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上起床，去做一份根本不喜歡的工作。我工作只是為了錢，可錢還少得可憐。我每天都付出更多努力，情況完全沒有改變。我不只是累，我是筋疲力盡。” 美劇《小謝爾頓》里的這段臺詞，道出了你的心聲了嗎？

這種心態(tài)并不少見，有人認為是人生難免的無奈，有人視為負面情緒。不過，在復旦大學網(wǎng)紅教授梁永安看來，“一個年輕人覺得工作沒價值，是正能量，因為他心有不甘。”

現(xiàn)代社會以城市化帶動，城市化意味著生活的寬廣乃至無限可能，但工作時間越長，生活時間就越短，這是無法避免的沖突。一個人在這樣的沖突中，仍保留著對生活的憧憬與“不甘”，是值得贊美的一件事。

我們許多人，從小就在一種既定的軌道里生活，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到工作，完全是無縫銜接狀態(tài)。因為始終沒有離開既定軌道，往往缺少自我生活意識，容易在高壓狀態(tài)下一步步走向透支。

梁永安說過一段引發(fā)爭議的話，他說“啃老”也是個不錯的選擇：“我經(jīng)常跟家長說，其實你孩子畢業(yè)以后，不要忙著讓他去找一個所謂的理想工作，要給他一個探索的機會。”

有些人覺得梁教授不食人間煙火，不知道許多年輕人“無老可啃”。但實際上，他還有下半句：是否“啃老”因人而異。

將梁永安說的“啃老”與“躺平”劃等號，也是誤解。他定義的“啃老”，更多是指“gap year（間隔年）”，是希望條件允許的年輕人不要著急找所謂的理想工作，并非提倡不勞而獲。

“gap year（間隔年）”概念源于英國，最初是指貴族子弟的“壯游”( The Grand Tour )。后來，逐漸引申為升學或畢業(yè)之后工作之前的長期旅行，讓年輕人在畢業(yè)后，不急于踏入社會，用一段時間來體驗不同的生活方式。

“間隔年”的本質是多元化，而非限定一個固定軌道：你可以將間隔年定為一年，也可以是半年或兩三年；你可以選擇漫游城市，也可以背包探險；你可以一邊旅行一邊打工，也可以去其他國家找一份不一樣的工作，或者做志愿者；你可以呆在家里，潛心于某樣興趣愛好，也可以選擇直接去工作。

這才是“間隔年”的最大意義所在，它提醒每一個年輕人：人是應該有選擇的，選擇應該出自內心。正常的人生，從來都不是“被規(guī)定”的模式，也不是“別人做什么我也跟著做什么”的狀態(tài)，而應是多元化狀態(tài)下的自我選擇與自我認同。

2019年，我在捷克的火車上偶遇一個當?shù)啬贻p人，他原本就讀于捷克最古老的查理大學，卻選擇休學，在鄉(xiāng)間尋找巴洛克風格老建筑。這種選擇放在許多家庭，可能是無法想象的，起碼父母這一關就過不了。但他卻很輕松，還告訴我家人如何支持他。這是一種非典型的間隔年，體現(xiàn)了間隔年的真意。

有人認為，間隔年在當下，仍是奢侈的人生選項，因為會讓人失去應屆畢業(yè)生身份，影響許多工作選擇和考試機會，甚至因為比別人“慢一拍”，而影響日后的升職加薪。

但如果回歸間隔年的本意——讓人尋找自己的存在價值，那么，形式就不是重要的，一個人的內心才是關鍵。

即使是因生計所迫選擇就業(yè)的年輕人，也可以在有限的閑暇里，為自己尋找一些開闊視野的方式，比如每天抽一個小時來閱讀，這同樣是一種“間隔”。

許多年前，梁啟超就非常前衛(wèi)地提出過間隔年的概念。他在給梁思成的信中寫道：“大多數(shù)家庭條件一般的青年，完成學業(yè)之后立刻就得掙錢養(yǎng)家。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往往就沒有太多選擇。但好在你們不需要面對這種壓力，即使一時半會兒找不到合適的工作，那就索性跟著我‘再當一兩年學生’也不是壞事。如果為了一味追求經(jīng)濟獨立，而勉強就業(yè)，去做不合適、不喜歡、不愿意做的職業(yè)，以致‘貶損人格’或引起精神上的痛苦，那就得不償失了。”

不管是否為稻粱謀，一個人都可以好好體會梁啟超的這段話，在自己的人生中騰出一些空暇，去尋覓一些光亮，找到屬于自己的“間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