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力語要》卷四中，有這樣一段話，記錄了從來不讀小說的熊十力讀《儒林外史》的一則逸聞。

他說：“吾平生不讀小說，六年赴滬，舟中無聊，友人以《儒林外史》進。吾讀之汗下，覺彼書之窮神盡態，如將一切人，及吾身之千丑百怪，一一繪出，令吾藏身無地矣。”

熊十力頭一次讀小說，竟然將自己設身處地在小說之中，《儒林外史》中種種讀書人的千丑百怪，成了他自己的一面鏡子，照得他汗顏而藏身無地。這是只有熊十力這樣的哲人，與一般學者和評論家讀小說的區別，很少有學者和評論家舍身試水，將小說作為洗濯藏污納垢自身的一池清水。

這是有原因的。熊十力一直堅持自己的“本心說”和“習心說”。這是熊十力的重要學說，也就是后來有人批判的唯心主義學說。他認為，“本心”是道德價值的源頭，所以要堅持本心，尋找本心，發現本心。而“習心”則是從本心分化剝離出來的，是受到外界的誘惑污染的異化之心。所以，他說拘泥于“習心”，掩蔽了“本心”，從而偏離了道德的源頭，便產生了“善”與“染”的分化。

在這里，又出現了“善”與“染”兩種概念，這是熊十力特別講究的兩個專有名詞。他說：“染即是惡。”“徇形骸之私，便成乎惡。”他說：“凈即是善。”就是面對惡的種種誘惑“而動以不迷者”。

于是，他強調堅持“本心”，就要“凈習”，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要和染出的種種惡，作自覺抵制乃至斗爭。所謂“凈習”，就是操守、涵養、思誠，這些已經被很多聰明的現代人和“精致的知識分子”稱為無用的別名，而早不屑一顧。熊十力卻說：“學者功夫，只在克己去私，使本體得以發現。”只是，如今的學者和熊十力一輩學者，已不可同日而語。所謂學者功夫，早已經無師自通的“功夫在詩外”了。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也就明白了，1946年，他的學生徐復觀將他的《讀經示要》一書送給蔣介石，蔣介石立刻送給他法幣兩百萬元。熊十力很生氣，責怪徐復觀私自送書給蔣介石，拒收這筆款項，表現出一位學人的操守，亦即他所堅持的“本心”所要求的“凈習”。后來，架不住徐復觀反復地勸說，熊十力勉強收下了，但馬上將贈款轉給了支那內學院，如此之錢毫不沾手，可謂稱之為“凈”。

我們也就明白了，1956年，熊十力的《原儒》一書出版，得稿費6000元人民幣。這在當時不是一筆小數目，他拿一級教授最高的工資，每月也只有345元。6000元，相當于他一年半的工資總額，在北京可以買一套相當不錯的四合院了。但他覺得當時國家經濟困難，他不要這筆稿費。后來，也是人們反復勸說，他堅決表示只拿一半3000元，不能再退讓一步。

對于大多世人追逐的名與利，熊十力有自己的見解和操守。他曾經說過這樣一段有意思的話：“所謂功名富貴者，世人以之為樂也。世人之樂，志學者不以為樂也。不以為樂，則其不得之也，固不以之為苦也。且世人之所謂樂，則心有所逐而生者也。既有所逐，則苦必隨之。樂利者逐于利，則疲精敝神于營謀之中，而患得患失之心生，雖得利而無片刻之安矣。樂名者逐于名，則徘徊周旋于人心風會迎合之中，而毀譽之情俱。雖得名，亦無自得之意矣。又且逐之物，必不能久，不能久，則失之而苦蓋甚。”

這段話，熊十力好像是針對今天而特意說的一樣。他說得多么的明白無誤，名與利的追逐者，因為有了追逐（如今是名目繁多花樣百出的追逐），苦便隨之而來，因為那些都是熊十力所批判過的“習心”所致。志學者因為本來就沒有想起追逐它們，不以為樂，便也不以為苦，而求得神清思澈，心地干凈。萬頃煙波鷗境界，九秋風露鶴精神，落得個手干凈，心清爽，精神寧靜致遠。

只是如今就像崔健的歌里唱的那樣：“不是我不明白，是這世界變化快。”熊十力所能做到的“神思弗亂”，已經讓位于他所說的“逐”而紛亂如麻。這個“逐”，不僅屬于他所說的世人，也屬于不少志學者情不自禁的自選動作。不僅止于名與利，還要再加上權與色，如巴甫洛夫的一條高智商的犬，早知道以那條直線抄捷徑去追逐它所需要的東西。可憐的熊十力的“本心說”，在他的“習心說”面前，已經落敗得丟盔卸甲。

想起熊十力這些言說，便想起放翁曾經寫過的詩句：“氣節陵夷誰獨立，文章衰壞正橫流。”在這里，放翁說的文章并不只是說的文字而已，而是世風，說知識分子的心思，也就是熊十力所說的“習心”。有了這樣“習心”的侵蝕，氣節和操守方才顯得那樣的艱難和可貴。可以說，熊十力是這樣在氣節陵夷時候特立獨行而遠逝的一位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