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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偉丨手機與生產“現實”
?文 _ 王小偉(學者)
“千禧一代”生活在一個特別的時代,在他們出生之前,這個世界上已經有了手機,并已成為人們的日常用品。據說,“千禧一代”模擬打電話的姿勢,已經從用手比“6”發展成了以掌摸臉,這是因為通信設備的形狀發生了大變遷,他們可能不太理解沒有手機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樣的。好在手機的誕生時間不太久遠,追憶起來不太麻煩。
1888年,赫茲(Heinrich Rudolf Hertz)發現了電磁波。其后,無線電波通信技術開始為軍方所用。1973年,美國人馬丁·庫帕(Martin Lawrence Cooper)發明了第一臺手提電話。這個年輕人早年想加入貝爾實驗室,但貝爾實驗室無線電團隊的負責人尤爾·恩格爾(Joel Engel)認為庫帕年資尚淺,沒看上他。庫帕后來加入了摩托羅拉公司,經過多年臥薪嘗膽,發明了手機。成功之后,他的第一個電話就是打給恩格爾的,據說,這位主管在聽到他的聲音之后,長時間地陷入了沉默。這段逸事說明,手機從被發明出來就帶有某種權力特征,有了它就能實現權力倒轉,獲得控制未來的能力。

庫帕手持由自己創造的DynaTAC手提電話。
圖源:Wikimedia Commons
中國人最早接觸的手機就是由摩托羅拉公司生產的。20世紀80年代,一部摩托羅拉3200手機的定價大約是2萬元人民幣,而1985年國內職工年平均工資才1000元出頭。據《人民郵電報》報道,1987年,一名叫徐峰的商人豪擲2萬元,成為中國內地第一個手機用戶,還交了6000元的入網費。[1]現在回過頭來看,可能有人會覺得這不太值:當時,手機除了用來顯擺,還能有啥用呢?又不是沒有固定電話。
普通人對信息的理解是非常粗線條的。打過仗的人都知道信息的重要性,無線電、雷達通常是制勝法寶。商場如戰場,邏輯是一樣的。因為有了手機,徐峰可以隨時和港臺商人聯系,他的餐飲生意做得風生水起,成了廣州餐飲業的標桿。可見,信息實際上是一種權力。這一權力反映在兩方面:一,手機可以提供一些稀缺的信息,幫助用戶及時了解價格差,溝通各種具體事宜;二,在信息稀缺的年代,手機本身就能成為一個廣告平臺——有手機的人成了能夠隨時溝通的人,在茫茫人海中,成了高聳的燈塔。這種雙重能量的加持,確保了一個人的成功和顯赫。
早先,手機有一個霸蠻的名字——“大哥大”。大哥大在進入內地后,也是財大氣粗的人才能買得起,它的象征性甚至要超過其功能。早期,國內電信基礎設施并不是特別完善,大哥大信號很差,不能確保每次通話都能接通,但它的每次出場都能產生相當的震撼力。在我模糊的記憶中,我曾有一個叔叔在上海做碼頭生意,他回老家時,屁兜里就揣著一部大哥大。大哥大的厚度和高聳的天線使它極具視覺沖擊力:牛仔褲的前兜是裝不下的,裝在屁兜里則顯得鼓鼓囊囊,它的價格就相當于同等厚度的鈔票。
中國人常常通過物來丈量現代化生活的品質。過去,不少人理解的現代化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而現代化的生活就是好的生活。照此標準,我們早已實現現代化,幸福生活已經達成,可是很多人并沒有覺得特別幸福,有時候甚至還會覺得非常不幸,以至于患了懷舊病,覺得以前的日子更充實。懷舊是不用負責任的,因為人根本不可能回到過去。我因此對老一輩想要回到過去的企圖從未當真,因為我確信,若真有時光機器能一鍵讓他們回到過去,他們多半不會吱聲。懷舊的價值在于提示我們,手機及其背后的現代化承諾還不足以讓我們獲得持久的幸福。
一想到手機,大多數人對其的第一印象是“一個非常小巧的裝置”。近20年來,手機的樣子越來越小,功能越來越多,現在很多手表和眼鏡也都有通話功能。而至于未來,不少科幻作品渴望通過腦機接口技術把芯片植入大腦,通過腦波進行直接交流。手機之所以被看成一個設備,可能因為人是活在時間切片中的動物,視域范圍受限。人眼所見,只能是當下的東西,沒法歷史地看,后者需要理智訓練及證據支持。歷史地看,就是把時間的碎片縫合起來,看出一個東西的發展和生成,是一種有關存在的觀察。
歷史地看手機,就會發現它實則是一個龐然大物,小巧的外形不過是它龐大身軀的一個觸角。手機得以使用,需要先滿足一系列前置條件。現在,全球有500多條海底光纜貫通各大洲。[2]截至2021年底,我國累計建成并開通142.5萬座5G基站,更別提還有隱藏在深山和沙漠中的龐大數據中心。[3]全球的數據中心消耗了全世界生產總電量的近10%。[4]可見,所謂小巧的手機實則是一龐然大物,而且這個龐然大物每天還在迅速長大、膨脹,因為有越來越多的人在使用智能手機。

Signal Traffic
Lisa Parks & Nicole Starosielski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5
近年,國際學界不少熱心學者鼓吹將互聯網接入理解為基本人權,[5, 6]這一訴求說明,人類樂意從法律或哲學上完全接受這一龐大機器的降臨。任何飛奔的東西都令我感到恐懼,看到手機發展得如此迅速,被接納得如此暢快,我時常感到心理不適,認為這是一種反常的現象。
日常生活中,添置一件幾百塊錢的家具,甚或在飯桌上多添一兩樣食材,有的人可能都會做做反思,有點猶豫。但面對這樣一個巨大的機器,大多數人卻很少有遲疑:很多人都渴望買新手機,渴望接入更快的網絡,希望自己的手機的攝像頭像素更高。這導致很多手機的價格早已超過電腦,也大大超過了日常生活中的家用電器。
家電的價格一直在下降。在今天,多數空調、電視和冰箱的價格都已經降至幾千元,一臺手機竟可以賣到1萬元,某國產品牌手機的特定型號甚至要價高達2萬元。不過,很少有人覺得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一種解釋是,手機用得最為頻繁,其他電器反倒用得少些,所以手機價格高些也能接受。這是一個典型的雞與蛋的問題,其真正的邏輯可能是,因為你認為手機重要,所以用得頻繁,導致了高價。的確有一小撮人(例如一些固執的老人和虔誠的避世者)覺得手機一點也不重要,用手機的頻率也談不上頻繁,他們中的不少人仍然在堅持用只能接入GSM網絡(即所謂2G網絡)的諾基亞手機。
現在的問題是,多數人不僅接受手機,而且使用手機成癮。我們都能感到使用手機占用了太多時間,這些時間本可以用來做更有意義的事。有段時間,我特別沉迷于看短視頻,直到深更半夜還在看手機,這大大壓縮了我的睡眠時間——手機藍光很不利于人的睡眠,且人的深度睡眠恰恰又集中在深夜12點到2點這個時段。戒手機又是一個系統工程。若不玩手機,我可以選擇去看書,而在床上看書必須要坐著看,沒法躺著——書需要用兩只手來翻看,這就必然要求你保持坐姿;另外,看書還需要燈光。我的經驗是,當你快要睡著的時候才發現必須起身關燈,一起身很有可能導致睡意全無,也許正是因為如此,讀書無法取代手機成為睡前活動。

圖片來自Pexels @Ron Lach
和圖書相比,手機作為一種信息獲取和溝通設備,其自動化程度要高得多。手機無須依賴特定的時間、光線、場合,也可以提供大量服務。你可以在線聊天,可以看別人說話、吃飯,整個世界就在方寸之間。這樣一種徹底的自動化讓人陷入一種無休止的體驗之中。然而,和樂曲一樣,人也需要休止符。只有暫停使用手機,才能注意到它和其他物的關系,才能將它看作一個要素進行審查。而手機產業卻一直在努力克服這種休止。當下,快充技術使得手機電量從0充到100%僅需10分鐘。留給人類反思該技術的時間已經不到一刻鐘了。
以前,我們認為科技之所以是現代生活的象征,是因為它能夠提供一些便利性。就手機而言,最直接的便利是:原來聯系不上的人,現在打一個電話就能聯系上。但我們只重視手機的功能,卻沒有追問功能得以實現的前提,以及要實現這一功能的目的是什么。現在,有很多人開始慢慢理解手機技術得以可能的前提是一種集中控制邏輯。這一邏輯原來只用在工廠內,現在走進了日常生活。在現代社會中,手機變成了一種身份證,動不動要拿出來朝人展示,使之變得不可逃離。
技術哲學家唐·伊德(Don Ihde)在技術后現象學中提出了“多重穩定性”的概念。[7]這一概念說明技術常常以超出其預定功能的方式被使用著。現在的手機實際上早就不是通信工具了,而是一種平行世界生產機,使得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內容都被數字化了。在此過程中,我們當然獲得了一定的便利性,這種便利說服我們要把身體上的操勞當成純粹的負擔。但在傳統社會中,我們的目的總需要在物理現實中實現,現實生活總是要求我們的身體做物理性的移動和參與。手機的邏輯卻讓我們認同虛擬現實比物理現實更加真實,物理的要素、各種身體性的互動被認為是一種限制,是需要擯除的。
“操勞”和“辛苦”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構成性要素。關于身體的操勞之于生活的必要性,美國技術哲學家阿爾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以暖氣和壁爐為例來說明。[8]現代人過冬,通常在手機上交取暖費,一度讓家里的小朋友誤以為是手機吹出了暖風。在取暖設備出現之前,人通常要劈柴燒火或燃炭取暖。伯格曼認為暖氣和壁爐有很大區別。壁爐要求你對它付出操勞和繁忙:使用壁爐需消耗木柴,你要自己去伐木、去皮、劈砍,之后堆壘、晾干木柴,前前后后一通折騰后把木柴填入壁爐。然后你沖個澡,把壁爐引燃。此時屋外大雪漫天,你在爐前小酌,你的妻子在壁爐前給孩子讀故事,家貓在爐上打盹兒,一家人一邊取暖,一邊觀火。和暖氣這種徹底沉入背景、不引人注目的裝置完全不同,壁爐是家里的焦點事物。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Albert Borgman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伯格曼認為,雖然壁爐是一個物件,但圍繞該物件組織起了一系列的事情,這些事情構成了我們真實的生活。生活最為顯著的特點在于它是身體性、關系性、沉浸式的。圍繞壁爐,很多意義被生產出來——為了獲取燒壁爐用的柴火,你需要去森林里挑選一棵合適的樹,這個過程需要你的身心高度投入,你要察看它的樹齡、品種、枝葉,和周遭互動。環境和你的勞動構成了一個男人/狩獵者的角色。你要前往幽深之處捕獲用來“喂養”壁爐的“食物”。壁爐的溫暖是你的活動的一個偉大象征,你的妻子、孩子乃至家貓,都在享用你的狩獵成果。窗外紛飛的大雪是構成溫暖感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你一邊觀火一邊賞雪時,會感覺屋外更加寒冷,屋內更加溫暖。
反觀暖氣,從功能上來說,它和壁爐一樣,是取暖的工具。暖氣的最高級形式是地暖,它時刻提供熱量,但拒斥你對它的凝視。和一家人在壁爐邊觀火的情景不同,極少會出現一家人坐在地上感受地暖的情況,由此也缺少了一家人圍繞壁爐所建構起來的那種豐富的存在處境。在有地暖的家里,更常見的情景是:你坐在客廳刷手機,你的愛人在房里哄孩子,家貓蹲在窗邊發呆。屋外的大雪紛飛似乎也變得單調,因為它不再是構成溫暖感的成分之一,而墮落為一種天氣現象。地暖顯然不是家庭的焦點事物,它是一件沉入了生活背景的商品。世界被裝置化進而被商品化的傾向不斷蠶食,使得我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貧乏。

圖片來自Pexels @Craig Adderley
在當今時代,這種貧乏通過手機的轉譯被視作一種便利。手機是一個形而上學機器,它正在且時刻生產著一種世界圖景。在這一圖景中,只有最直接的目的被認為是有意義的,而與目的相關的一切操勞和繁難都被視作負擔,這導致了一個重要的心靈變化:人們對虛擬的現實越來越寬容,而對當下的現實越來越苛刻。同時,手機上的各種App不斷提供著海量的濾鏡,將經過各種技術/權力場域扭曲過的景象系統地提供給用戶。
當虛擬現實蜂擁而至時,當下現實受時空限制,只能成為片段式的體驗,在小范圍內生成與供應。在量和強度上,虛擬現實都遠遠壓倒了現實,以至于有的人的精神世界出現了某種倒錯,即認為虛擬的現實要比當下的現實更加真實。這使有些人陷入了焦慮:相對于虛擬現實,當下的現實里究竟有什么是值得珍視的?政治哲學家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曾提出一個叫“體驗機器”的假想實驗,這一實驗近來又被心靈哲學家大衛·查爾莫斯(DavidJ. Chalmers)做了不少改進[9, 10]:假如有一臺快樂機器,當你接入這臺機器后,就可以自此充實且幸福地生活在比特世界中,請問你愿意接入嗎?在我看來,手機就是“快樂機器”的1.0版本。隨著手機技術的不斷發展,最終這臺體驗機器會變得逐漸完美。但如果你問我是否愿意接入,我的答案是“不”。我常感到在短暫且殘缺的現實之中有一些非常堅硬的東西,它們不一定給我帶來快樂,有時甚至會帶來痛苦,但一旦丟開它們,就會感覺自己背叛了什么。這種直覺或許是一種偏見,但至今我也沒能把它們的肌理想清楚。
參考文獻:
[1] 黨鵬, 羅輯. 手機簡史[M]. 北京: 中國經濟出版社, 2020.
[2] 數據參見: https://www2.telegeography.com/submarine-cable-faq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3] 孫薊濰. 中國5G基站總量占全球60%以上[N/OL]. 央視網, https://tv.cctv.com/2022/02/12/VIDE5iWBNp09oaHiwbC4PitS220212.shtml.
[4] 柏生. 要數據還是要環境?數據中心能耗未來將突破全球電力近10%! [N/OL].Techweb, http://www.techweb.com.cn/cloud/2021-08-04/2852300.shtml.
[5] TULLY S. A Human Right to Access the Internet? Problems and Prospects[J].Human Rights Law Review. 2014, 14(2): 175-195.
[6] REGLITZ M. The Human Right to Free Internet Access[J]. Journal ofApplied Philosophy, 2020, 37(2): 314-331.
[7] 唐·伊德. 技術與生活世界: 從伊甸園到塵世[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8] BORGMANN A.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APhilosophical Inquir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9] DENICOLA D R. A Reader in Moral Philosophy[M]. Peterborough:BroadviewPress, 2022.
[10] CHALMERS J D. Reality+: Virtual Worlds and the Problems ofPhilosophy[M]. London: Penguin UK, 2022.
(原載于《信睿周報》第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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