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時讀《林海雪原》，印象最深的除了“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之外，就是楊子榮喬裝打扮成土匪上山時唱的一首小曲：“提起了宋老三，兩口子賣大煙”……對于那時生活環境像純凈水一般的我們而言，偶爾能接觸到一首“壞歌”簡直太難得了——土匪所唱，又是“賣大煙”，當然是一首壞歌。但小說里就這么兩句，其他內容無從了解，更不知道具體曲調是怎樣的，我和小伙伴們就憑著想象給這兩句詞配了很多曲調，大約都是痞子腔，怎么難聽怎么來。

事實證明，信息的閉塞必然會導致誤讀，上述理解很多都是錯的，比如“宋老三”這個名字，比如曲調是痞子腔，比如這是一首“壞歌”……最近，隨著德云社演員張云雷以一首委婉動人的《探清水河》而爆紅，這首清末小曲終于重新得到人們的喜愛，但籠罩其上的面紗卻迄今無人揭開。網上對這首小曲的解讀，大多并不比我們兒時高明多少，甚至以訛傳訛。百年過去，那些終于為我們所傳唱的，卻依舊不為我們所知曉。

一、誤讀一：“宋老三”其實不姓宋

《探清水河》屬清末時調，目前比較“標準”的版本系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坊刊巾箱本，封面標明“代五更”、“探清水河”、“戒之在色”等字樣。

《探清水河》的曲詞有很多版本，但大同小異，講的都是家住京西藍靛廠火器營的女孩大蓮與本村青年小六相愛，幽會時被父母發現，遭到毒打，禁止他們再來往，大蓮跳清水河自盡，小六去河邊祭奠大蓮后，隨之跳河殉情的故事。

坊刊巾箱本的開頭是這樣寫的：“桃葉尖上尖，柳葉青滿天，在其位的明公細聽我來言，此事出在京西藍靛廠，藍靛廠火器營有個長青萬字松老三。提起了松老三，兩口子賣大煙，一輩子無兒，所生一個女嬋娟，女兒年長一十六歲，起了個乳名荷花萬字叫大蓮。”

在這段開頭，我們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兩點：一是“藍靛廠火器營”，另一個是“松老三”而不是“宋老三”。

乘坐北京地鐵十號線，在長春橋站和巴溝站之間就是火器營站。“火器營”本是清代禁旅八旗的特殊兵種，最初駐防在北京城內，由滿、蒙八旗兵丁組成，是皇帝守衛扈從的精銳部隊。營兵專職制造炮彈、槍藥和各種火器，平時也操練弓箭、槍炮技術，并擔任警戒任務。最初，八旗兵分駐城內四方，每旗都配有一部分火器營兵，但操練起來十分不便。乾隆年間將火器營兵成建制地調到北京西郊藍靛廠一帶。據史料記載，初建營時，共抽調滿、蒙兵丁四千七百余人，連同家屬一萬多人。

有清一代，火器營與圓明園護軍營、香山健銳營并稱京西拱衛京師的三大旗營，其中尤以火器營的形制最為典型。營區內街巷橫平豎直，成棋盤狀，建房七千余間，水井十六口，每條小胡同駐五至八戶不等，兵丁按人口分配住房，住房青磚蓋瓦，平房朝陽，方磚鋪地，院墻用北京西山特產的虎皮石砌成。營區內引入清水河河水，每天胡同臨大街口都有小石橋，下雨時常有大量魚群逆流涌入大街小渠。大街兩側種植槐樹，各家前后院種有紅棗、杜梨、花椒、葡萄什么的，并有養魚、鳥、貓、犬之風。可以說整個火器營既是堅固的兵營，也是舒適的民居。

清末，尤其是咸同以后，隨著國勢的衰弱，火器營不復從前的情景。北京童謠有云：“火器營，練兵隊，打前敵，往后退，踩狗屎，臭妹妹。”可見其腐化疲敝。而旗人的生計也不斷惡化，營房內部房屋倒塌、變賣家當、入室盜竊等事件時有發生。當然為害最大的還是鴉片。當時旗營內吸食鴉片煙的情況非常嚴重，一次神機營在順治門外校場口會操，附近胡同口均用帳幔遮掩，每操練一回合，兵丁就紛紛步入帳幔，有好事者繞道窺視，只見“滿地排列鴉片煙具，各兵丁拼命呼吸”。《北平風俗類徵》里收錄的一首名為《鴉片煙大爺做闊》的小曲講得更是詳細：“鴉片煙必得吃……雖然是下不得錢糧，筒兒里塞著下一支燭，拈子一盤比火繩細，點著了活像是要勾機子。還有些零零碎碎的鐵兵器，斧鉞鉤叉隊伍齊，打仗出兵無處使，軍營里不用小東西，開了燈喜笑顏開都得意，躺下吃是老規矩……入了癮沒法子可治，妙藥難醫。”

有抽的，自然就有賣的，煙館分成三種：苦力煙館、豪華煙館和街區煙館。據回憶者提供的情況來看，松老三兩口子開的應該是街區煙館，這類煙館為普通民眾“量身定做”，多開在普通民居內，規模小，內飾不奢華，除了煙具之外，還有報紙、點心什么的，更像是“煙民街道活動中心”。

由于旗營內嚴禁漢人定居，所以基本上可以確定“松老三”乃是旗人，另外一個佐證是他的姓氏。雖然姓“松”的漢人也有，但是晚清的北京，此姓氏者以旗人更為多見，大多由漢化改姓而來，比如《茶館》中的“松二爺”即是，而《林海雪原》乃至今天的很多文章將“松老三”寫成“宋老三”，純粹是傳播中的以訛傳訛。

二、誤讀二：“探清水河”并非“壞歌”

今天的一些人一聽“清末小曲”四個字，臉上往往就浮現出壞笑，以為勢必是淫邪的小調，這真是天大的誤會。說到底，小曲無非就是市民階層傳唱的一種“民歌”，其中固然存在著一些色情的內容，也是極個別現象，而且用詞點到為止，絕不需要“此處刪去XX字”。這里舉《嫖客十開心》為例，其中前面九段渲染嫖客到妓院冶游的九種樂趣，最“黃色”的一句是“夜晚一同入羅幃，紅綾被內結因元”；再比如大名鼎鼎的《十八摸》，這個版本在流傳的過程中不斷變異，但就算是“原版”中“穢褻不堪入耳”的曲詞，也不過是一些引人浮想聯翩的形容詞，出籠饅頭大花面之類的，不知比現在個別滿嘴臟話性器官的“嘻哈”高雅多少——從整體來看，小曲無論在藝術水準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上，都具有極高的價值。

而《探清水河》簡直稱得上是“免淘曲”，此曲是用“無錫景調”疊唱十五遍。整個曲詞，前面部分表現了大蓮對父母販賣大煙延誤了自己終身大事的憤恨與惆悵，中間部分描述了“六哥哥”與她偷情的經過，其中比較“難唱出口”的是“四更鼓兒忙”——“大蓮的舌頭尖舔在六兒上（牙）膛，親人寶貝抱著你來睡”。接下來五更天就是松老三兩口撞破女兒情事，痛罵她“無恥的丫頭敗壞我門庭”，皮鞭沾水一頓毒打，逼得大蓮投河自盡，然后六兒殉情，“癡情的女子那多情的漢，編成了小曲兒來探清水河”……

讀者看到這里可能目瞪口呆，不過一個電視劇里司空見慣的“接吻”場面，怎么竟導致《探清水河》在很多人的概念中成了“淫詞小曲”呢？這里的原因非常復雜，一來是清末民初，封建禮教的約束力依然很大，對語言文字“涉黃”的認定標準比較嚴苛；二來是這首曲曾經被歸入“窯調”，殊不知那年月很多流行時調都是從風月場所中唱出的，妓女們唱的未必就是“壞歌”，就像誤入風塵的女子絕不能跟“壞人”劃等號一樣。

何況，《探清水河》的傳播，最主要靠的還是民間藝人，尤其在高梁河兩岸，這首歌的“傳唱率”非常高，這是因為“清水河”本就是高梁河沿岸尤其是藍靛廠一帶的居民對高梁河的昵稱，當地人以當地歌詠當地事，從來都別具一番滋味。民俗學者、作家張國慶先生回憶：“在新中國成立前和成立的初期，我不止一次在鄰居家的堂會和街上聽到過賣唱的女盲藝人唱這首歌，而且大多是聽主兒點的曲目。最后一次，是1954年暑假期間，一天晚飯后在新開辟的展覽館路（今展覽路）邊上納涼時聽沿街賣唱的女盲藝人唱的。”

可能也正是舊日的情愫，讓張國慶先生對此曲一直念念不忘，他想搞清楚《探清水河》這一故事是真實發生的還是純粹虛構的，便到祖居藍靛廠西門外北上坡的堂伯父家打聽。這一打聽可不得了，原來，堂伯父的父親與松大蓮和佟六兒（即小六）恰是同一時代的人，而且比他們還大幾歲，所以對此事的來龍去脈頗為了解，也正是從堂伯父的口中，張國慶先生聽說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與《探清水河》中的投河自盡不同，松大蓮其實是被謀殺的。

三、誤讀三：松大蓮未必是自殺

堂伯父告訴張國慶先生，此事發生在清朝末年，當時藍靛廠火器營里有個戈兒答（疑似“嘎侖達”，旗營的最高長官，也叫翼長），看上了開大煙館的松老三的女兒松大蓮，而松大蓮已經有了意中人，名叫佟六兒，是個給別人拉駱駝運煤賣力氣的小伙子。趁爹媽沒在家的時候，這對戀人就吃了禁果。戈兒答得知此事，十分惱怒，就找到了松老三的小舅子——一個不務正業的混混兒，合謀找個事由兒把佟六兒抓起來。誰知這位小舅子酒后失言，把這事兒說了出來，松大蓮得到消息，連夜找佟六兒一起逃跑，卻被早有準備的松老三抓住了，佟六兒只身逃出了火器營。

松老三得知女兒不僅私奔，還已經懷有身孕，不禁暴跳如雷，將她一頓暴打，小舅子給松老三出主意，讓大蓮墮胎后嫁給戈兒答，大蓮寧死不從。戈兒答聽說這一切之后，妒火中燒，威逼著小舅子弄死大蓮以解心頭之恨，考慮到還要在旗營里混下去，小舅子便狠下心來。

這一天，小舅子勸已經顯懷的大蓮到外面散散心，走到長春橋上時，一把將大蓮推翻過了橋欄，隨著一聲慘叫，大蓮掉下河去被激流沖走。

不久，在外面避禍的佟六兒聞訊奔回火器營，終日挎著裝有紙錢兒、燒酒等祭品的籃子，沿著河岸一聲接一聲地呼喚著大蓮的名字，不時燒張紙錢兒，往河里灑點兒酒……后來，河邊上也不見了佟六兒的身影。

這件事情被民間藝人編成唱詞，配上小曲傳唱，北京城東打磨廠有家印書局還石印出版了《探清水河》的唱本，影響越來越大，令松老三等相關人等惱羞成怒。他們與印書局打起了官司，讓印書局賠禮賠錢毀版收書，但最終也沒能遏制住《探清水河》成為當時的“流行歌曲”。

上述紀事來自張國慶先生對其堂伯父的采訪，從這段紀事來看，松大蓮是被其舅舅所謀殺，但是與此同時，也有其他的口述歷史訪問者尋找到了另外的一種說法，比如1985年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編的《滿族文史資料》中，有經歷過清末民初的趙之平老先生的回憶，其中一節名為“大蓮憤跳清水河的悲劇”，由于條件所限，筆者沒有讀到這篇文章，但從題目上不難看出，趙之平先生是認可大蓮自殺說的。

畢竟是一百多年前的往事，“真相”恐怕已經被歷史的塵埃封掩，不過就像很多傳說與真實雜糅過的史事一樣，我們需要的未必是高清還原，那種模模糊糊、朦朦朧朧的光影疊錯，更能激發我們的遐想與感喟。僅僅用一把吉他伴奏，張云雷吟唱的《探清水河》讓很多聽眾淚眼婆娑，這就足夠了……無論帝都回響過多少黃鐘大呂，最感人的依然是吟誦普通百姓的小曲時調；無論時代發生了多少滄桑巨變，我們依然渴望并珍惜那種至死不渝的愛。

（本文參考了《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劉小萌著）、《老北京憶往》（張國慶著）、《城墻之外》（定宜莊著）、《清末民初時調研究》（李秋菊著）等著作，特此鳴謝。本文發表于《北京晚報》，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