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阿壩藏族自治州州府的馬爾康歷史其實很短。1950年代，它才真正成為地區(qū)政治中心。今天的馬爾康市區(qū)，位于卓克基土司領地和松崗土司領地中間，管理著歷史上的“四土地區(qū)”（卓克基土司、松崗土司、黨壩土司和梭磨土司）。

在阿壩州地區(qū)生活的主要少數民族是嘉絨藏族。這個族群源自吐蕃人與當地原住民的融合，以務農為主，被稱為“絨巴”（意思是農區(qū)人，“巴”在藏語中是“人”的意思），方言與南邊的康巴藏族和北邊的安多藏族不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民族識別中，被統一劃為藏族。

按照當地漢族的看法，比起康巴藏族，嘉絨藏族更加溫和，與漢地交流更加頻繁融洽，也傾向于接納漢地文化。而且，嘉絨藏族與紅軍關系密切，在嘉絨藏族的領地，有很多遺跡顯示出當時的親善合作。馬爾康的卓克基土司官寨就是其中一處，紅軍長征期間，毛澤東等領導人在此借宿開會。

卓克基土司是四土地區(qū)最有勢力的土司，這座官寨既是土司的住宅也是辦公衙門駐地。如今卓克基是馬爾康最著名的旅游景點之一，而且距市區(qū)很近，已被改造為民族風情小鎮(zhèn)。我去的時候正值寒冷的深冬，游客大多是來周末度假的成都人。

從馬爾康市區(qū)出發(fā)向東，乘車十來分鐘，就到了卓克基鎮(zhèn)。鎮(zhèn)子大體分成三部分，梭磨河北面是旅游街區(qū)，旅館、餐館和商店主要在這一塊；梭磨河南面是西索村，村子里遍布民宿客棧，完全按照旅游導向進行開發(fā)，村里最有名的是丹達倫寺的壁畫。

在西索村東邊，梭磨河支流對面，屹立著一座石頭城堡，這里就是卓克基土司官寨，土司官寨的選址極好，在河流和道路交叉口的高地上，可以監(jiān)視此地的一切往來。迎著岔口是高大的防御碉樓，側面小路通向官寨正門。官寨旁邊是一片山腳平地，再遠處就是高山，碉樓是這片地區(qū)的制高點，俯視整個西索村?？上攵@里易守難攻，是一處絕佳的軍事要塞。

1935年紅軍進入卓克基地區(qū)時，與當時支持國民黨的索觀瀛土司的部隊發(fā)生交火，后者依托堅固的卓克基官寨與紅軍進行對峙。當時正值雨季，火藥槍受潮無法使用，深夜紅軍向天空發(fā)射三發(fā)信號彈，官寨守軍以為紅軍會法術將黑夜變成白晝，怕得棄寨而逃。之后，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進駐官寨開會，通過了《告康藏西番民眾書》，這是西康地區(qū)少數民族革命的重要節(jié)點。

索觀瀛土司對藏文和漢文都很精通，也愛讀書。卓克基土司官寨內，有大量的藏文和漢文書籍。這些書引起了暫住于此的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對周邊進行了詳細考察，并將土司官寨與《三國演義》中的郿塢相提并論。1952年，索觀瀛土司赴北京參加少數民族“五·一”觀禮團的時候，毛澤東還再次關切過問官寨的保存狀況。

卓克基土司官寨曾是電視劇《塵埃落定》的拍攝地。其原作同名長篇小說反映了末代土司的生活與藏區(qū)變遷，作者阿來正是馬爾康本地人。

官寨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主樓，共有五層，對游客開放。各層之間有狹窄的木質階梯，每層又有外回廊連接各個房間。一層和三層主要展示四土地區(qū)的歷史演變，包括嘉絨藏族的文化習俗和土司家族的生活起居；二層是紅色文化展示，主要內容是紅軍時期的介紹和卓克基會議內容；四層和五層主要是宗教文化展廳，包括土司家的家廟和經堂，以及藏傳佛教不同教派的介紹。

土司官寨的另一部分是碉樓，曾是土司官寨主要的防御建筑，也就是迎面對著河流的部分，與主樓之間有走廊連接，但目前不對游客開放。這座碉樓建成時有九層，現在僅存六層，二十多米高。碉樓外觀石材嚴密，邊緣線條整齊棱角分明，既是實用的防御工事，也是土司權力和地位的象征。

說到碉樓，馬爾康市區(qū)西邊的松崗鎮(zhèn)直波村，曾是松崗土司的領地，這里保留著四座高大的碉樓。南北各兩座，通常游客參觀的是南邊的兩座。碉樓分成好幾種，其中四角碉樓最常見，直波村的碉樓則是較少見的八角碉樓，相對防御性更好。這種碉樓形狀細長，大概三十米高，開口處很小，墻體異常堅固，碉樓上方有射擊孔和瞭望口。松崗土司官寨1930年代被燒毀，之后沒有重建，如今只殘余遺址，而高大的碉樓則一直保存了下來。

在川邊藏區(qū)，這種碉樓是常見的防御工事。因為高原山區(qū)用火炮并不方便，很長一段時間，難以攻克的碉樓是土司們統治一方的要塞，往往會用心修建。

西康省的建立正是源于漢藏之間的沖突。1904年，英國遠征軍入侵拉薩，逼迫西藏地方政府簽訂《拉薩條約》，十三世達賴喇嘛逃往蒙古庫倫尋求俄國援助。這場戰(zhàn)爭讓清政府意識到對西藏地區(qū)加強控制的重要性。憤怒的清政府下令革除達賴喇嘛名號。直到1908年，達賴喇嘛從庫侖抵達北京，覲見皇帝和太后表示效忠，其名號才恢復。另一方面，西藏地方政府懷疑清政府的控制力與權威，開始對川邊地區(qū)產生野心，同時英國人的勢力開始進入西藏和西康，在民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挑撥裂痕。

1905年，巴塘土司與丁林寺喇嘛叛亂，燒毀了法國天主教堂，殺死了法國傳教士和清政府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史稱“巴塘之亂”。面對藏人的反叛，清政府派軍隊鎮(zhèn)壓，處決了一批土司和喇嘛。其中參與平叛的建昌道趙爾豐留任爐邊（就是今天的康定）善后。清政府開始認真治理川邊地區(qū)，趙爾豐被任命為川滇防務大臣，后任駐藏大臣和四川總督。以巴塘為開端，趙爾豐執(zhí)行“改土歸流”（指改土司制為流官制）政策，逐步撤銷土司。

趙爾豐在川邊推進的鐵腕政策，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激化了矛盾。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興起，趙爾豐奉命鎮(zhèn)壓。辛亥革命后，趙爾豐又被認為策劃兵變反對革命，在成都被激進的革命黨斬首。

中華民國建立后，川邊特別行政區(qū)成立，1925年改為西康特別行政區(qū)，1928年籌劃建省。在英國人挑唆下，1917年和1930年，西藏地方軍隊與川軍之間發(fā)生了兩次武裝沖突。1917年，藏軍進攻昌都，占領金沙江西岸地區(qū)，后來在英國人調停下，雙方停戰(zhàn)。1930年，甘孜地區(qū)大金寺與百利寺沖突，藏軍趁機進攻川軍，起初在青海軍閥馬步芳的支持下川軍尚能堅守，但后期劉文輝與劉湘叔侄相爭，川軍內亂，戰(zhàn)爭持續(xù)到193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兩次川藏戰(zhàn)爭，形成了雙方以金沙江為界、西藏地方政府實際控制金沙江以西的局面。

劉文輝統治西康時，小心翼翼處理與藏地的關系，一方面拉攏藏族高級僧侶和貴族，通過經濟與教育建設讓他們感受到政府的懷柔恩惠，另一方面在關鍵時刻顯示武力。直到共和國建立，劉文輝率西康省投誠共產黨，解放軍進入西藏，加上1950年代中期的大規(guī)模平叛，這個局面才徹底改變。

下一站是大小金川。這里有紅軍留下的遺跡，反映出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西康地區(qū)復雜的政治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