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及同濟大學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與澎湃新聞國際部合作推出“同觀·德國”專欄的第十七篇：好不容易組成的德國大聯合政府旋即陷入了內部紛爭，最大的爭議話題涉及難民移民的宗教和文化，對于德國的國內安全和社會安定或將是個定時炸彈。

在創下歷史紀錄的171天組閣時間之后，德國新政府于3月14日正式宣誓就職。然而令歐洲和德國公眾大跌眼鏡的是，新政府非但未能立即展開有效的工作，反而立即陷入了內部的紛爭：不僅僅大聯合政府的兩大陣營即聯盟黨和社會民主黨之間產生裂痕，聯盟黨內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之間、甚至基民盟內部的閣員之間也出現了不和諧的聲音。

最大的爭議話題是一個頗能刺激德國公眾神經、也必將在國外引起反響的話題：來自近東和中東地區的移民和難民的文化和宗教是不是德國的一部分？制造這一話題的閣員是新任內政部長澤霍夫爾（Horst Seehofer）。他在接受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圖片報》采訪時說：這些人的“宗教不屬于德國”，“德國是由基督教塑造的”。

非基督教-猶太教的宗教和文化究竟屬不屬于德國？

來自近東和中東地區的宗教和文化究竟屬不屬于德國，這在德國實際不是一個新話題。如今的聯邦議院議長朔伊布勒在2006年聯邦內政部長任上發起了旨在溝通德國主體社會與穆斯林民眾的“伊斯蘭教會議”，他在會議開幕式說：“伊斯蘭教是德國和歐洲的一部分。”2010年，當時的德國總統伍爾夫在德國統一日講話中作過一個著名的論斷：“基督教無疑屬于德國。猶太教無疑屬于德國。這是我們的基督教-猶太教歷史。但是伊斯蘭教也屬于德國。”默克爾總理2015年重復了伍爾夫的觀點。如今，澤霍夫爾以負責德國國內安全的政府成員身份否定了默克爾領導下的德國政府十多年來的一貫立場。這種轉變意味著什么？

在德國討論非基督教-猶太教的宗教和文化屬不屬于德國的問題，有著特殊的歷史、文化、乃至現實政治和社會背景。二十世紀的民族主義狂熱雖然在德國隨著第三帝國的消失而大大退潮，但是仍舊在德國文化和德國人的意識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德國人在戰后仍長期遵循“血緣法”確定國籍的原則、掩耳盜鈴般地稱呼外籍勞工為“客工”、不承認德國是事實上的移民國家、不開放外國人依法有序入籍等做法，均反映了德國文化、社會和政治保守的一面。這其中，四百萬來自土耳其的“客工”及其家人和后代的社會融入問題始終困擾著德國，他們的身份經常被不加區分地歸為“伊斯蘭教”民眾。

在世紀之交，隨著傾向于左傾自由主義的社民黨和綠黨執掌政權，德國社會曾短暫地陶醉于進入“多元文化社會”的想象，但是并未能將其上升為社會共識，甚至一度引起了基民盟等保守力量的反彈。保守力量提出了“德國主導文化”的概念，試圖從意識形態定位上以傳統的內向立場應對全球化背景下的流動社會現實。圍繞著伊斯蘭宗教和文化的爭論從2015年以來達到了一輪新的高潮，其中外來的因素發揮了觸發的作用：在突發的難民潮中，默克爾政府“我們能夠做到”的開放政策不僅意味著德國突增了近百萬來自中東宗教和文化背景的難民，也意味著國內社會安全形勢的惡化，民意也從最初的“歡迎文化”走向分化、乃至對立。這種民意的變化成為右翼民粹的德國選擇黨在德國社會和政治生態中大幅度崛起的直接原因。如今，已經成為新一屆德國聯邦議院最大反對黨的德國選擇黨牢牢抓住了反非基督教-猶太教文化背景移民和難民這一話題，不斷地以極端的言行刺激民眾，挑戰德國戰后政治和社會形成的寬容與克制傳統。

德國的內政因素與自相矛盾的語言避諱

從2015年以來，德國主流政黨以及社會精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拒絕討論政府難民政策的得失，因為這種討論不符合德國的“政治正確”，尤其有違德國“基本法”把政治庇護確定為基本權利的立場。然而2017年大選的結果表明，難民政策成為主流政黨丟失大量選民的主要原因。在以保守立場主導的基督教社會聯盟——其活動范圍限于巴伐利亞州——內部，由于難民政策導致的支持率下降引起了黨內的警覺，這也有巴伐利亞州2018年面臨州議會選舉的背景。綜合種種歷史、文化和現實政治因素，剛剛卸任巴伐利亞州長、但是仍舊兼任基社盟主席的澤霍夫爾如此旗幟鮮明地表達立場，也就不令人吃驚。

仔細的觀察者發現，基社盟背景的政治人物在這個問題上立場高度一致，政黨的內政利益考量顯然占據了上風。基社盟秘書長布魯墨（Markus Blume）維護黨主席澤霍夫爾的觀點：“澤霍夫爾說出了我們國家大多數人心中的想法”。他對《明鏡》記者說：“這與宗教信仰自由無關，而是文化塑造的問題：德國是基督教-猶太教塑造的，而不是伊斯蘭教”，這才是“真相”，而說出真相“不是為撕裂社會，而是為了進行誠實而必要的辯論”。澤霍夫爾的繼任者、現任巴伐利亞州長索德爾（Markus S?der）在4月16日接受《明鏡》周刊采訪時也完全支持澤霍夫爾的觀點。

政壇老將澤霍夫爾當然明白德國社會有關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的基本立場，于是他采取了一種迂回的言語策略，或者說避諱。在否認抽象和意識形態意義的非基督教-猶太教的宗教屬于德國的同時，澤霍夫爾聲稱并不排斥其具體存在，即生活在德國的穆斯林群體屬于德國。也就是說，在澤霍夫爾看來，穆斯林群體始終屬于“他者”，他們的文化背景與德國文化格格不入，德國社會只是勉強容忍這些外人，但是拒絕與他們發生交集，他們于是也就不可能成為文化和社會生活、甚至政治生活意義上的完全公民。這種無法自圓其說的語言游戲最大的漏洞顯而易見：一個民主主義的社會能夠接受這種針對社會特定群體的文化歧視、甚至是敵視嗎？

與此同時，澤霍夫爾宣布將采取更為嚴格的難民政策，“聯邦政府將來會更多地承擔難民遣返的責任”。此外，澤霍夫爾計劃成立集中的收容中心，難民在庇護申請審批期間將被集中安置。最引發大聯合政府內部爭議的，是澤霍夫爾計劃推出一項法律，在為難民家庭成員前來德國設置人數限制之外——每月不得超過1000人——另引入更多的限制。尤其計劃中的種種新限制措施，引起了聯合執政的社民黨極大的不滿。據德新社4月4日的報導，新的難民家庭團聚法律草案正在各個聯邦部之間流轉征求意見。社民黨副主席施蒂克納（Ralf Stegner）稱：“我們不會從聯合執政協議的立場上后退哪怕一毫米”。社民黨“移民和多樣性”工作組組長波茨庫爾特（Aziz Bozkurt）對《世界報》分析道：“草案的很多地方已經明顯突破了聯合執政商談的框架，而社民黨本身就已經是克服了很大困難才（勉強）接受這個框架的”，草案中的想法“源自右翼散布的煽動言論”。綠黨主席甚至指責澤霍夫爾提出的家庭團聚標準“再度違反了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

默克爾的態度

默克爾把強大的聯邦內政部——該部直接雇員1500人，相關下屬部門雇員多達60000人，主管安全、難民、信息技術、體育、社會團結和憲法問題等領域——交給此前多年的聯盟黨內部競爭者澤霍夫爾，以及把黨內最大的批評者施潘（Jens Spahn）任命為衛生部部長，本來是要實現聯盟黨內以及基民盟黨內和平，以便能夠順利地開啟自己的第四個任期。現在看來，默克爾顯然低估了黨內、同時也是德國社會意見分歧的程度。那么，默克爾面對伊斯蘭教所屬問題的討論態度是什么？

在3月16日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默克爾公開反駁了澤霍夫爾的說法。她說：德國目前已有四百萬穆斯林居民，“穆斯林也屬于德國。所以他們的宗教信仰，也就是伊斯蘭教，也屬于德國”。在3月21日發布的新政府首次聲明里，默克爾令人驚訝地沒有回避自己在難民政策上所犯的錯誤這一話題，但是仍舊為自己的人道主義立場進行了辯護。“德國，就是我們所有的人。”

然而，即使是聯盟黨的議員，也有不少人拒絕為默克爾的這一表態背書，比如基社盟的議院組召集人、前聯邦交通部長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在默克爾宣讀政府聲明有關難民政策段落時完全沒有鼓掌——這是一個罕見的政治姿態。不僅如此，多布林特還為自己黨主席的非基督教-猶太教的宗教“不屬于德國”的立場增添火力：這種宗教信仰“對于德國來說不具有文化塑造的作用，而且也不應該有”，它在德國“沒有文化根基，其以宗教代法與我們的基督教-猶太教傳統沒有任何關系”。多布林特主要是從所謂的價值觀角度排斥非基督教-猶太教的宗教和文化的。

基民盟秘書長科蘭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支持默克爾的表述，來自基民盟的薩爾州州長漢斯（Tobias Hans）否認由同一陣線的澤霍夫爾掀起的爭論具有建設性意義。漢斯認為，作為世界觀中立的國家，德國國家根本不具有選擇宗教信仰的功能。然而，這種“不在場”的解釋究竟是一種法理的托辭，還是民意的表達？恐怕這個問題，會在更長的一段時期內困擾德國社會和德國政治。而某個巨大社會群體的文化身份歸屬懸而不決所隱含的排斥與敵意，對于德國的國內安全和社會安定也始終是個定時炸彈。

（作者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