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工作日的清晨7時左右，貴州畢節黔西縣金蘭鎮瓦房村華崗組58歲的代課教師楊紹書都會準時帶著寨子里的孩子，攀爬烏江上游哈沖河峭壁上一條約4公里的“天路”，到達崖上的華山小學。“天路”最險處近乎直角，崖頂距谷底垂直高度有100多米。

這條路，他一走就是22年。

但從今年5月起，瓦房村華崗組十幾戶將整體異地扶貧搬遷進縣城，“代理爸爸”楊紹書“讓孩子們走出大山”的愿望就要實現，窮了幾輩子的苗寨人再也不用走那條“天路”了。

每天七點多，楊紹書就帶著他的苗寨孩子上懸崖去學校。澎湃新聞記者 陳凱姿 圖

喝一杯再上懸崖陡壁

瓦房村華崗組的苗寨在烏江上游哈沖河北面的數百米懸崖峭壁中間，靠絕壁上一條險路出行，村里人只講苗語，他們幾乎不知外面的世界。楊紹書打趣說，苗民不怕別人來偷豬牛，因為根本就帶不出去。

幼時的楊紹書求知若渴，抄絕壁上的這條險路，進了學堂，一直念到初一，成了寨子里學問最高的人：會說漢語，懂些算術。1976年某天雨夜，公社的書記彭正祥敲開楊家木門，說路太危險，勸他干脆留在寨子教娃娃。那時16歲的楊紹書還是個大孩子，耳根一軟就應了。

1977年，楊紹書在自家堂屋開辦了哈沖教學點，用苗漢雙語免費教學，當時頗有些“洋氣”。直到1996年，教學點按要求并入崖上的華山小學，楊紹書帶上鐮子和鋤頭，把那條長滿荊棘、曾割傷自己無數次的“天路”重新整理出來，日復一日領著孩子上崖讀書，一走22年。

華山小學三年級班里共15個孩子，他們大多由楊紹書教會漢語。澎湃新聞記者 陳凱姿 圖

村里人都知道，去年有個道路規劃師尋“天路”下寨子，中途踉蹌摔下陡坡，相機和設備也被砸壞。外來人害怕，楊紹書卻要每天早上喝上一兩苞谷酒再上山。

“喝一點，膝蓋會軟一點。”楊紹書年紀大，走了幾十年山路，膝蓋磨得“嘎嘎”響，腿也患上風濕。

黔西山里濕熱，路上滿是泥土和腐草味道。剛走幾分鐘，雨就來了，一小時路程有時會碰上好幾場，這是楊紹書最擔心的天氣。他領著寨子里三個孩子，不打傘，繼續上攀。石崖上辟出的路，危機四伏：壘砌的石頭，有光滑的鵝卵石，沾上水后鞋老踩不穩。有的則帶著尖梢，摔上去即可能刺入皮肉。懸崖上漏空的地方，有人放上幾根大木頭，圍上灌木，以防不測。

走這樣的路還能把雙手背在身后的人，寨子里只有楊紹書一個。

4月26日，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隨著楊紹書的步子，10分鐘不到就氣喘吁吁。頭發油濕的楊紹書有意放慢速度，身后的孩子們立馬跟上，不敢掉隊。

最危險的一段，坡度近乎直角，記者需抓著樹根或石頭才能爬上去，感覺整個身子懸空了，四肢發抖。孩子們手不夠長，楊紹書就一個個拉或馱著，一雙皮鞋不停地蹬坡上的軟泥巴。

近一個半小時，眾人終于爬完山路，再走一公里沙石和水泥路才能到學校大門。

放學后，同一方向的17名苗族孩子排著一隊，從幼兒園到三年級，緊緊跟著楊紹書回家。孩子們眼里，沉悶的楊老師在路上“話太多”：一會兒叮囑別吃零食，安心走路；一會兒要對大孩子交代“照顧好弟弟妹妹”。直到送完最后一名學生，他才閉上嘴巴。

當天，同行一位成年人一腳踩空，就從兩米高的陡坡直挺挺地摔下去。而這條路，楊紹書走了22年，里程超5萬公里。這期間，從來沒有孩子出過安全事故，也從未有孩子輟學。

學后，孩子們排成一排，緊跟著楊紹書準備回家。澎湃新聞記者 陳凱姿 圖

“騙”了自己41年

在以前，苗寨人上街趕集，或是做點買賣，苦于不會漢語，只能用手比劃。當時，楊紹書期望讓孩子們讀書“走出大山”，并非要學多少知識，只要能懂點漢語就行。

正因早前的山路更險，苗寨里的同齡人大多沒進過學校。10歲的楊紹書勉強能夠攀上山崖，也要帶上刀斧，一邊走一邊砍灌木叢。得虧家里只有一個男孩，連5分錢的包子也買不起的年代，楊紹書僥幸上了初中。

楊紹書的啟蒙教師叫崔興漢，只讀過4年級就出來教書。剛開始教課，楊紹書只會模仿崔老師的樣子，有些怯場。后來便安慰自己：學生本來就不懂，講錯了他們也不知道。楊紹書記得，那一陣都是晚上摸黑找崔老師學漢語拼音，白天再去教給孩子。第一屆學生7人，最大的只小自己3歲。楊紹書說自己至今已教了那位學生家三代人。

當教師是有面子的事，楊紹書過去一直這么覺得。不過，幾十年里，他的工資僅從10幾元錢漲到100多元，他不敢往外說。2000年，因多生了一胎，政策規定楊紹書不符合轉正條件，他工資依舊只有100多元，是正式教師的1/30。2017年起，楊紹書的工資加補貼終于達到2700元，可還是只有正式教師的一半。

楊紹書的父母、兒孫和其他多戶村民已搬上了山崖，自己和愛人卻還在崖壁泥沙糊的房子里，只因還有幾戶人家沒錢建新房，留守的孩子需要人送去上學。

楊紹書當年的同齡人，有當兵的，有去了保險公司。就算外出打工或下河捕魚，都比教書強。他只記得最困難的時候，妻子每年喂上兩頭牛，種上大片生姜，起早貪黑割草，用自己每月100多元錢帶大了4個孩子。

“她一直覺得，自己丈夫是名教師，臉上很有光。”楊紹書說。寨子里的人也總是主動來幫他家干農活，“教師”是他們最尊重的人。

“教師光榮”，楊紹書覺得自己用這個借口“騙”了自己41年。

“天路”上到處是險情，楊紹書需格外謹慎小心。澎湃新聞記者 陳凱姿 圖

不管誰來，都不能耽誤上課

“傻”到騙自己，只是楊紹書的一面，華山小學校長王毅還曾因楊紹書的固執，和他吵過幾次。

有段時間，當被各級領導或者越來越多的媒體關注時，他漸漸開始有抵觸情緒。以至于有一次采訪進行一半，他心情焦急，說了句“我要去上課了”，便中途離開，理由正是怕耽誤給學生上課。

又比如，去年某天上課期間，他的孫子楊濤突發高燒，楊紹書居然不送醫院，堅持要上完課，不耽誤其他人。王毅當時聽到那句“沒事死不了”后，氣急敗壞。而他又清楚地記得，這位“固執佬”遇上別家孩子生病，都立即親自背去醫院、背回家里去。

“7點走，最遲7點半，我不管你什么人來找，都要按時把孩子送去學校。”看上去，楊紹書對于教學進度比起其他老師更顯得急迫。

11年前，王毅剛從學校畢業，來到華山小學時，看到華崗組的苗族孩子冒雨爬上懸崖，到了學校大門后，個個膝蓋以下全被水浸透；苗族小孩初學漢語非常困難，他們拼命睜大了眼睛，認真看著老師，想要學，但就是聽不懂。最簡單的“長和短”的區分，都離不開用苗語解釋，小學二年級以前的孩子，幾乎沒人愿意教，也沒人能教，除了會“雙語”的楊紹書；而就在懸崖上的苗寨里，沒有上過學的成年人都有不少，讓他們都懂漢語，需要更多時間。

楊紹書需要在有生之年完成這個任務，因為沒有人愿意來接班，學校6名教師，外來支教的就有兩名，這學期完畢，就要走了。

他給學生唯一的要求，就是多學點漢語，走出大山。至于大山外面是什么，連他自己都不怎么知道。他去過的最遠城市是很久以前的貴陽，那就是他心里大城市的模樣。

從2007年至今，華山小學學生人數由225名銳減到63名，很多教師選擇了離開，可楊紹書仍在那條險道上來回地走。比他小幾歲的同校教師劉波直搖頭：“這種事我想都不敢想，絕對做不到。”

當老師收入極低，楊紹書一直住在祖上留下來的破舊房子里。澎湃新聞記者 陳凱姿 圖

爺爺、爸爸、老師

6歲的李曉彤是楊紹書的外孫女，上一年級，因為“開開小灶”的關系，已經會聽說簡單的普通話。她漂亮懂事，也講禮貌，見著年輕的男性都叫聲“叔叔”，隨手端上一杯苦丁茶。但一旦有人問到“想不想爸爸媽媽”，她就突然不說話了。

寨子里的孩子大多一樣。他們有時也調皮，說沒有楊老師帶隊，自己也敢上下懸崖。可真到了上學和放學，沒人敢不緊跟著這位喚做“爺爺”的老師。在課堂上，楊紹書也問過孩子們的志向，有想當駕駛員的，有希望做醫生的，更多的是“像爺爺一樣當教師”。

楊子貴48歲，是楊紹書的第二批學生，管楊紹書叫“叔”。他記得第一次聽叔上課，是學漢語里的數字“一、二、三、四”，有時家里捕上了好魚，用油煎好，一定要把楊紹書請到家里品嘗。在那個年代，“叔叔”就是“爸爸”，什么都要聽。

如今的楊子貴當上了華崗10幾戶人家的小組長，走上“仕途”了。可楊紹書說要“為人民服務”，他便每天免費給村民們抽水、供水，自己出電費；楊紹書要求“做個好人”，整個瓦房村出去的學生，未曾聽說有違法犯事的。

至今教了多少學生，楊紹書沒有統計過，大概有四五百人。有當公務員、進銀行的，也有做生意的，上大學、教書的也有好幾位。

貴州師范大學教育專業大三在讀生楊楠是其中一位。她覺得楊老師很嚴厲，算錯題時要被打手掌心，還要在喝小酒的時候，把課堂表現說給自己爺爺聽。稍長幾歲，楊楠便明白楊老師刀子嘴豆腐心。“后來學校來了不少年輕教師，沒幾個堅持下來，幾個月甚至幾周就跑了！我考師范學校有一半是受他影響，我想成為像他那樣的人。”楊楠說。

縣城小學的教室已布置完畢，楊紹書和他的學生們，即將遷入。澎湃新聞記者 陳凱姿 圖

從此再也沒有“天路”

那年，如果不是公社書記的一句話，楊紹書從沒想過能堅守到現在。現在，同樣因為金蘭鎮黨委書記陳健的一句話，楊紹書決定和村民們一起離開。

“斬斷窮根，徹底脫貧。”看似一句口號，陳健苦口婆心，著實打動了不少人。按他的講法，黔西縣異地扶貧搬遷已經到第二批，包括金蘭鎮在內的鄉鎮偏僻窮困村落，都要集中搬遷進城。這意味著，楊紹書和他的苗寨學生，要開始準備到縣城生活，原來只想讓孩子們走出大山的他，沒想到現在自己也要走出大山了。

楊紹書的房子是1973年修建的，從河里取些沙子，用泥巴攪和一下筑成墻，再搭上樹干茅草。縣里扶貧的公寓，楊紹書抽到了4棟的3樓，房間還沒進去看過，門牌號卻記得很清楚。“那是有家具和電器的房子。”他說。

黔西縣第十小學就在安置點附近，原本900多名學生，聽說要遷入1500多名新生，校長趙彤提前一個多月就為每人準備了兩套校服、一雙鞋子、一個飯盒。老師們騰出了10多間教室，新課桌和設備都已就緒。連專業的心理老師都安排到位。

趙彤說，山區孩子們來了，會和之前的學生全部打亂，結成對子，讓他們更好地融入。聘楊老師做雙語輔導員。黔西縣杜鵑辦事處教育管理中心的龍勝勇提到，安置區到學校有一條直接連接的4米寬大道，約1公里長，不允許車輛通行，這條路將取代他們以前走的“天路”。

5月上旬，楊紹書將和他的苗寨孩子們一起進城，他還沒想好新學校的第一節課怎么上，害怕突然面對那么多人的班級，拿不下來。

對生活了幾十年的寨子，楊紹書嘴上說沒有一點留戀。但三杯酒下肚，上了頭的楊紹書忽然變得哀傷起來：“還有3年就退休了，那時候沒有孩子在身邊鬧，時間熬不過去，那可怎么辦哦？”

他決定退休后要跟校長講，能否還和孩子在一起，哪怕近一點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