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民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越來越活躍。2015年，2.44億人在他們出生的國家之外生活，國際移民占世界人口比例達3.3%。這一占比在1970年、1990年分別為2.3%、2.9%。

與國際移民相比，變化更大的是各國內部從農村向城市移徙的群體。以中國為例，1990年至2015年間，城市人口增長了4.63億，其中大約一半是從農村到城鎮的移民。

大多數移民都在尋求更幸福的生活，但他們達成目標了嗎？這是2018年《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關注的核心問題。

該報告由一群獨立專家編寫，今年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聯盟（SDSN）第六次發布。

報告中一章節探討了中國城鄉移民幸福感的變化，并嘗試解答為什么城鄉移民家庭的平均幸福指數低于農村家庭？研究人員檢驗了三種錯誤預期的可能性，分別是移民對未來城市條件的錯誤預期、移民對未來城市愿望的錯誤預期和移民對自我未來發展的錯誤預期。

研究發現，移民的某些特征會導致幸福感下降，比如移民較高的成功期望或受新參照群體的影響。雖然不能排除移民本身的非典型性，但移民顯然很難在新環境中形成對生活的無偏期望。

報告建議，鑒于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城鄉人口移徙涉及百萬貧民，遷徙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值得研究者和決策者進一步關注。

中國城鄉移民幸福感低于農村居民

發展中國家的城鄉移民是當下規模最大的人口遷徙。這一時期，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均步入快速城市化的發展階段。表1顯示了1990-2015年間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進程，表中每個地區的城市人口比率都在急劇增長，整個發展中國家城鎮人口新增近15.35億人。其中，中國在城市化率和城市化人口方面表現突出。中國城市人口增長規模占全部發展中國家的30％。

中國的城市化與城鄉移民過程并不相同。城市化包涵三個要素：農村地區重新歸類為城市地區，城市人口自然增長以及城鄉移民。不過，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很可能是本世紀中國城市人口增長的主要原因。

中國城鄉移民的相關數據引發了一個有趣且具有重要社會意義的困惑。移民理論通常假定，從長遠來看，農村人口遷移是為了提高他們的效用，因此，已經實現城市就業和生活的城鄉移民預計比在農村時會更幸福。

然而，該研究中城鄉移民樣本的平均幸福指數是2.4（滿分4分=非常幸福），遠低于農村樣本的平均得分2.7和城市樣本的平均得分2.5。研究樣本已經包括了那些在城市建立家庭并且平均居住時間已達7.5年的城鄉移民。所以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即使遷居城市超過了七年半的時間，為什么城鄉移民仍舊不如他們在農村居住時幸福？

相較于豐富的移民收入、生活質量等客觀福利研究，目前缺乏足夠的證據來測量和解釋發展中國家城鄉移民的主觀幸福感。研究人員采用了全國住戶調查中的城鄉移民家庭樣本。該調查由國家統計局于2003年初進行，信息覆蓋2002年度。而城市和農村樣本均為全國年度住戶調查的子樣本。然而，由于城市調查僅涵蓋擁有城市戶口的家庭，并未涉及農村戶口家庭，因此城鄉移民樣本是基于選定城市移民社區的住戶樣本，臨時性城市移民被排除在外。

該調查包含關于家庭及其成員的大量信息，包括收入、消費、資產、住房、就業、勞動力市場歷史、健康、教育和農村聯系，但其最大優點在于單獨設有關于主觀幸福感的問卷模塊，記錄了城鄉移民的態度和感受。

據樣本分析顯示（見圖1），雖然城鄉移民幸福感低于農村居民，但他們的收入卻相對較高，移民家庭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39倍。即使通過比較家庭總收入而非家庭人均收入，該比率仍然為1.54。無論從任何指標進行比較，城鄉移民在收入方面都占據優勢。盡管如此，城鄉移民的高收入并不意味著比農村居民更高的幸福感。

調查追問了回答“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受訪者的原因，超過三分之二的人表示是因為收入太低，另有超過11％的因由指向未來的不確定性。這一證據表明，收入是移民幸福與否的重要影響因素。

在另一問題中，移民被詢及他們認為最顯著的社會問題是什么。缺乏社會保障是選中率最高的答案（24%），接下去依次為環境污染（20％）、腐敗（18％）、社會兩極分化（11％）、對移民的歧視（10％）和犯罪（8％）。

進一步的問題是，“與你在農村生活的經歷相比，住在城市會更幸福嗎？” 超過56％的受訪者認為城市生活更加幸福，41％表示農村和城市生活同等幸福，而表示在農村生活的幸福感更高的僅有3％。

當被問及如果被迫離開這座城市他們會做什么，多數移民會選擇去另外一個城市（54%），少數人會返回農村（39%）。

上述結果使問題更加復雜：如果大多數移民認為城市生活更加幸福，并且大多數人希望留在城市，為什么他們的平均幸福指數卻低于農村居民呢？

對新環境的期望偏差導致幸福感下降

針對上述問題，報告羅列并用幸福感函數和分解法檢驗了四種可能性。

首先，沒有任何證據支持城鄉移民為農村家庭成員提供支持會降低幸福感這一說法。其次，另外三種可能都涉及錯誤的預期——潛在移民可能對他們的城市條件、城市愿望或自身抱有錯誤的期望。后三種可能的共同之處在于，城鄉移民很可能缺乏必要的信息借以判斷新環境中生活的質量，換言之，這其中任何一條都可能讓他們對城市生活的預期過于樂觀。

第一種可能認為，移民對城市生活的條件過于樂觀。移民幸福感似乎在幾年后有所上升的事實表明，移民能夠克服初到城市謀生的艱辛。但是，在住房、家庭和工作方面，依然問題重重。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潛在移民能夠獲得更多準確的信息，他們在作出移民決定時會充分考慮不利因素，從而降低對未來生活的期望。

為什么移民會高估他們即將開始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條件？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雖然移民后預期收入是可量化且直觀的，但城市生活的其他方面卻需要通過切身體驗才能了解。此外，對城市生活的向往，更有可能是以城市居民的生活形象為參照，而不是城鄉移民的生活狀況。同時，也不排除移民網絡提供的信息過于樂觀。

總而言之，移民在作出移居決定時，可能對城市收入前景持現實態度，而他們對生活和工作條件的期望可能存在偏差。相對而言，城鄉信息越通達的城鄉移民，產生對城市生活條件錯誤預期的可能性越低。

第二種可能性體現在，城鄉移民會錯誤地相信他們的初心會始終不變。為什么移民的愿望會不斷上升甚至超過他們實際所獲的成就呢？報告在分析城鄉移民平均幸福指數低于農村和城市居民的過程中發現，平均幸福指數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移民對當前收入抱有更高期望。這與三分之二以上移民選擇“不幸福”或“非常不幸福”所歸結的低收入成因是一致的。

相對高的愿望可能是由于大多數移民在城市收入分配體系中的地位低下所致——相對較低的收入降低了他們的幸福感。有證據表明，移民會從新環境中選擇新的參照群體，因此產生相對剝奪感。所以，可以合理推斷，移民在作出移居決定時，可以預測他們的收入會增加，但會忽略他們的抱負也會隨其成為城市社會的一部分而上升。

報告還考慮了一種可能性，即那些幸福感較低的農村移民更傾向于向城市遷移，他們錯誤地認為通過移民能夠改善自身生活狀況，并且持續的不滿情緒會降低平均幸福指數。然而，對個人幸福指數中剩余的、非解釋變量的檢測卻并不支持該論點。天生的性格很難為移民的低平均幸福指數提供良好的解釋。

另外，對2002年中國家庭收入項目（CHIP）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農村居民高幸福感的原因之一在于他們高度重視個人和社區關系。這一發現的貢獻在于，城鄉移民的低幸福感很有可能是他們認識到城市環境的不友好以及低密度的社會聯系和支持。

無論何種解釋，一個明顯的問題是：為什么不快樂的城鄉移民不回到農村？其中一個原因是，大多數人確實認為城市生活比農村更加幸福。研究發現這一結論對預期收入很敏感，而且大多數移民確實預計他們的收入在未來的五年中會增加。

移民在城市居住時間越長，就越傾向于選擇城市生活——可能因為移民期待的城市愿望是農村所無法滿足的。社會心理學也從側面證明，即使移民選擇回到農村，他們的愿望卻很難重新調整。因此，移民可能正確認識到了愿望調整的難度，他們選擇離開農村和不離開城市本質上是基于同樣的考量。另外一個原因指向高昂的成本——如果農村移民已經放棄了原有的土地和房屋產權，重新置業將產生難以估量的代價。

幸福感提升還需政策破解移民在城市的不利地位

報告指出，另外兩項現有研究也為城鄉移居者的幸福感分析提供參考。

《經濟行為與組織雜志》曾刊發一文，專門分析了2007年中國家庭收入項目調查的相關數據，旨趣在于相對收入的多樣化測量對幸福感的影響。這項研究發現，主觀幸福感受到其他移民收入和家鄉工人收入的消極影響。 然而，當地城市地區的平均收入指標卻顯示出積極影響，這被解釋為一種“信號”效應，即城市居民的高收入成為未來收入預期的信號。

另一項研究檢驗了2002年和2013年中國家庭收入項目調查中城市、農村居民及城鄉移民平均幸福指數的變化情況。研究結果表明，2013年城鄉移民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率高于2002年，再次驗證了經濟學家的預期——農民遷移的動力來自于對高經濟收入的追逐。然而，盡管差距相對縮小，農村居民的平均幸福指數仍然高于城鄉移民。

但《世界幸福報告》也指出，移民幸福感的上升可能是由于收入的快速增長，同時近年來移民勞動力日益稀缺，他們的城市待遇和條件也略有改善。該報告推測，盡管農村居民平均收入增加，但農村居民平均幸福指數卻呈下降趨勢，這部分歸因于家庭成員因移民造成的流失使家庭生活失衡，當然也可能在于城鄉信息流動使農村家庭的愿望標準不斷攀升。

該報告還認為，對于政府而言，改善城鄉移民幸福感的首要政策在于破解移民在城市處于不利地位的系列制度。然而，在某些方面，移民可能需要更主動一些。有分散的證據表明，一些城鄉移民一起創造了對自身而言聯系緊密和適宜生存的城市環境——來自同一村莊、縣市或地區的移民會選擇集中在城市的特定地區，形成典型的“移民村”。

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城鄉人口移徙涉及全世界百萬貧民，遷徙對移民客觀利益和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都值得進行更廣泛和深入的研究。在改變觀念和制定政策方面，政府及其民眾都有很長的路要走。

（以上內容摘選自2018年《世界幸福報告》中章節“中國城鄉人口遷移與幸福感”，作者John Knight為牛津大學經濟系名譽教授，Ramani Gunatilaka為設于科倫坡的國際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員。摘選內容由許中波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