仍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話題。如何評定要求安樂死人的真實意愿，它會否引發道德和法律的雙重風險？特別是在當前我國這樣一個醫療保障水平相對較低的社會中，是否會出現違背病人意志的被“安樂死”？ 

凡此種種，都是擺在安樂死合法化面前無法回避的現實命題。至今，全球只有極少數幾個國家安樂死合法，多數國家也正是出于以上顧慮。 

相較于安樂死，“尊嚴死”或是一個相對中性、更易被接受的做法。它與安樂死相比，側重的是讓人在生命的最后階段，能夠減少痛苦，獲得更好的生存質量。比如，不主張過度治療和搶救。去年，作家瓊瑤在帶有遺囑性質的公開信中，要求子女在萬一自己病重時，不要讓其軀殼被勉強留住而受折磨，就屬于對尊嚴死的呼喚。 

要實現尊嚴死，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是臨終關懷。但這方面的基礎仍非常薄弱。一是沒有形成普遍的觀念。對于無治愈希望又處于痛苦階段的病人，靠機器延續生命而非讓他們解除痛苦和不適，仍是多數患者家屬下意識的選擇。二是，臨終關懷服務也還非常稀缺。2016年，有媒體曾披露：我國老年人已超過2億，但全國僅有146家醫療或養老機構、2家社會團體開展緩和醫療、臨終關懷類服務。

另外，涉及病人尊嚴的鎮痛問題，相關用藥觀念也亟待改善。有分析指出，長期以來，從家屬到醫生都認為，鎮痛藥易致癮，副作用大，所以臨床使用上一般非常克制。這也增加了臨終病人的痛苦指數。但實際上，這種觀念或許并無醫學支持。上海市交通大學附屬瑞金醫院腫瘤科副主任張俊曾坦言，“大量臨床實踐證實，癌癥患者因長期使用嗎啡止痛而成癮者，極為罕見。” 

臨終關懷意識欠缺，相關服務未普及，加上臨床用藥觀念上有誤區，使得吳敏這樣的病重患者即便沒有醫療負擔，解除痛苦的能力也相當有限。想到“一死了之”，便變得很自然。引發悲劇，也就成了社會、法律之痛。 

吳敏式悲劇，所指向的關鍵問題，便是病人在生命最后的痛苦階段，到底如何維護尊嚴。而一個病人最終只能想到快速求死來解除痛苦，早就無尊嚴可言。要破除兩者間的錯位，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不管難度多大，都不應該再被忽視。這不僅關涉能否讓吳敏這樣的悲劇少一點，也事關每一個人的尊嚴。

樹立尊嚴死意識，從患者家屬到醫療系統，把解除無治愈希望患者的痛苦放在更突出的位置，應是相對可行，代價和成本最小的一種方式。在這方面，一些民間機構和組織甚至個人其實都已有行動。 

前幾年有一本暢銷書叫《最好的告別》，其中有一個觀點，或值得所有人深思：（病人臨終階段）無論我們能夠提供什么，我們的干預，以及由此帶來的風險和犧牲，只有在滿足病人個人生活的更大目標時，才具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