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高明輝 上海紀實

“音樂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學更高的啟示，……；誰能參透我音樂的意義，便能超脫尋常人無以振拔的苦難?！?/p>

—— 貝多芬

題記：上海譯文出版社在2020年為著名翻譯家榮如德先生隆重推出了他的十五卷譯文集。榮如德是與草嬰、滿濤、郝運齊名的我國翻譯界泰斗，他的譯著遍及俄、英兩個語種，他把大量的外國優秀文學作品介紹到我國，且他的譯文準確、靈動、并用優美的中文表達出來，得到翻譯界和廣大讀者的廣泛認可。人們認識榮如德，只知道他是個翻譯家，但很少人知道他的另外一面，他還是一個名副其實，不可多得的西方經典音樂發燒友。榮先生不會任何樂器，但他能如數家珍地把西方經典音樂爛熟在心，他不懂五線譜，但他卻能把樂曲中的每一個音符都能清晰地記在腦海中。榮如德先生不僅是一位杰出的翻譯家，同時也是一位資深的愛樂者，對經典音樂有相當精辟的見解，可惜他自己對此未置一字。我作為他六十多年的老樂友，深感有必要寫下來以饗讀者。這不祇是個人回憶，也能反映出老上海文化底蘊的一個真實側面。

（上）由左至右為豐一吟、陳良廷、蔡慧、郝運、榮如德、（最右未知）

（下）由左至右為郝運夫人、盛天明、草嬰、草嬰夫人

由左至右為豐一吟、榮如德、蔡慧、陳良廷

一，老上海的音樂底蘊

指揮大師西蒙·拉特爾爵士（Sir Simon Rattle）為他的一部專論歐洲現代音樂的專輯加了這樣的標題：《Leaving Home》（走出家園）。那么，何處是家園呢？愚以為應該是指以巴赫、莫扎特、貝多芬、勃拉姆斯以至包括瓦格納、馬勒（還可列出長長的名單，不贅）等偉大作曲家們為代表的歐洲經典音樂這博大精深的文化寶庫。許多老上海的愛樂者們，包括榮君和本人，幾十年下來基本上都親歷了“陶然于家園”，試圖“走出家園”，最后還是“回歸家園”這樣的歷程。

上海和歐洲經典音樂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場，曾經歷過畸形的繁榮和奢華，不僅是遠東最大的金融和制造業中心，也是遠東的文化中心特別是歐洲經典音樂的中心。這“東方巴黎”具有海納百川的凝聚力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蘊：現代的套話所謂“軟實力”。上海的經典音樂底蘊在五十年代以后仍長期或現或隱地顯示出來?；仡櫯c榮如德先生六十余載的音樂情緣，也能折射出這座城市在這方面的歷史側面：除了大量淺嘗輒止、浮光掠影的愛樂者層面外，也藏著一群涉水很深的樂迷，他們能夠把多部貝多芬、勃拉姆斯和馬勒等名家的交響樂滾瓜爛熟地“存進”腦子。記得榮君有一次聆聽蘇聯小提琴新秀克里莫夫在上海的演奏實況轉播，他當場就聽出了幾個出錯和瑕疵。同一部作品，他們也會仔細比較不同指揮家的唱片或錄音，體味其特色和差異。像這樣的“深藏者”在外地并不多見。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文化教育界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進行得雷厲風行，運動接連不斷；然而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中波音樂頻道卻是當年文化氛圍中的一個Singularity（奇點，物理學名稱)：歐洲經典音樂未遭封殺；原因是恩格斯和列寧對于貝多芬的酷愛和崇敬挽救了上海的經典音樂傳統。當時還稱蘇聯為老大哥，以柴可夫斯基為代表的俄羅斯經典音樂則大量播放；當年大家熟悉的莫斯科廣播電臺的開始曲就是格林卡的《魯斯蘭與柳德米拉序曲》的主題旋律；不僅如此，五十年代初期很流行的歌曲里，許多是優秀的俄羅斯民歌。交待這些歷史背景，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老上海的歐洲經典音樂的余溫可以一直延伸到1966年五月的文革為止。

二，邂逅榮君，是我愛樂生涯里的重要轉折

1959年九月我考進了復旦大學物理系。為了晚上入睡前能夠聽上海人民廣播電臺中波的音樂節目，我在南京東路的中央商場花了不到一元錢就配齊了一個小小礦石收音機。畢業后留在上海交通大學的哥哥告訴我，在淮海中路陜西南路西南轉角上的二樓有一家永豐唱片店，有很多新舊的經典音樂唱片，碰巧可以覓到很好的便宜貨。

一個周末，我找到了那家永豐唱片店，店里面的電唱機正播放著弗朗克的小提琴奏鳴曲。店主是一位中年女性，對經典音樂非常熟悉，不僅了解各個大師的作品，連作品號（op.）、大調和小調（竟然還用英文“major”和“minor”）都滾瓜爛熟，讓我刮目相看。當我問她，正在播放的唱片是不是海菲茨演奏的Cesar Franck的A大調小提琴奏鳴曲時，她馬上也對我刮目相看了。

攀談中她聽出我的無錫口音，我說自己剛從輔仁中學畢業，考進入了復旦物理系。她說自己也是無錫人，叫葉愛棣，兒子郁蔚俊也在輔仁和我同年級，可惜這次沒有能夠考進上海的大學。

我從每張五角錢的廢唱片堆里挑全了五張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Victor78轉唱片，海菲茨演奏，托斯卡尼尼指揮NBO）。她仔細幫我查了一遍，發現第二張唱片有裂縫，說這張有裂縫的不能夠賣給你，這四張我幫你留著，所缺第二張我會幫你留意。補全了會通知你。

沒幾天我就收到了她郵寄到我宿舍的明信片，說補全了，有空可以來取。

第二個星期天我走上二樓時，就聽到上面在放我沒有聽過的音樂。原來她正在接待顧客，見了我忙說：“哦，高同學，你坐一下，讓我先接待這位榮先生，是老朋友了。”我打量了一下榮先生，約二十六七光景，微胖，平頭，五短身材，不修邊幅。原來葉愛棣幫他覓到了法國印象派大師德彪西（Claude Debussy）的《牧神午后前奏曲》（Prélude à l'après-midi d'un faune），哥倫比亞唱片，剛好是正反兩面，開價六元五角（相當于我在復旦半個月的飯費）。試聽后榮先生爽快地付了款。葉愛棣遂對他說：“今天順便給你介紹一位同鄉，從無錫輔仁剛考進復旦物理系的高明輝同學，也是愛樂者。我幫他湊全了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的廢唱片，一套五張兩元五角。”

“幸會幸會！榮如德，祖籍無錫榮巷，不過同榮巷顯赫的榮家沒有關系。我出生在上海，無錫很少去。還是說說唱片吧，葉先生幫你湊全的這套，很有保存價值，但聽起來太麻煩了，要翻轉和換片多次。何況唱片公司為了錄音分段，常常不得不在音樂的快慢上進行處理，聽起來會有點別扭。你若有時間，可順便到我家里去聽聽。”

“當然有時間，太好了。謝謝您！”我幾乎有點受寵若驚。榮君遂向葉愛棣借用她的電話，打了一個傳呼電話，請傳呼人通知家里不要等他吃中飯。然后對我說：

“這里隔壁的二樓有一家飯店，價格公道。我們就先到隔壁解決果腹問題，然后坐24路無軌電車朝北兩站路，就是寒舍了?！?/p>

我帶了唱片跟他下樓來到街面，馬上拐進了左隔壁的商店，里面有鋪著紅地毯的樓梯通到二樓的“美心酒家”。我們在角落里一個小桌坐下，服務員馬上過來，他簡單點了兩個帶湯的蓋澆飯，就和我聊了起來：

“我覺得邂逅相逢是要靠緣分的。說老實話我對你的好感同無錫沒有干系，僅僅是第一眼有很放心的感覺。我蠻相信自己的instinct（直覺），就像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隔壁永豐唱片店遇到葉愛棣一樣，那instinct很準：精明，但上路?！?/p>

吃完蓋澆飯，已經有人在等候我們的座位，就下樓坐上24路那最老式的墨藍色長方形無軌電車，3分車票，叮叮當當兩站路就到南京西路站下車。走進陜北菜場北面朝東的一條弄堂，從后門進入一幢石庫門房子，樓下朝南的客廳，就是榮君的“寒舍”了；客廳南面是個小天井，南大門雖設而常關，此乃滬上石庫門房子的鐵律。

客廳靠墻都是書櫥，連落地南窗的一半也被書櫥所擋，書櫥里幾乎都是唱片，讓我嘆為觀止。他說：“我是學外文的，十足的文科，很想有一個理科的朋友，況且你也喜歡音樂。我有點好奇，外地的電臺很少有經典音樂，能夠談談你的愛樂經歷嗎？”

“我出生在抗戰時期重慶的嘉陵江畔，我的音樂啟蒙人是母親，她愛音樂?？箲鹎凹腋冈谏虾Ｐ嗅t，母親則在無錫江蘇第三高等師范教國文，也兼音樂課?？箲饡r期的重慶，不僅物質生活匱乏，文化生活更枯燥，唯一的就是唱歌！學校里的歌曲各種各樣，有抗戰歌曲，也有從延安傳來的革命歌曲和蘇聯歌曲，但最多還是藝術歌曲：黃自的歌最多，劉雪庵和王洛賓的歌也不少，還有很多歐洲的經典歌曲，還有很多用歐洲經典音樂的旋律配上我們自己的歌詞的——往往是作者佚其名。母親傳給了我音樂的細胞，我就在嘉陵江畔的歌聲中長大。1946年我家回到上海，經不起通貨膨脹，48年不得不回了無錫，但我的哥哥姐姐都在1952年來上海進了大學。哥哥進了交大，姐姐進了江灣東體育會路的上海俄專，也就是現在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前身?！?/p>

“哦！你姐姐是不是高秋輝？她比我低一屆，我們的俄羅斯文學課是在同一個大教室里上的，所以有印象。你看，我在永豐唱片店看到你第一眼的instinct準不準？這真是緣分。

“請你來聽唱片，按理應該由你選擇，但老貝老柴的作品，你大多可以從電臺里聽到。葉愛棣說你很熟悉Cesar Franck，今天我們就一起聽聽其代表作《d小調交響樂》如何？他從書柜里F標記的一排里抽出了Franck的《d小調交響樂》，捷克出品的密紋唱片，由泰利赫指揮布拉格交響樂團的錄音?！斑@部交響樂是比較嚴肅而思考型的，正好我在翻譯的一部捷克小說《公民布利赫》，里面有一段這樣的情節：苦悶的布利赫去朋友家聊天，他走進大樓坐電梯到了朋友的房門口，卻聽到從里面傳出了Franck的《d小調交響樂》。他停下聽了片刻，沒有敲門，就離開了。這段情節可以幫你更好理解《d小調交響樂》。”

我們倆靜靜地花了四十多分鐘聽完了《d小調交響樂》，中間有些地方，他偶爾會插幾句提醒我注意。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我同榮君在音樂歷程上的重要差別：我還是陶然于“家園”，他則已經在“走出家園”了。

他每天上午10點是固定的聽音樂時間，建議我可每隔一個周日去陪他一起聽。自此，除了寒、暑假或學校下鄉勞動，每隔一個周日的上午10點，我總會來到他的這個音樂小天地，風雨無阻，樂此不疲。

一次我收到葉女士的明信片，說幫我覓到兩張價廉物美的好唱片：圣桑的《引子與回旋隨想曲》，是Campolli演奏的名版。

我還沒有聽說Campolli這個意大利小提琴家。隔一個星期天，我去榮君家前順便先趕到了唱片店，九點剛好開門。葉先生是從廢唱片堆里發現了這兩張寶貝。她說：“榮先生肯定喜歡，你也送他一張吧。Campolli的這個錄音絕對超過了海菲茨，是出了名的，很難買到?！笨磿r間還早，我就同她聊了半個鐘頭。我好奇地問，這么多廢舊的美國唱片是從哪里來的？她的回答大開我眼界：“是北四川路的日本僑民留下的?！?她見我不信，就補充道：“早在一戰后的二十年代虹口那邊就有了大量的日本僑民，集中在北四川路一帶，抗戰時期的數量就更甚。日僑里愛樂者很多，不乏大量經典音樂樂迷。1945年抗戰勝利，到46年，這些日僑，少說也有十幾萬吧，都回日本去了。唱片太重無法帶走，就留下了。他們沒有隨便扔掉，都是整齊地堆放到了虬江路邊的一塊空地上，讓上海市民自由選取。去搶唱片最起勁的就是唱片公司和唱片商店了。我這里的舊唱片都是從唱片公司倉庫里的存貨里挑出來的。榮君的《牧神午后前奏曲》，你的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還有這兩張Campolli，都是日本僑民留下的?！?/p>

原來如此！

我帶了兩張舊唱片到榮君處，他不信在廢唱片堆里能夠發現這樣的寶貝。他謝了我和葉愛棣的好意，說他已經有了。我順便把這大量廢舊唱片的來歷和他說，他告訴我他也是從葉愛棣那里聽說的，說這種地方野史隨著老一輩的離去，就逐漸湮沒了。接著我們聆聽了柏遼茲根據拜倫的詩歌譜寫的為中提琴和樂隊的交響詩《Harold in Italy》，并說，今天可以邊聽邊聊。

榮君說，這《引子與回旋隨想曲》（Introduction and Rondo Capriccioso）是典型的翻譯錯誤。隨想曲是Capriccio，而Capriccioso是其形容詞，意思是“如隨想曲般的”，所以正確的標題應該是《隨想曲般的引子與回旋曲》，現在已經是將錯就錯約定俗成了，這樣的例子還真不少。聊著聊著，他說起了意大利小提琴家Campolli的不幸經歷，他琴技好，又有一把瓜內利名琴，可惜惹上了毒癮，人就毀了！這張《引子與回旋隨想曲》成了他留下的唯一絕唱了。

這晚我回到復旦，就把多余的這張“絕唱”送給了同室的知音李隴遐（我終身的樂友），他如獲至寶！李有一把好提琴，也拉得一手好琴：貝多芬的F大調第五《春天》奏鳴曲或莫扎特的第五小提琴協奏曲，都可以一氣呵成。當時59年，在學校宿舍還可演奏這些，到了1961年以后就不行了。后來，葉先生又先后幫我收集到很多價廉物美的舊唱片。最難忘的是小提琴大師米夏·埃爾曼（Micha Elman, 1891-1967）演奏的舒曼的夢幻曲（Traumerei），真是極品。

榮君對我最大的影響在于拓寬了我的視野，加深了我的理解。他知道復旦的課程很緊，就建議我對現代派暫時不必去浪費時間，還說，現代派的通病是患有“旋律萎縮癥”。那時候他已經積累了大量十二音階先鋒派音樂家的唱片，如勛貝爾格，興德米特，韋伯和貝爾格（Berg）等，還有大量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i），里夏·斯特勞斯（Richard Strauss）和貝拉·巴爾托克的唱片。榮君說，不妨可以聽聽里夏·斯特勞斯的《最后四首歌》（Vier Letzte Lieder），相信你會喜歡。

三，早在五十年代末，榮君就曾預言，馬勒的時代一定會到來！

很快到了1960年元旦，我破例不在星期天到訪，且九點就到，他說預感到我會光臨。

“今天時間充裕，我們一起聽聽馬勒吧！沒有聽過馬勒吧？”

“沒有。在哥德施密特（當年訪華的德國音樂專家）的《德國音樂》里他對馬勒僅一筆帶過，卻大段介紹了里夏·斯特勞斯?！?/p>

“里夏·斯特勞斯固然不錯，但如何能夠同馬勒相比？我相信馬勒的時代必將到來（按：榮君確有先見之明，五十年代末，歐美樂壇上的“馬勒熱”還沒有一點跡象，但到了六十年代末卻成了時髦。馬勒的作品篇幅冗長，其推廣很明顯受到了錄音技術的限制，隨著密紋唱片，磁帶和CD的出現，馬勒的“潮水”不可阻擋）！今天先聽聽馬勒最明朗也是最短（也有51分鐘）的G大調第四交響樂。”他把唱片淺藍色的封套遞給我，上面有馬勒的側面畫像，是利奧博德·路德維希指揮德累斯頓國家歌劇院交響樂團錄制的，第四樂章的女聲是由安妮·施萊姆演唱。

這馬勒第四交響樂成了我走進馬勒神奇世界的大門。因為我是第一次聽，榮君并沒有和我細談第二樂章那段優美的連德勒舞（華爾茲的前身）竟然會是和死神“海恩大叔”的舞蹈。后來他和我談起時候，認為音樂不必解釋得太具體，也未必一定要按照馬勒的原意去理解，馬勒作品中，關于“死亡”的主題太多，有點偏執。偉大的作品是應該允許不同的理解。第三樂章顯然有點貝多芬第九交響樂第三樂章的影子。安妮·施萊姆演唱的第四樂章太美了，榮君把他寫下的德文歌詞和中文翻譯對照的一頁稿紙讓我看著，把第四樂章又重新放了一遍。榮君還認為，不必太在乎作曲家對于自己作品的評價：貝多芬認為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是《莊嚴的彌撒》；德沃夏克多次談到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是《圣母頌歌》，其實未必。

聽完馬勒第四，他說今天還有時間，再聽聽馬勒按照唐詩譜寫的聲樂交響詩《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吧，由六首唐詩組成，最后一首王維的《送別》竟然長達25分鐘，最后一句“白云無盡時”的德文只是一個“Ewig（永遠）”，女高音意味深長地重復了三遍！

說起上海的唱片店，這些馬勒的密紋33轉唱片在永豐或源祥是沒有的，當時上海的音樂書店（正對漢口路的西藏路上）和福州路的外文書店都有大量的蘇聯、東德和捷克的唱片。蘇聯的密紋唱片價格是七元，東德和捷克的是九元。

說起緣分，這張馬勒第四的東德唱片和我就有不解之緣！六年半以后的1966年六月，我已經在北京工作，正值“516”燃起文革之火不久，我收到了上海表弟給我的信，說我存放在他們家三樓的大量唱片，都讓紅衛兵抄家時候被收走了。上海的抄家行動竟然早于北京。那天正值星期天，我趕到了王府井大街上近燈市口的那家音樂書店，里面竟然還在出售已經剩下不多的音樂唱片，我翻來翻去，竟然就翻到了這張馬勒第四交響樂的東德唱片，淺藍色封面上是那熟悉的馬勒側面畫像。我馬上就付了九元買下了。

同我有不解之緣的馬勒第四交響樂東德唱片，可能是五十年代最早的一張馬勒唱片。

接下去的十年，恩格斯和列寧也保不住貝多芬了。也有偶爾的例外，1973年，中美關系解凍前，指揮大師尤金·奧曼迪（Eugene Ormandy, 1899-1985）率領費城交響樂團訪問了北京，西長安街上的民族會堂音樂廳里響起了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和華彥鈞（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愛樂者們的心里又燃起了希望。那管弦樂版本的《二泉映月》竟然改編得那么好！那么淳美！奧曼迪把他帶到了美國，帶上了世界?！抖吃隆芬彩莵碜晕覀兘霞亦l無錫的真正音樂精品！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捕，我已經回上海，又可以常常和榮君見面了。我特地帶了那張從北京“搶救”回的馬勒第四交響樂的唱片讓他看，讓他感慨萬千。1980年，他告訴我一個好消息，上海來了一位愛好經典音樂的市長汪道涵，于是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音樂頻道進入了黃金時期。我們可以從調頻頻道收聽到幾乎所有經典大師們的作品，也包括了馬勒的全部（1-10）交響樂和聲樂作品。由于我住到了復旦，離市區很遠，我們常在電話里討論音樂，我們倆對馬勒的理解也越走越近。八十年代唱片基本上退出了市場，磁帶成為音樂收藏的主要形式了，榮君書櫥里又開始放滿了磁帶。

八十年代中期一次去他家，我們一起聽了馬勒第三交響樂《夏日晨夢》這部馬勒最長的交響樂（100分鐘），他竟然收集到好幾個不同版本的磁帶，他最推崇海廷克（Bernard Haitink）指揮RCO（荷蘭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的版本。第二樂章（花兒對我說些什么？）里那首圓舞曲真讓我有翩翩起舞的奢望，盡管我不會跳舞！第三樂章里那場外樂器（out-stage instrument, 指從舞臺以外傳來的）的郵號聲，真像天籟之音。后來我到歐洲，每次到阿爾卑斯山區，耳朵里總會響起這馬勒的郵號聲！鑒于篇幅，馬勒其他作品暫不贅述。僅提兩點：要理解馬勒，必須聆聽其聲樂作品（特別是《Des Knaben Wunderhorn, 青年的奇異號角》）；馬勒最清麗超脫刻骨銷魂的樂段是他第八交響樂第三樂章——那是真正的馬勒。

四，再回到1960年說起

1960年春，榮君通知我星期六晚七點在延安中路上海音樂廳門口等候。音樂會的上半場是由上海音樂學院附中的盛中華演奏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由黃怡鈞指揮上海交響樂團協奏。盛中華是著名音樂教育家盛雪教授之女。年僅16歲的盛中華身穿紅色毛線衣站在臺前看上去從容鎮定，那青春形像至今記憶猶新。她順利完成了這部長43分鐘的貝多芬杰作。

同我對貝多芬音樂的熱忱相比，榮君比我冷靜得多；他覺得貝多芬被宣傳得太多，難免會有點偏，說來說去總是他的九部交響樂（有評論家還竟然荒唐地把第五交響樂說成是貝多芬的頂峰，貝多芬會同意嗎？），32首鋼琴奏鳴曲，五部鋼琴協奏曲等；要真正理解貝多芬，一定要認真細聽他的晚期弦樂四重奏，這才是真正貝多芬晚年的內心世界。沒有細聽貝多芬的晚期弦樂四重奏，最好不要對貝多芬說三道四，羅曼·羅蘭就是這個毛??！羅曼·羅蘭在1903年出版的《貝多芬傳》里片面地以“英雄”和“戰斗”去概括貝多芬的音樂和精神，他同時也以他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誤導了許多人。

貝多芬的思想超出了一個音樂家的范疇，他把以康德為核心的德國式特有的哲學思辨和對人類命運的深沉思索帶進了音樂；貝多芬心中的“上帝”，是康德泛神的“上帝”。這種思辨在他許多作品里，特別在他的交響樂和晚期四重奏里有深刻的體現。這也是為何他的音樂可以穿越歷史，超越國界、民族和宗教信仰，具有啟示錄般的不朽價值。貝多芬的魅力還在於，他的哲學思辨并沒有讓他的音樂變得枯燥無味，其旋律總帶有無可替代的崇高美，帶有他的獨特“基因”和特有的鍥合和統一。

榮君對蕭邦的態度有點矛盾，他不喜歡那些馬祖卡和波羅奈茲，常說舒伯特的許多鋼琴作品絲毫不遜于蕭邦，這我完全同意。他說人們對舒伯特的理解太窄，他的偉大遠在斯特勞斯之上，不僅僅是歌王，還有交響樂，他的兩首鋼琴三重奏更是少有的精品。其實榮君心里對蕭邦并沒有偏見。我們曾一起聽了蕭邦的第二鋼琴協奏曲，接下去還聽了升c小調夜曲，大為贊賞。蕭邦在我的心里有著無可替代的地位。人們常把“浪漫主義頂峰”的桂冠強按在他頭上，蕭邦卻嗤之以鼻：蕭邦就是蕭邦，沒有什么“浪漫主義”。榮君說，蕭邦可謂“Individualism”的代表，把這個詞翻譯成“個人主義”是片面的，其確切涵義是“完整的人格，獨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很像是蔡元培提倡的“北大精神”。

榮君對柴可夫斯基的評價也很矛盾，他似乎更欣賞拉赫瑪尼諾夫和穆索爾斯基，還從穆索爾斯基的一幅肖像談起了偉大的俄羅斯畫家列賓。對于老柴，他認為只有三部交響樂不錯，最好是《曼弗雷德交響樂》，還有就是第五（被比擬為老柴的“命運交響樂”）和第一（俄羅斯）?！侗瘣怼罚ㄖ咐喜褡钪牡诹豁憳罚┑谋瘣恚皇钦嬲谋瘣?；《曼弗雷德》的悲愴才是刻骨銘心的“大悲催”；蕭邦的升c小調夜曲則是凄美而淡淡的悲愴。

早在那六十年代，榮君就告訴了我老柴死因的真相：不是霍亂，而是因同性戀而自殺。

我在榮君家先后聽過很多拉赫瑪尼諾夫的作品，三部鋼琴協奏曲（他特別推薦第三），第二交響樂（非常精彩），著名的帕格尼尼主題隨想曲、升c小調前奏曲和妙不可言的《練聲曲》等。還有一部根據涅克拉索夫的詩歌《綠色的喧囂》譜寫的男中音聲樂交響詩《春天大合唱》，榮君特地幫我準備好了俄文歌詞和中文翻譯。

很奇怪的是，同榮君一起聽莫扎特的機會少之又少，然而他對莫扎特的評價之高又出乎我的意料。他和我解釋這個悖論的原因是：莫扎特不需要解釋！他常說，莫扎特的音樂最容易使人一入耳便自信完全領會而終身不知所云，這在大上?？芍^比比皆是。這句話聽起來好像是木心先生說的，但榮君對我說得時候早了三四十年。

對于巴赫，幾乎是同樣情況，我們一起聽巴赫很少，僅聽過一次《b小調彌撒》，那是因為我談起了在維也納國家劇院聽了巴赫的《b小調彌撒》的奇遇。說起巴赫，榮君常常會引用愛因斯坦答復一位報紙主編的話：“虔誠地聆聽，閉上您的嘴！”

五，西貝柳斯和勃拉姆斯

一個北歐小國芬蘭竟然能夠出現西貝柳斯這樣的一位偉大的作曲家！西貝柳斯的作品，無論大小，幾乎都是我們鐘情的精品?！昂喍笔瞧涮厣唛L的馬勒恰恰相反。他最后一部第七交響樂才17分鐘，卻精彩至極。說起海菲茨演奏的西貝柳斯d小調小提琴協奏曲，那真是絕唱！

有一次和榮君一起聽西貝柳斯，他提議跳過很“popular”的第一和第二而聽他的第七和第三交響樂（僅三個樂章，共26分鐘），這部短小精彩的交響樂夸張地說是以大提琴為特色的。世紀交接的前后三年我在荷蘭，曾專程去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聆聽西貝柳斯的第三交響樂。當時的樂隊位置編排還是按照傳統的，也就第一大提琴組在指揮的右方，聽眾們清晰可見。大提琴家們的肢體語言是非常豐富的，現場聆聽西貝柳斯的第三交響樂，也是領賞大提琴家們集體表演的藝術。坐在后排第一位的那位女大提琴家其專注而投入的表演令人叫絕，隨著旋律的洶涌起伏她俯仰自如搖曳有韻，為第三交響樂增添了無窮的色彩。

我曾專程到過赫爾辛基，在城西北角的西貝柳斯公園盤桓良久。這里，愛樂者可以點播自己想聽的西貝柳斯作品。遙想萬里外在上海的榮君，他若坐于此會選哪一首？記得他曾說過：《圖內拉的天鵝》他一輩子沒有聽厭倦。所以我點了《The Swan of Tuonela》。

若說我“家園”的中心是貝多芬，那么榮君“家園”的中心則是勃拉姆斯。哪怕在他漫游于現代音樂的漫長年月里，也從來沒有離開過勃拉姆斯。我可以肯定地說，他聽遍了勃拉姆斯的所有作品。到了晚年，我也幾乎聽遍了勃拉姆斯的所有作品，也是受了他的影響。

1988年夏我第一次到維也納，在卡爾廣場的雷瑟爾公園里站在了勃拉姆斯的全身青石雕像前，這里正對著馬路北邊的維也納音樂協會大廈（Musikverein Wien，俗稱為“金色大廳”者）和維也納藝術之家大廈（Künstlerhaus Wien）。他衣著臃腫，不修邊幅；坐在那里，伸著左腳，低頭沉思，顯得有點疲憊。他怎能不疲憊呢！偏遇上了一個“浪漫主義”發狂的時代，一個不屬于他的時代。動輒會被李斯特和瓦格納們群起而攻之：頑固保守，愚蠢偽善。奇怪的是，到了二十世紀，還是有人在重復著勃拉姆斯“偽善”論。羅曼·羅蘭就是一個明顯例子。（照片3：維也納卡爾廣場邊雷瑟爾公園里的勃拉姆斯青石雕像。）

正因為李斯特緊跟瓦格納對于勃拉姆斯無謂而無休止的攻擊，榮君對于李斯特很不以為然，也很少聽李斯特作品，我們也從未一起聽過李斯特。

我對勃拉姆斯一往情深；而且隨著年歲的遞增，越來越靠攏他。勃拉姆斯很少讓我激動；他讓我平靜。若說莫扎特像朋友，貝多芬像父親，那么勃拉姆斯則更像善良虔誠的心理導師：有他則永遠不缺少安慰；他音樂的美是含蓄的，足以化解胸中的塊壘；一曲《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就讓我平靜下來；每當郁悶時，一首第三交響樂則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恫烁T》里有一句名言：“真味只是淡”，我認為這就是勃拉姆斯。

一次我們一起聆聽勃拉姆斯的《降B大調第二鋼琴協奏曲》，榮君談起了老柴的G大調第二鋼琴協奏曲，說在結構上顯然是參照了勃拉姆斯。老柴的這部作品一向被認為是一部失敗的。1978年，伊朗鋼琴家娜汶·阿芙露茲在上海演奏了柴科夫斯基的這部協奏曲。不太出名的鋼琴家來上海演奏一部不太被演奏的作品，榮君認為滿座率一定不好，于是就約我一起去買到了余票。想不到聽下來還真不錯，那第二樂章的確是模仿了勃拉姆斯的第三樂章。不久后伊朗就爆發了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除伊斯蘭宗教音樂外，所有音樂被禁。大批伊朗藝術家們都逃離德黑蘭流亡到了歐洲。1988年，我在布魯塞爾音樂廳聆聽了著名伊朗指揮家亞歷山大·拉巴里（Alexander Rahbari）指揮布魯塞爾廣播交響樂團的音樂會。他本來是德黑蘭音樂學院的院長，1979年不得不流亡到比利時。伊斯蘭革命的悲??！

六，零星補遺

—— 讓我最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以榮君的背景，他竟然一次也沒有去過歐洲，何況他沒有一點點語言障礙。他對于我寫的“歐洲人文漫步”系列深感興趣，還為我的一篇《巴塞羅那隨想曲》做了仔細的修改。

—— 不要忘記了海頓（Joseph Haydn, 1732-1809）這位古典交響樂的奠基人和貝多芬的引路人。他的作品多得有點濫，但里面淘得出金子。德國國歌就來自他的弦樂四重奏。

—— 意大利，沒有交響樂的國度。意大利似乎什么都有，有歌劇，美聲唱法，民歌，有杰出的指揮家和小提琴家，唯獨沒有聽到過意大利人創作的交響樂。

—— 若說榮君一味崇拜西方音樂，是大大的冤枉。他竟然和我一樣喜歡京劇，而且是個程派迷。有趣的是我們彼此“隱瞞”了幾十年。那已經是2005年左右了，我在電話里面無意中提起了程派名劇《鎖麟囊》，他竟然把唱詞都背了出來。有趣的是，我們都不喜歡那個倚老賣老的李世濟，喜歡年輕一代的張火丁、遲小秋和劉桂娟。榮君對于遲小秋演的《玉堂春》贊口不絕。有一次劉桂娟從天津來上海在天蟾舞臺演出《鎖麟囊》，他曾經來約我，可惜我不在上海。他對于昆曲也一往情深。

—— 除了音樂，我們也談其他。他愿意交我這個物理系的學生，也正是為了擴展和拓寬他的文科背景。例如，對于“大爆炸宇宙學”所認為的，時間有起點的問題，我們有過多次討論，這是康德的“二律背反”的典型例子。如何理解大爆炸（big bang），他保留自己的疑問：既然承認在大爆炸這個“奇點”之前宇宙經歷過一次漫長的大壓縮，難道那不是時間？我們也都不同意斯蒂芬·霍金所說的“時間可以倒流”的觀點?；艚疬€說：在四維空間的“奇點”（Singularity）處，“邏輯”（Logic）和“因果關系”（Causality）都不成立，這顯然是在強詞奪理。因為“邏輯”和“因果關系”是科學認知的根本原則！

回顧同榮君的音樂情緣和畢生“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高明輝，生于1942年，祖籍無錫。1964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物理系，曾在中國科學院和復旦大學工作，做科學研究。1987年到比利時魯汶大學的歐洲微電子中心從事四年半導體研究，1990年在美國的國際會議上獲得最佳論文獎，后到國立新加坡大學電子工程系任教，1999年進入荷蘭飛利浦半導體繼續芯片研究，并兼任復旦-代爾夫特國際學院顧問。自幼酷愛中國古典文學和歐洲經典音樂，曾擔任新加坡聯合早報副刊英漢雙語欄目主筆，2010年退休后先后出版了兩本歐洲人文漫步散文集《伊普爾的罌粟花》《萊茵星光》。上海紀實

原標題：《風情 | 我同翻譯家榮如德的音樂情緣 | 高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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