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身份認同是基于集體記憶與文化結構形成起來的幾代人的烙印。香港自近代以來飽經磨難，港人的生活伴隨著不斷的身份變遷，理解香港社會身份認同的變遷有利于把握香港社會的過去與未來。

臺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林泉忠具有兩岸三地長期生活與研究經驗。4月16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香港社會身份認同的變遷”講座上，林泉忠探討了經歷了150年英國殖民地歷史的香港是如何摸索自己的身份認同、在回歸祖國的20年來，又經歷了如何的變遷歷程等問題。

以下是澎拜新聞整理的講座發言內容：

香港社會身份認同的變遷離不開香港的歷史，自1842年中英簽署《南京條約》后，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至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中間經歷了大概150年。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前，內地和香港的經濟聯系特別少，近幾年大家可以看到香港和內地的聯系越來越密切，不僅僅是經濟方面，文化交流也很頻繁。

今天我的講座主要圍繞三方面展開。第一，一個人的社會身份認同是如何形成的，文化結構與集體記憶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第二，香港人的國族認同是如何形成的，英國統治香港150年及香港回歸祖國20年對香港身份認同的變遷有何影響？第三，當下香港年輕人的身份認同有何特征？

首先，一個人的身份認同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文化結構和集體記憶。以移民為例，移民是從一個文化結構進入到另外一個文化結構，這樣就形成了多元的文化結構。這種多元的文化結構是一種混合的狀態，而文化認同的改變一定會改變他的身份認同。這是客觀的現象，也是研究身份認同的一個基本共識。集體記憶是在時代變遷下，所有人共同擁有的記憶，這種記憶既有民族的也有國家的。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集體記憶，而且具有持久性和穩定性，一般會被大眾所接受。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怎么形成？我們知道香港自近代以來的磨難歷史，香港回歸已經20年了，這一代人經歷了香港的回歸，這是屬于他們獨特的集體記憶。香港由英國的殖民地變成一國兩制下的中國特別行政區，這種變化是不是又影響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回歸后，香港哪些部分和內地連接在一起，哪些部分沒有連接在一起？當下香港年輕人究竟抱有什么樣的身份認同？這都值得我們探討的。

香港自1840年鴉片戰爭成為英國殖民地以來，它所擁有的集體記憶就和內地的不一樣了。西方的中心大英帝國打敗了當時的清朝政府，西方文化進入到香港地區，香港不再是曾經那個屬于廣東的小漁村，它正式被納為資本主義世界版圖中。雖然香港已經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但是香港人并沒有形成英國的身份認同，因為殖民地是帶有屈辱意義的，他們不認為自己是英國人，那時的他們更多地還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只不過是被殖民的中國人。而且，在1949年以前，香港都還沒有形成“我是香港人”這個概念。因為雖然當時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但當時的海關并不嚴格，內地和香港間人民的來往相當自由，他們之間的聯系并沒有被切斷，在社會生活方面還是有很多可以相互映照的地方。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香港和內地間的海關被嚴格限制，這和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有關，當時西方世界對中國采取了經濟上的封鎖，此后，香港和內地被隔離了30年。隔絕之后就形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曾經流動的人口慢慢定居下來，有了“我是香港人”的概念。當然，“中國人”這個概念也參雜在其中，并沒有完全消失。因為當時很多人是從內地到香港的，他們之前一直生活在內地，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一直烙印在心里。但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香港和內地之間的海關出入境政策收緊，內地和香港的人不能隨意出入。與此同時，香港工業化起步，香港區域內的統一市場逐漸成型。這時香港本土的集體記憶便開始慢慢浮現，比如香港有一些本土的品牌（維他奶）就成為了香港人的集體記憶。

1949年以前，香港扮演的是中轉貿易站的角色，那時的香港幾乎沒有工業，內地的貨物通過香港轉運到全世界，海外的貨物也通過香港輸往內地。可是當海關一旦收緊，香港作為中國溝通外界的橋梁就被關閉了。此時的香港開始尋求自我發展。一批從上海去的企業家帶著資金來到香港開始做工業，帶動了香港的發展。我們都知道身份認同不僅需要硬件，也需要軟件的配合，要想擁有“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就必須有香港文化做支撐。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香港的一些變化，比如，在“文革”發生前香港也不是很重視中國文化的傳承，但是當內地開始“文革”時，香港就開始重視中國的文化，極力保護并推崇中國文化。這是在文化上保留了根，但同時，香港也不忘發展屬于香港自己的文化，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一開始香港歌星唱國語歌，后來唱粵語歌了。因為粵語是香港社會的主流語言。只有當粵語歌曲成為主流的音樂語言時，香港的社會身份認同才有堅實的文化基礎。直到如今，粵語歌曲還是被很多人推崇。另外，像邵氏電影、李小龍的功夫派，都有著很深的香港印記。

中國內地自1978年進行改革開放后，綜合國力得到很大的提升。隨著深圳特區的建立，香港回歸問題開始提上日程。20世紀80年代的香港處于一個十字路口，根據中英簽署的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申明，香港將于1997年回歸中國。中國提出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概念。當時這個概念引起了很多的討論，特別是“誰是港人”引起了全社會的思考。從這時起，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認同就浮現了。1997年香港回歸后，香港的恐慌焦慮慢慢結束，內地和香港間的經貿文化交流也變得越來越多。同時，由于內地實行改革開放，經濟科技實力得到快速發展，香港又開始重新作為連接世界與內地的橋梁，貿易的繁榮以及香港自身帶有的民族情節，使回歸后的香港社會身份認同中的“中國人”意識開始增強。

在香港回歸10年后，我寫了一篇關于香港社會身份認同的文章《一國與兩制——拉鋸中的身份認同》。從拉鋸就可以看出，香港社會的身份認同是經歷了不斷的變化，在本土身份與民族身份之間徘徊。在文章寫完不久，香港又發生了一個轉折——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香港也未能幸免。當時正是中國崛起的頂峰，之前很多研究指出，中國的崛起在2010年代將會是高峰期。按照常理，在高峰期的前后，香港應該會有更強的“中國人”意識才對，可事與愿違。2008年后，香港的“中國人”身份認同轉弱。

香港社會認同在幾個階段中由于環境的變遷、外界的壓力造成了本土認同在本來不那么明顯存在的情況下突然就冒起來了。這是一個值得去思考的問題。學術上研究認同有很多的理論，其中有一個叫做浮現主義。具體是指人們在社會的急速變動中出現了孤獨與空虛，因此尋求可以維系族群的紐帶與認同。剛剛我提到了“港人治港”引發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急速浮現，在此之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并不那么清楚。這是政治賦予的改變。

最后，我希望大家用更好的心態去面對香港社會身份的變遷的事實，同時也希望香港和內地都朝著更好的未來前進。

（以上內容為林泉忠4月16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香港社會身份認同的變遷”演講選摘，由王冬東整理，未經演講人審訂。感謝微信公眾號“社會學吧”提供的學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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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人說，是澎湃新聞·請講的常設欄目，以社會學者第一人稱，從社會學視角觀察中國，解釋中國，發現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