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維舟

Brittany England on Healthline

職場女性通常都是超人：她們不僅要在職場上保持光鮮亮麗、獨當一面，還要在回家后照顧好一家老小，一根蠟燭兩頭燒，所謂“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這有時是出于敬佩，有時語帶戲謔，有時甚至是不無苦澀的自嘲，但總的來說，當下社會都默認這是所謂“新世紀女性”的典型形象。

像這樣的職場女性形象，在美國其實早就出現了。社會學家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早在1989年就提出了“第二輪班”（the second shift）的概念，因為她在訪談中敏銳地發現，很多女白領都不得不疲于奔命地兩頭兼顧。

提出這一說法的就是一位受訪女性，盡管她非常抗拒將家務勞動當作是工作，但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生活幾乎就是不間斷的勞作：“上班的時候你在干活兒，當你回到家，還是干活兒。然后你再回去上班，繼續干活兒。”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看似奇怪的是，這正是女性解放所帶來的。

就像任何一個社會一樣，美國人的性別意識形態歷來與社會文化變遷密切相關。

從歷史上來看，美國父親身份有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回應著經濟變遷：最初的農業時代，父親作為一家之主訓練兒女；19世紀初以后，隨著經濟活動和職業訓練轉向家庭之外的工作場所，父親將養育兒女的責任更多留給妻子。在這兩個階段，父親的形象通常都是疏離而嚴厲的。

直到20世紀以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門，在學校、工廠和辦公室建立起全新自我認同時，社會文化中才出現了“慈父”的觀念。阿莉?霍克希爾德一針見血地指出：“如今，美國處在經濟發展的第三階段，但父親身份還仍處于第二階段。”

在社會學上，這稱之為“文化滯差”（culture lag）：社會已經向前發展，但觀念卻改不過來，因為一個人觀念的改變，遠比社會經濟的發展要緩慢——一個農民哪怕成了暴發戶，但習慣卻可能一輩子都難以改變。

同樣地，當女性進入職場，她們的錢袋、自尊心、女性身份認知，以及日常生活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無論心甘情愿還是糾結不已，她們發現自己正陷入兩難的境地。

[美]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 著

肖索未、劉令堃、夏天 譯

三聯書店2021年7月第一版

當然，這并不是說沒有任何改變：在美國，直到1970年代，在嬰兒潮之前出生的男性中有70%同意：“男人工作、女人照顧家里和家人，這種安排對大家都好。”到了90年代，這批男性中仍抱有這一觀念的降至50%。

1950-2011年間，美國女性的勞動力市場參與率從30%飆升至59%，1970年代后制造業向海外的轉移打擊了男性賺錢的能力，而服務業的蓬勃發展卻為女性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其結果，1980年時雙薪夫婦中妻子收入僅為丈夫的32%，三十年后攀升至76%——然而，她們中的不少人哪怕賺的錢超過了丈夫，但在家里，家務活仍然被默認是“女人干的事”。

照理來說，一個人的性別意識形態傾向于與其處境相適應，婦女運動也提出給女性賦權、重視并分擔照料家務的責任，然而諷刺的結果是：經歷數十年的復雜博弈，美國社會“漸漸地擁抱了賦權而推走了照料”。

也就是說，社會一方面認定女性應該展現她們的天分，發揮一切潛能，和男性比肩，但另一面，照料他人的責任卻仍然義不容辭地落在女性肩上。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超級媽媽”的形象悄然涌現，因為她讓這場停滯的家庭革命看似正常而幸福，似乎她能同時兼顧雙重任務，并且都得心應手、無所不能——換言之，社會轉型中的壓力，更多地由女性承擔了起來。

正如本書所指出的，這是“一種對家庭和工作之間相沖突的要求照單全收的方式”，對女性提出了超出常人的要求，似乎她們不需要休息，也沒有個人需求，“一個不幸的事實就是，當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加速運轉引發家庭震蕩時，大多時候都是女性充當了引雷針。”

問題是：她們其實并不是超人，女人也是人。在看似無往不利的超級表現之下，是不為人知的苦澀，許多超級媽媽說：“我不知道自己的感受。”

為了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她們不得不縮減個人需求，放棄閱讀、愛好、電視節目、訪友、運動，以及獨處的時間。就像緹娜?費（Tina Fey）描述的，她們表面上的光鮮之下，內心卻處于“在地雷區跳踢踏舞”的情緒邊緣。

對新一代女性來說，這是一個卡在中間的苦澀處境：雖然看似獲得了平等與解放，但她們所受到的壓力也急劇上升，這甚至引發了婚姻危機，因為她們發現，自己被要求得更多，但得到的支持卻很少。

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是：現代婚姻需要雙方努力維持，而社會上的所有變動，最終都不可避免地會波及婚姻內雙方的相處模式，如果彼此無法調整適應，那么勢必就至少會有一方承受著巨大壓力，可能彼此都發現維持婚姻已變得越來越艱難。

這一轉變的完成之所以很難，是因為這無法只取決于女性單方面的努力，而勢必有賴整個家庭結構的變動。到了現在這時代，很多男性倒也未必不肯做家務，但問題是，他們以為自己做的已經足夠了，但卻驚訝地發現，在妻子眼里這還遠遠不夠，這就造成了雙方的挫敗。

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差別是，女兒常常認為父親幫忙家務是因為“出于愛”，但男性在描述自己父親時，卻極少將他幫忙做家務和“愛意”聯系起來。

霍克希爾德在訪談了八對夫婦后發現，不同的家庭對此有不同的因應之道。

南希在人前扮演神采飛揚的超級職場女性形象，根據他們家庭內部的微妙分工，看上去夫妻倆似乎真的平分了家務，婚姻也幸福、正常，然而事實上卻是她承擔了第二輪班。

卡門其實比丈夫能干，但她卻繼續聲稱他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夫妻倆形成某種巧妙而默契的共謀，因為這種表面上的服從讓丈夫受用，既讓她在人前保持順從的妻子形象，又在人后將他帶進廚房——雖然她自己能搞定，但這種佯裝無助卻讓她丈夫樂于主動提供幫助。

杰西卡一家則代表著那種最緊張的婚姻組合：夫妻雙方都更關注事業而非家庭，誰也不愿意對家庭分工作出妥協讓步，哪怕她想在職場實現自我并期望得到丈夫的支持，但丈夫內心卻相信，她并不“真的想成為職業女性”，由此而來的種種誤會和缺乏彼此支持的爭論，使他們的婚姻處于無法消除的緊張狀態。

當然，最理想的是雙方都能妥協體諒，平等地承擔家務。兩位看起來最樂于主動分擔家務的“新好男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少年時期的經歷就已經在他們身上鑄就了某種動因，他們都在女性為主的家庭環境中長大，都曾反抗過“差勁”的父親，也都盡力避免長成他們心目中“直男”的樣子。

簡言之，并不是婚姻改變了他們，而是他們在步入婚姻之前，就已經為真正平等的家庭分工和性別角色做好了準備。

然而，像這樣的“新好男人”仍是少數個人的探索，公開挑戰流行的男性身份觀念，仍然不成氣候。在大部分男性不愿意或不知道如何轉變觀念、女性又無法推動這一轉變的情況下，這一曠日持久的性別意識變遷就成了“停滯的革命”。就此而言，真正的困難之處在于男性如何調整自我形象認知。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這一“未完成的家庭革命”最終的障礙，就是男性身份本身。

美國家庭在分擔、處理家務時，基本上只能在夫妻之間分擔，但在東亞則有所不同：年輕夫婦可以將家務“外包”給家政阿姨或老人。在美國，沒有老人會幫著帶孩子，人工費的高昂使得即便是中產家庭也很難請得起傭人，而在中國，這兩點看起來都不是問題。事實上，這是當下中國社會女性勞動力市場參與率極高的關鍵因素。

社會學者藍佩嘉在《跨國灰姑娘》中發現，同樣面臨“第二輪班”，臺灣職場女性發展出一種新的模式，那就是將家務外包給菲傭，但把那些情感性的勞作（如給家人做早餐、陪孩子閱讀）留給自己，以此既減輕自己的勞作負擔，又保持與家人的情感聯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家務外包模式所適應的社會結構更為保守，因為它意味著男性更不需要調整在家庭中的自我認知。

現在的問題是：國內當下正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既不放心老人帶孩子（何況同住也經常帶來各種矛盾與摩擦），雇傭阿姨的費用也水漲船高，有時竟然還超過主婦的工資收入，這使得原有的選擇正在逐漸縮小。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退回家庭，選擇當一個家庭主婦。從女性解放的角度來說，這不免令人唏噓：博弈的結果，竟然是女性的性別角色倒退回傳統、保守的結構之中，這本身就充分說明了中國女性的選擇何其有限。

這一家庭革命將走向何方，眼下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恐怕可以肯定：僅靠“超級媽媽”或“新世紀女性”是于事無補的，那只不過意味著一個不合理的結構將過多的壓力分配給責無旁貸的弱勢者。

說到底，要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只靠“新女性”，也需要“新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